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有人说，北宋年年赔给契丹辽国几十万岁币，实际上是为了灭亡辽国，可能很多人会认为是胡说八道。这也难怪，毕竟这种事情无论怎么说都感觉有点扯，但却在历史上真的发生了。
很多人对“澶渊之盟”的认知，大概就是北宋在战场上取得优势的前提下，却接受了“年年赔款”的屈辱和约。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要想认识“澶渊之盟”的历史真相，单凭结果是不行的。
突如其来的“王对王”，宋辽双方同时进退两难
宋辽之间的这一次战争爆发于1004年秋，而终止于1005年的1月，仅仅持续了半年，但这前后发生了一些非常戏剧性的事情。
辽国的这一次入侵很奇怪，是由实际掌权的萧太后携带着辽圣宗进行的御驾亲征。通常来说，“御驾亲征”的背后往往有着重大的战略目的，为了达成所愿不得不借此鼓舞士气，多是一种被迫行为。
然而，辽国在战略优势下进行了“御驾亲征”，这就难免让人误以为，辽国要发起一场灭国之战。这个错误的信息，使得北宋朝堂分为了旗帜鲜明的两个派别，即以寇准为代表的“迎敌”派，和以王钦若、陈尧叟为代表的“南逃”派。
北宋都城汴梁无险可守，之所以能成为一国首都，是因为北方其他城市更容易遭到战乱威胁，而南方的粮食向北最远也只能运到这里。现在辽国南下势如破竹，一些重臣认为没必要拿身家性命和汴梁共存亡，迁都南京或者成都更安全。
但宰相寇准认为，宋朝只不过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并非辽国多么强大。毕竟，两国打了二十多年的仗，互相都知根知底。辽国的“御驾亲征”应该不是灭国之战，而是内部出了问题。
这很容易猜到，辽圣宗登基时才11岁，萧太后摄政，而此时辽圣宗已经32岁了却还没有亲政，辽国内部权力斗争日趋尖锐。萧太后想要继续把持朝政，就必须通过源源不断的好处来笼络人心，压制那些支持辽圣宗的部族。
此次“御驾亲征”，就是为了向各部族证明，萧太后可以通过战争让各部族获得足够的好处。说白了就是“转移矛盾”，通过“外患”来解决“内忧”。
想明白了这一点，事情就简单多了，不就是“御驾亲征”吗，谁不会啊。于是宰相寇准力请（胁迫）宋真宗北上，直接在澶州城下“王对王”，把难题再次抛给了辽国。
这事儿就难办了，宋辽谁都不能退，否则就真的成了“灭国之战”。可没想到，一次意外事故打破了僵局。
“南逃”派王钦若的两句谗言，让“澶渊之盟”变了性质
宋辽历来互有胜负，辽国主要依靠机动性高的骑兵，主动性强，战果更大一点。但宋朝也形成了完善的步兵体系，防守严密，只要列好阵势，辽国骑兵也不敢冲阵。更何况，辽国攻城技术很差劲，而宋朝守城的能力却很强。
这样一来，辽国自然就“急”了，宋朝家大业大耗得起，辽国却不行，补给线太长不说，更不能耽误明年的活计，否则通过战争劫掠来的物资根本入不敷出。
于是，辽军主帅萧挞凛亲率十余骑在澶州城下诱战。
宋朝守军一看，还有这好事儿，连忙用守城的八牛弩瞄着萧挞凛将旗所在的位置一通乱射。这种弩的弩箭就像一根铁枪，射中基本上就没救了，而萧挞凛就这么被射死了。辽国乍闻噩耗，士气骤降。
寇准又请宋真宗上澶州城楼，故意让众将士看到皇帝亲来督战，几十万军民士气大振。再加上杨延昭（小说里的杨六郎）等率军从侧翼杀入辽境，此消彼长之下，这场战争必须有人做出让步了。
辽国请和，宋真宗也害怕双方真打起来不可收拾，连忙答应，并嘱咐使者曹利用，只要不割地，什么条件都能谈，就是辽国要钱百万都可以给。
寇准因为之前主战，现在不好改口同意和谈，但他私下里也对曹利用表态，钱可以给，但绝不能超过三十万，否则回来就砍了你。
这句话其实是说给辽国听的，宋朝底线就在这，辽国要是敢狮子大张口，那他这个宰相就撕了盟约，砍了使者，双方继续打。反正宋朝耗得起，你辽国为什么“御驾亲征”心里没点数？
辽国也知道轻重，反正已经抢了不少物资，战场上没得到的也能在谈判桌上得到，足以安抚各部族了。
而“澶渊之盟”达成后，宋朝内部却出现了一件更好玩儿的事。
寇准力请宋真宗“御驾亲征”的策略取得了重大成功，被大加封赏，那么之前王钦若、陈尧叟等“南逃”派就必然要被清算。
为了自保，王钦若问了宋真宗一个问题，陛下不感觉羞耻吗：
“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
也就是说，被逼无奈下签订屈辱和约都是件很丢人的事，何况宋朝还是在打赢了战争之后签订了这么个玩意，就更丢人了。
一番话浇灭了宋真宗打赢战争的热情，王钦若又趁机对宋真宗说了另一番更为阴狠、诛心的话：
“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尽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
说寇准力请宋真宗亲征，实际上就和输红了眼的赌徒一样，以皇帝当筹码，孤注一掷。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如果没有宋真宗的“御驾亲征”，赢了战争是宰相寇准的功劳，输了也是寇准的罪过，若是割地赔款，被史书臭骂的也是寇准。但有了宋真宗的参与，赢了还是寇准的功劳，输了却是名义上的主帅宋真宗背锅，最后被钉在耻辱柱上的也只是皇帝而已。
宋真宗想明白了其中的弯弯绕，顿时对寇准好感大减，没多久就将其贬斥出京，而主张“南逃”的王钦若却当上了宰相。
但无论人事上如何变化，“澶渊之盟”却一直为宋朝所坚持，后来两次增加岁币，甚至不惜割让土地，也依旧要维系这一纸盟约。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澶渊之盟”的内容有问题，辽国正在一步步走进已经设好的陷阱里。
两国签订的盟约里，隐藏着辽国未曾发现的陷阱
“澶渊之盟”的内容不多，总结起来就四条：
一、宋辽为兄弟之国，宋真宗为兄，辽圣宗为弟；
二、划定国界，彼此不得隐匿越境盗匪，不得在边境上增筑城隍；
三、宋朝每年给辽国30万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
四、边境设榷场，贸易互市。
但就这短短的四条盟约，每一条都隐藏着宋朝设下的陷阱，从实际情况来看，辽国并没有发现。
首先，盟约里虽然认定宋辽为兄弟之国，但“兄”与“弟”的关系具体到了某一任皇帝，这里面就有说道了。
宋朝君臣猜到了辽国内部不稳，盟约达成后两国短时间内不会有大战，那么辽国就将进入内耗阶段。一旦辽圣宗出了事，如果其子嗣继任，就比宋真宗矮了一辈；如果是另外的宗室继任，那么宋朝也可以在合适的时候撕毁盟约，以“为兄弟复仇”为由讨伐辽国，并取得其国内一部分人的支持。
其次，国界上不能增筑工事，宋辽双方都很难在边境上增加兵力，但宋朝本来就以防守为主，并不算吃亏。此后又在边境上种植树木，挖掘池塘河湖，也让辽国骑兵不能大量南下。
而其中最为关键的，还在于“岁币”和“榷场”两条。
表面上看，宋朝每年赔给辽国30万岁币，相较于之前每年超过3000万的军费开支来说，尚不足百分之一。但账不是这么算的，没有了更多的军费消耗，省下的人力、物力就可以用于生产。也就是说，宋朝非但省去了支出，还有更多的收益入账。
而这30万岁币去哪了？寇准又为何要限定30万这个底线？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契丹辽国虽然也是一个建章立制的国家，但实际上其内部由非常多的部族联合组成。每次与宋朝开战，士兵的军械、马匹多是自备，这对众多部族来说是一笔非常大的开支，但换来的是可以留下一部分劫掠来的物资。
也就是说，之前辽国的战争收获是自下至上的集中，先由小部族留下一部分物资，剩下的才会交给上层贵族。
但“澶渊之盟”后就完全变了，宋朝每年赔出的30万岁币，是直接给辽国上层贵族的。这些财货没有成本，又不用分给其他小部族，所以上层贵族所得实际上并没有减少。
之前小部族出人、出钱、出力，所以才能占有一部分收获；现在不用付出代价，自然也就拿不到收获，只能专心生产；而区区30万岁币，又远远不够上层贵族用以拉拢众多的小部族。这就极大地减弱了小部族对上层贵族的依附。
辽国贵族不缺基本的生活物资，所以在拿到这些财物之后，转手与宋朝换成了诸如瓷器、茶叶、丝绸等奢侈品，也根本无法对国力有所增幅。
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辽国上层贵族体会了更为安逸、奢靡的生活之后，很难再热衷于高风险、高投入的战争。他们更倾向以更多的财物来换取更多的用以享受的奢侈品，对宋朝的态度也无非是敲诈更多的“岁币”罢了。
“澶渊之盟”后百余年的和平岁月将辽国的勇武之风逐渐消磨，军队的战斗力直线下降，最终诞生了一个2万女真士兵大破70万辽军的军事传奇。
但话又说回来，“澶渊之盟”是宋朝的耻辱吗？当然是耻辱！
可是在一个武人无能的时代，总不能指望文人去上阵杀敌，战略谋划、智计交锋才是他们的“主场”。战场上打不过别人，这已经是在谈判桌上能取得的最好结果了。
按照“澶渊之盟”的剧本来说，辽国的勇武之风被逐渐腐蚀，宋朝也应该趁此机会整顿武备，厉兵秣马，奋发图强才对。然而，百余年的和平不仅侵蚀了辽国，同样也让宋朝忘记了“居安思危”的道理。
所以，本为灭辽之策的“澶渊之盟”未竟全功，虽然成功地“灭”掉了辽国，但并没有让北宋改变孱弱的现实，更未能改写仓惶南渡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