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死罪和徒流罪办事是（朱）元璋新创的办法。”因为早年被贪官污吏害得生活悲惨，所以明太祖朱元璋十分憎恨贪官污吏，对于贪污罪刑罚极重。
然而，在惩罚加重的同时，朱元璋给出的工资体系却不够合理，这就导致朝堂上的官员越杀越多，最后到了官员人数少到不够工作的地步了，朱元璋就发明了戴死罪。
“便十族奈我何？”朱元璋在位时期，执法严厉，威慑力极大。虽然朱元璋并不认为这么做有什么错，但也明白，国家到了该实行仁政的时候了。
朱棣上位之后，虽不断加强军事，极大维护了周边稳定，但因为一开局就直接做出了灭明朝思想家方孝孺十族的事情，因此遭至了许多文人集团排斥。在文人集团并不承认朱棣的合法继承地位的情况下，朱棣只能将忠于建文帝，宁死不屈的大臣们全部或处死或流放。
“赦免了建文帝旧臣。”朱高炽甫一上位，就立即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在众多改革当中，对文人集团影响极大的就是，作为朱棣的孩子，在朱棣坚决下令对方孝孺诛十族，对过去建文帝朱允炆的旧臣诛杀的情况下，公然表示要将建文帝时期的旧臣，以及在永乐年间遭遇到连坐流放边境的官员家属全部赦免。
当年，在朱棣诛杀旧臣的大环境下，部分被迫连坐流放边境的官员家属，实际上是遭人诬陷的。在朱高炽的这番命令下达之后，不仅这些被迫流放的人得以回京，“许多冤案得以昭雪。”
在朱元璋统治时期，虽然朱元璋已经成为了统治者，但少年时期遇到那些贪官污吏的经历，让朱元璋在内心深处，始终无法完全相信这些大臣。在这种情况下，内阁虽然存在，但仅仅是作为一个存在感极低的咨询机构。
朱元璋有时会询问内阁成员对于某事的看法，但这些看法无论是好是坏，都不一定会被朱元璋所采纳。
全国上下政事繁多，本来就不是统治者一人就能够全权处理的。曾经朱元璋想过要所有事情全部都由自己来处理，但当这一想法开始真正实行之后，苦撑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朱元璋最终还是意识到不行，于是创立了内阁。只是在朱元璋统治时期，内阁的权力十分有限。
朱高炽对内阁的改组，提高了决策的效率。并且，对于朱高炽要在全帝国建立起一个正规的文官政府体系来说，改组后的内阁的这种集体领导，“是必不可少的。”
“流浪在永乐晚期使国家丧失大量收入。”朱元璋和朱棣时期的多次军事行动，给国家财政造成了一定的负担。
到了永乐晚期，许多无力付税，无力应付各种征用的人们，开始纷纷选择逃亡。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流浪汉出现，不仅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同时也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朱高炽特意颁布一份诏令，表示，只要逃亡者愿意重返故里，就能将其所有欠税全部免除。另外，在流浪者去到所在地登记之后，还能再“免除两年同样的税和劳役。”
十分关注民生的朱高炽，除了对赋税、劳役等非常关心之外，还非常注重赈灾救济资源是否能及时发放到位。朱高炽曾几次因为大臣们对灾情救济“反应迟缓而大发雷霆。”当户部官员提议要将免费发放救济粮，改为将粮食借给百姓时，朱高炽直接驳回并予以批评。
朱高炽的这一系列政策，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实现了当初朱元璋所希望继承者能够实施的仁政。
“（仁（明仁宗朱高炽）宣（明宣宗朱瞻基）之治）为明初三大盛世之一。”为了息兵养民，朱高炽推行了一系列的仁政，调整了原本十分严厉的刑法。
朱高炽在窗前召集大学士杨士奇等3人表示，从今之后，凡是审决重要囚犯，需要“卿三人同行审决。”从朱高炽在死刑犯要经过4、5次审核，依旧还担心会出现冤假错案造成人无辜枉死的心态，足以看出朱高炽对于人命的重视。
和朱棣数次北征蒙古不同，朱高炽在国库需要补充的情况下，“放弃主动出击蒙古的策略”，将其改为积极经营和蒙古的关系。
当然，在改变策略的同时，朱高炽并没有放松警惕，对于蒙古使团，以及卖马贸易，一直让其处于严密监管当中。这种方式减少了军事行动，从而减少了国库的开支。除此之外，朱高炽还叫停了宝船下西洋的外交活动，从而进一步减少了国库开支。
对于朝廷官员过多，产生冗余的情况，朱高炽在改组内阁的同时，“选用贤臣，淘汰冗官”，为朝廷处理政事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效率。后来公元1425年，在位不到1年的朱高炽在宫内钦安殿猝死，死后庙号为仁宗。
当初朱元璋原本想选个宽厚的继承者，但最终几番曲折之下没能成行，朱棣即位后原本想好好治理，但为了平息争议，只得继续实行严政。
这种情况，等到朱高炽即位后，终于得到改善。朱高炽甫一登基，就赦免了建文帝时期的旧臣，并让那些因连坐被流放的人回京，为后续进一步实行仁政奠定了基础。
“天下百姓得到了休息。”在朱高炽继位后，有了朱元璋、朱棣前期实行严政、对外军事行动强硬奠定的基础，朱高炽所实行的仁政，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朝廷内部的矛盾，让广大人民得以休养生息。
虽然朱高炽在位时间不到一年，但凭借赦免建文帝时期旧臣重审冤假错案、改组内阁提升效率、赈灾减税安抚流民、实行仁政稳定国家这四大举措，其最终名留青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