近期，内地经济学家就债务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没想到这场辩论居然火出了圈，引发了更广泛的社会探讨。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债务问题比较突出、备受关注；二是疫后中国经济重启困难重重。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债务？当下扩张债务能否重启经济呢？
起初，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发表文章《债务是重启经济的关键》指，需要通过债务扩张来拉动消费、拯救房地产和重启经济。其后，西京研究院院长赵建发表多篇文章予以反驳，其中《中国不能再吸食债务鸦片，要重新激活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一文言辞比较激烈，反对大规模借债刺激经济。继而，中银首席经济学家徐高撰文《将债务比作鸦片错得离谱》质疑“债务鸦片论”，反对将“债务妖魔化”。
刚过去的周日（2月19日），赵建与徐高进行了一次直播连线，围绕“如何看待中国的债务问题”进行了一百分锺的辩论，在“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的微信视频号上吸引了4.3万人观看。
扩大债务激活经济代价高
在笔者看来，债务，既不是鸦片，也不是甜甜圈。
关于债务，经济学界有两个基本常识不容辩论：一是债务中性，债务既不是魔鬼，也不是天使；二是杠杆极限，任何主体包括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不可能无限借债。
经济学家在这两个常识基础上讨论债务才有意义，进而聚焦到两个具体问题：一是算细账，即当前中国各级政府的债务状况，包括债务规模、负债率、利率、即将到期的债务规模、债券融资的投资收益率、财政收入及偿付压力等；二是怎么做，即作为决策者接下来该如何安排债务及其配套措施，包括增加或削减债务规模、化解地方债务风险、调整优化中央地方财权事权、节省财政支出、提高公共投资收益率和财政支出乘数效应等。
凯恩斯主义者通常主张政府在经济衰退时实施逆周期调节，借助公共信用扩张货币和财政增加政府投资，发挥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带动私人部门投资和消费，最终推动经济复苏。不过，政府大规模借债投资容易导致公共资源浪费、边际收益率下降、政府债务风险、通货膨胀、资产泡沫、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尽管全球主要国家均大规模借债，但不能简单对比、盲目效仿，政府借债刺激经济应当认真算账、慎之又慎。
当前中国经济陷入“两难”，经济重启困难大，三大部门负债率高，扩张债务的空间小，刺激经济的风险大。缺乏市场价格刚性约束的各级政府更需要把自己的账算明白：还能不能继续借债、借多少债，投资回报率多少，能否覆盖利息，亏本还是赚钱？企业和家庭部门负债率高、持续缩表，政府大规模投资如果无法带动企业和家庭跟进投资，会不会增加债务风险？如何防范政府债务继续扩张带来的通胀风险、资产泡沫风险和债务风险？
最近十多年，中国政府债务整体呈现增长快、结构性的特点。2021年末，中国中央政府负债率为20.4%，远低于美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的中央政府负债率；地方政府负债率为26.7%，债务余额为30万亿元（人民币，下同），显性债务不算高。不过，中国政府的债务风险主要集中地方政府城投平台积累的隐性债务。公开数据显示，城投债有息债务高达44万亿元，整体规模庞大，偿债负担重，债务滚续频繁。
在中国西南、西北地区，不少融资平台负债累累，个别已出现严重违约、面临债务重组。以贵州遵义道桥为例。2022年12月30日，贵州遵义国有融资平台遵义道桥建设（集团）发布银行贷款重组公告，对其背负的全部155.94亿元银行贷款统一展期至20年、利率调整为3至4.5厘，且前10年仅付息不还本、后10年分期还本。
根据债券中期报告，2022年上半年遵义道桥营业收入只有6.73亿元，归母淨利润-2.86亿元。账面资金仅为6.01亿元，较上期下降约45%，而且有95%为受限资产，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只有3000多万元。而这家公司的总负债达到458.58亿元，除了这次展期债务外，遵义道桥还需要偿还信用债、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以及其他债务合计300亿元左右。
城投债已成为政府债务风险的集中地，债务规模庞大，负债率高，偿付集中到期，偿付能力不足，投资收益率低，地方财政压力大，局部债务违约。那么，重启经济还能继续依靠债务扩张吗？
支持民企力拓科创
笔者认为，债务问题不能靠更大的债务泡沫来覆盖，只有发展才能根本上解决债务问题。那么，应该如何制定发展规划呢？
在制度层面：财政体制改革，包括精兵简政，节约财政，强化财政纪律约束，降低税率和交易费用；减少低效基建投资，增加公共福利投入；优化央地财权事权，释放地方活力。在“瓦格纳加速期”，政府需要将财政支出方向从公共投资转向公共福利，将有限政府信用和债务扩张能力用于保障普通家庭的养老、医疗、住房、生育、教育等公共福利，通过改善家庭收入促进家庭消费，进而推动经济正向增长。
此外，调整优化央地财权事权，地方支出责任大，但税收少、借债能力弱，中央授债的同时还需要授信，一定程度上提高国债比重，降低地方城投债规模，限制高风险地区的公共债务扩张。通过重新匹配地方责权，加大地方自主权，加大地方承担公共福利开支的能力，释放地方活力，激励地方支持民企发展。
在市场层面：重启经济的本质就是重启市场，民企是重启市场的关键，支持技术创新才能走出困境。在国民经济中，民企的作用可以概括为“56789”，即贡献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作为中国经济的主体力量，民企才是经济重启的关键，技术创新才能解决问题，而不是光靠政府借债投资。
近期，微软投资的ChatGPT横空出世，为处于技术红利衰退期的美国市场带来了惊喜。实际上，美国企业持续不断地技术创新，是美国经济保持领先的根本动力，也是支撑美国政府大规模借债的核心力量。过去，中国民营企业快速发展、尤其科技类企业迅速做大，我们并没有特别担忧债务问题。如果ChatGPT出现在中国，中国民营企业依然保持经营的活力，债务问题不会那么棘手，大家对经济复苏也更加有信心。
因此，政府在增加公共福利支出的同时，需要将有限的债务融资从无效低效的基建投资转移到更高效的新基建和科技产业；将“投资基建带动企业投资制造业、家庭投资房地产”的发展模式转向“投资新基建、科技产业带动民企投资高端制造业（技术产业）、家庭投资金融资产”。
中国制造业眼下面临着外贸需求下降与国际局势复杂化的冲击，企业投资意愿下降；房地产泡沫风险增大，市场遭遇信用危机，家庭投资信心低迷；基建投资的乘数效应持续下降。在此背景下，持续增加基建投资，无法带动民企投资技术产业。与传统基建不同，新基建是高风险、高度分工、技术密集的产业，其技术主要来源于市场上的民营科技企业。政府投资新基建无需要也无法大包大揽，重点投资基础科学和建设基础网络，进而带动并鼓励民企投资高端制造业、科技产业。
近些年很多人担心，平台企业是不是太大了。但如果要发展人工智能、想要技术创新，还是需要继续支持做大做强平台企业。平台企业为人工智能提供算力、数据和资本支持，进而驱动芯片等硬件制造业创新。在技术创新中，政府与民企是一种协同关系。当市场上成长起一批技术卓越的软件、芯片、通信、新能源等技术强大的企业，所谓“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政府从庞大密集的技术市场组织资源便可建立强大的新基建。
当前，政府对新基建、基础科学的投资更可能带动民营技术企业跟进投资。房地产企业负债累累，科技企业负债率普遍偏低、现金流状况较好，更有能力和意愿扩大投资。但是，归根结底，政府债务高企、经济重启困难、福利支出扩大等一系列问题，最终只能靠民企发展、技术创新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