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睿称帝后，为何与道王共天下？
建兴四年（316年），长安失守，闵帝被擒。次年，逃出长安的平东将军宋喆抵达建康（即改建业，避闵帝忌讳），宣诏赐司马睿为“舍万吉”，司马睿被称为晋王，年号建武，东晋实立世家。次年，闵帝驾崩的消息传出。在百官劝说下，司马睿称元帝，改元大兴（318年），建都建康。
但司马睿一直对王导非常尊重，称王导为“忠父”。元明成三个朝代，王导的地位一直很高。成帝给王导的诏书，总是用“恐言”、“突语”、“敬白”等语言，而且还亲自到王导府拜见王导夫人。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因此，史家称此时“君马共天下”。也就是说，从东晋建立南晋的第一天起，就是以司马氏为首的皇帝和以王氏为首的士族共同统治天朝。对比下面的情况，西晋的王权超过了士族。这无疑是东晋的一大变革。在这方面，王家可以说是首当其冲，其次是余家、桓家和谢家。
以王氏为首的南北士族拥护司马睿，完全是无奈之举。永嘉之乱后，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金家成为了国家和民族的象征。为了建立一个新的王朝，不仅会遭到南北军民的一致反对，统治集团内部也不可避免地会爆发出一系列难以预料的灾难。此时此刻，拥有金氏名号，修炼金氏正朔，是南北士族维护家族名誉，进一步扩大财富的最佳选择。既然西晋氏族已亡，司马睿名义上是东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更重要的是他承认王权与士族平行，所以提拔司马睿无疑是对士族最有利的。.八王之乱是西晋王室之间的一场争斗。东海王司马越无法制服士族，想拉拢琅琊王氏，号召士族维护自己的统治。当然，有他保护的司马睿也没有别的办法。以他与皇帝稀疏的血缘关系，如果不能容忍王权与士权并行的局面，就很难得到士族的支持。它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和族群矛盾激化的产物，也是皇室与士族在权势利益约束下相互利用、勾结的产物。保持王权与士权的平衡，保持士族权力的平衡，已经成为维持东晋政局相对稳定的基本国策，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虽然号召北伐，但其实只是想守住江河的安全，唯恐北伐破坏了这种平衡。
就连北伐，也时常借北伐之名，争权夺势。个别权臣想借助北伐来提升自己的地位，取代金朝。这势必会遭到皇室和其他贵族世家的反对。就这样，东晋时期的北伐虽然次数不少，但总是在大好形势下突然停止，往往以失败告终。另一方面，在东晋上层统治集团内部，一旦失去这种平衡，就意味着内乱的来临。
事实上，这种平衡极难维持，所以大大小小的内乱一直持续到东晋。王导是这项国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概括起来，这项国策可以概括为“廉政安民，安抚新人”八个字。可以放手到“网漏吞舟”，本质上就是让士绅为所欲为。“新义”指日后南下的北方士族，“旧”指较早南渡的北方士族和江东士族。“扶岁新旧”，就是使南北士族获得奴役百姓的特权，都有利可图。在这种情况下，南北士族竞相吞并土地，隐藏眷属人口。
土地兼并空前激烈，名山大川也被士族掠夺。致使百姓无渔猎樵田，进入禁地还要交纳租税。一些官僚，如京口（江苏镇江）的刁魁，占有土地万顷之多，这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南北权贵拥有的眷属农民，超过了封建政府控制的私户。有人惊呼这是“国富家富”。禹违反“太平治安”原则，痛斥土豪，被免职。他要求再留20天，被上级拒绝。官员的腐败和盗窃更为普遍。一旦发生案件，多半会杀掉个别官员，责怪地方官员下台调职。“送死”成为合理合法的行为。一些官员不仅席卷国库，还掳走大量士兵和官员为奴。因此，东晋政治与西晋无异。
也有人指责王导如此眼花缭乱。王总得意洋洋，对人道：“有人说我糊涂，后人会怀念我糊涂的。在权力分配上，北方的贵族占绝对优势，南方的贵族处于附庸地位。”南方士族对此极为不满。建兴元年（313年），在“三定江南”中享有盛誉的周密谋起兵，因泄密而失败，悲愤而死。他的遗言是让儿子周歇为他报仇。谢终于召集了一些南方士绅联手声讨王道，一时响应的人很多。只是因为叔叔周札的优柔寡断，王朝很快就失败了。司马睿和王导，因为周氏势力很大，牵扯到不少南方士族，怕自己处理不慎，引起大变，所以采取了平息这件事的态度。
但南方士族终究是不甘心，只要有事，大都愿意兴风作浪或推波助澜。在东晋的种种举措中，值得一提的是设立谯州郡，这不仅有利于北方士族的官职设立，也有利于南迁华侨的安置。南。这套制度规定，属于谯州县的人，可以享受免税免役的待遇。这有效地吸引了北方人南下。长期以来，在民族矛盾的驱使下，北方人如潮水般涌向南方。他们丰富了南方的劳动力，从北方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促进了南方的发展，为我国经济重心南移奠定了基础。根据。
东晋君主兼大臣勾安江标，绝不是说没有人主张北伐。真正鼓吹北伐的人还有很多，只是没有进入权力中心。事实上，在司马睿东征之后，北伐的声音一直很大，尤其是长安和洛阳相继失守，更是激起众怒，司马睿不得不找借口。因为如果让他们放弃这面旗帜，对他们来说是极其不利的。祖提北伐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