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奴隶制，是世界大部分国家历史上所经历的一种生产力制度。在古代社会生产力较低的水平下，奴隶制社会为奴隶主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本，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在西方古代历史之中，古罗马共和国的人口组成之中有20%的人都是奴隶，他们可以在市场上被任意买卖，古罗马社会的奴隶没有任何人权，甚至可以随意被奴隶主杀掉。
不过，由于古罗马社会奴隶制度的逐渐完善，对于奴隶的保护制度也一直有法可循，因此主人虐待奴隶的事件虽然时有发生，但是还不是普遍现象。在罗马帝国成立之后，各个王朝都曾经颁布过保护奴隶生命权的一些方案，比如在弗拉维王朝时期，罗马帝国皇帝曾经三令五申，禁止奴隶主在任何场合毫无缘由地将奴隶杀害；克劳狄一世在位时，如果奴隶主放任奴隶因病而死，那么奴隶主本人就会被判处谋杀罪。
尽管如此，奴隶制也仍然是人类历史上最残忍无情的社会生产制度，因为奴隶的一切都归奴隶主所有，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一旦生产力到达一定繁荣程度的时候，奴隶制度几乎是被最早抛弃的野蛮生产制度。在这种极端不平等的劳动条件之下，奴隶会因为受到残酷地剥削而厌恶劳动，从而故意破坏生产工具和田地，造成生产效率的极端低下。
因此，对于古罗马帝国来说，在繁荣的安敦尼王朝时期，奴隶制的不利因素尚且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掩饰，但是一旦帝国走向动乱，那么奴隶制带来的一系列对生产力的桎梏就会以数百倍的强度反馈到奴隶制本身极其脆弱的建立体系之下，最终导致整个罗马帝国奴隶制度的迅速消亡。
导火索——安敦尼王朝末代昏君康茂德
安敦尼王朝是古罗马帝国之中的一个代表性王朝，其中的前五位皇帝都是罗马帝国历史上颇有作为的明君，但是在安敦尼的儿子马可·奥勒留和维鲁斯相继因为感染瘟疫去世之后，罗马帝国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首先，一种莫名其妙的瘟疫开始在罗马帝国内部四处蔓延，罗马帝国的兵源随之锐减；其次，位于帝国北方的日耳曼部落正在崛起，对于罗马帝国的边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此时，终结安敦尼王朝盛世的末代君王——马可·奥勒留的亲生儿子康茂德登上了内忧外患的罗马政治舞台。
公元180年，他的父亲马可·奥勒留在日耳曼前线的战斗之中不幸因为感染瘟疫而去世，继任的康茂德立刻召回了在远方征战的罗马军队，并且在形式对罗马十分有利的情况下和日耳曼人缔结了和平条约，从此之后，康茂德再也没有率领罗马大军发动过对外族的入侵，似乎从表面上来看，康茂德罢兵止战，似乎有明君之相。
然而实际上，康茂德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残暴帝王。尽管在即位初期的前2年时间，康茂德在罗马元老院的监视之下还不敢太过放肆，但是在公元182年，他的亲姐姐鲁琪拉策划了对康茂德的暗杀行动。刺杀失败后，盛怒之下的康茂德将自己的姐姐流放到孤岛之上，并且将受到牵连的几位罗马元老院重臣全部绞死。从此之后，罗马元老院和康茂德的矛盾日益激化，最终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自从处理了这次暗杀事件之后，康茂德变得更加荒淫无道。他不仅随意处死罗马元老院的高级官员，还沉迷于古罗马的角斗场，并且声称自己是古代大力士海格力斯的后代，使得处理政务的大权先后落在他的几位近卫军长官手中，他们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罗马人民的强烈不满。
公元192年末，康茂德被他的近卫军长官莱图斯用绳索勒死在浴池之中，从而结束了他12年的腐朽统治，随后罗马元老院一致通过了对于康茂德的处罚决定，将他的名字从罗马皇帝的历史之中抹去。但是，康茂德的死并没有为罗马帝国带来多大转机，此后来自北非的塞维鲁趁机率兵入侵罗马，最终夺取了罗马皇帝的位置，建立起了短暂的塞维鲁王朝。
三世纪危机与罗马奴隶制度的穷途末路
由于塞维鲁出身行伍，因此他在位期间完全将罗马元老院丢在一边不管，企图通过对外扩张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转移国内矛盾。临终之前，他对两个儿子的遗言更为有趣：“只要你们和平相处，让手下的士兵们赚得盆钵满腹，罗马帝国就没有什么可以忧虑的了。”因此，塞维鲁去世之后，他的后裔们出了不少暴君，他们大量犒赏罗马近卫军企图维持自己的统治，但是却导致军队更加骄横，近卫军弑杀皇帝另立新主的事情时有发生。
公元235年，力图维持和罗马元老院关系的罗马皇帝亚历山大被亲军马克西米努斯弑杀，年仅26岁。从此之后，罗马帝国进入了“五十年内乱”之中，在此期间，罗马帝国出现了26位皇帝，但是有25位都是非正常死亡，几乎平均每2年就会更换一位帝王，这就使得罗马帝国逐渐陷入分崩离析之中，高卢地区趁机从混乱的帝国分离出去，成立了独立的高卢帝国。
而伴随五十年内乱所产生的，正是严重威胁罗马帝国的“三世纪危机”。不同于罗马帝国之前所遇到的任何危机，这次危机并非罗马人发挥自己不怕困难的精神就能挺过去，之前罗马帝国内部隐藏在繁荣表象下的各种社会问题如同火山爆发一般喷涌而出，从而加速了罗马奴隶制度的衰亡，具体来说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由于古罗马社会动荡加剧，为了满足上层阶级贪得无厌的需求，罗马奴隶主开始更加血腥地对奴隶进行残酷剥削，使得大多数奴隶都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中悲惨死去，从而激起了更多奴隶的强烈反抗。而大量奴隶的反抗和逃亡使得罗马帝国很多用于耕种的土地处于荒芜状态，加速了罗马奴隶制度的崩溃和消亡。
对此，著名罗马农业作家瓦罗在自己的著作《论农业》之中哀叹罗马农业的衰败：“（罗马农业的衰落）并不是来自于上天的惩罚，而是我们自己的过错，因为我们将罗马农业以残暴的方式交给了一群并不适合照顾土地的奴隶去做，为了表示自己被压迫的不满，他们（奴隶）故意破坏农业耕具，使用粗暴的方式对待牲畜，他们从来不关心种子撒在农田之中的收成，甚至在收获谷物的时候偷偷私藏起来一部分。”
第二，由于罗马帝国内部忙于争权夺势，因此无力调用军队对帝国外的蛮族进行大规模的入侵，使得通过战争俘虏而来的奴隶数量越来越少，间接导致了奴隶市场的价格暴涨。面对价格危机，部分奴隶主企退让奴隶们自行繁衍，通过教育来培养下一代奴隶，但是这样做的所付出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太过高昂，因此导致奴隶主使用奴隶耕种农田或者建设工程所能获取的利益越来越少。
第三，帝国上层的需求无度更是加速了罗马奴隶制度的消亡。由于之前的塞维鲁开创了军人干涉政治的先例，因此在罗马帝国动荡的五十年内乱之中，罗马皇帝的近卫军已经扩张到了异常臃肿的程度，为了举行各种盛大的节日，罗马帝国的公共财政支出更是不堪重负。公元3世纪时期，罗马城一年之中用于庆祝节日的天数为175天，而庆祝公共节日所需要的巨大开销全部由罗马国库进行报销。
为了弥补财政上的亏空，罗马帝国开始对各地行省和城市征收重税，并且如果城市所上交的税收不能满足最低限额的话，就需要当地的行政长官自己掏腰包进行补足。除此之外，罗马帝国还频繁更换货币，缩减货币币值，仅仅在三世纪，罗马金币的含金量就缩水了17%，而银币更是令人发指，含银量一度低至2%。在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环境之下，大量缩水的货币势必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甚至部分地区不再信任罗马帝国发行的货币，最终采用以物易物的古老方式进行生产资料交换，而这也直接导致了罗马城市经济的严重衰退。
尽管当时的罗马帝国已经陷入了多事之秋，但是帝国的继任者并未放弃对帝国的拯救措施。公元284年，戴克里先登上罗马帝国皇位，初步稳定了自己的地位之后，他立刻开始着手进行改革，来挽救罗马帝国濒临崩溃的经济。
首先戴克里先进行了手段强硬的货币改革，为了重新塑造帝国货币的信誉，他重新发行含金量较高的货币企图维持市场稳定，但是由于发行量太过低，在加上极其恶劣的市场流通环境，戴克里先拯救帝国货币信誉的行动还是宣告失败了。
为了限制物价上涨，戴克里先曾经在公元301年直接颁布了粗暴的《价格限制令》，超过最高价格销售物品的商人将被一律处死。但是由于戴克里先规定的价格太过低廉，远远不足以支撑生产成本，因此这项政策遭到了当时罗马人民的强烈抵制，限价法令也随即成为了一纸空文。无奈之下的戴克里先只能依靠计划经济，来保证帝国和军队的必要需求物资，而放任平民经济自生自灭。
在戴克里先去世之后一个世纪之中，罗马帝国获得了暂时的和平与稳定，但是，这一切只不过是罗马帝国奴隶制崩溃前的“回光返照”，以奴隶制为主要支撑的罗马帝国早已经积重难返。随着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的彻底灭亡，古罗马帝国的奴隶制也随着帝国的荣光而彻底消逝在了欧洲历史的漫漫长河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