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君是君主制时代皇权的继承者，称谓很多，其中最常见的就是“皇太子”，皇太子顾名思义就是是国家未来的元首。而“皇帝”这一称谓始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所以“皇太子”之名最早也只能出现在秦。但是，由于秦始皇事实上未立储君，所以秦一代并无皇太子其人其事，直到西汉这一情况才有所改观，
“汉制，天子称皇帝，其嫡嗣称皇太子，诸侯王之嫡称世子。”
从那时起，皇太子就成了对皇位继承人最普遍的称呼，在整个君主制时代一直被沿用，名号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延续性和适应性也得以体现，所谓
“秦并六国兼皇帝而建号，汉承秦法，崇建储贰，以嫡嗣为皇太子，诸侯王之嫡子称世子焉。历世以还，遵其位号。”
在以往的皇权政治中，储君称谓除了
皇太子
之外，还有
“皇太弟”
和
“皇太孙”
，拥有这三个名号之一的人都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
这些名号直截了当的反映了他们与皇帝不同的血缘关系，依次对应着的父子、兄弟、祖孙三种关系。其中
“皇太弟”“皇太孙”
明显超越了
嫡长子继承制
的框架，而突破这一制度框架的时代正是西晋。
今天搜史君就带大家来看看“皇太弟”在西晋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诏曰：“朕以不德，纂承皇统，远不能光济大业，靖绥四方；近不能开明刑威，式遏奸宄，致使逆臣孙秀敢肆凶虐，窥间王室，遂奉赵王伦饕据天位。镇东大将军、齐王冏，征北大将军、成都王颖，征西大将军、河间王颙，并以明德茂亲，忠规允著，首建大策，匡救国难。尚书漼共立大谋，左卫将军王舆与群公卿士，协同谋略，亲勒本营，斩秀及其二子。前赵王伦为秀所误，与其子等已诣金墉迎朕幽宫，旋轸阊阖。岂在予一人独飨其庆，宗庙社稷实有赖焉。”——《晋书·惠帝》
自赵王司马伦掌权，晋惠帝一度被废，但是赵王很快被三王“义师”击败，惠帝复位，
搜史君认为三王暂时的胜利，也不落过入利令智昏的俗套。
司马家族中的诸侯王相互争斗，而西晋的皇帝此时早已没有了实权，但是晋惠帝和继任皇后羊氏依旧代表着西晋最高权利的象征，因此司马氏各路诸侯王在这次大乱斗中也发现，“皇帝”还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摆设，被胜利者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废立。或许是有了赵王司马伦之前的大败，各路诸侯看到废君自立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虽然所有人都想当皇帝，但是没有一个诸侯王能保证自己在废帝自立后不被推翻。
于是，诸侯们出于各种原因在立储问题上不厌其烦的推举他人或者接受他人的推举，“八王之乱”的时期中储君人数大增，前前后后竟然有九个之多。他们分别是
司马臧、司马尚、司马覃、司马颖、司马炽、司马毗、司马诠、司马端、司马邺
。
我们知道的怀、愍二帝，也是由诸王所立，所以这时候真正的权力其实掌握在有军权的宗室王侯手中。
晋惠帝时期皇权的失控给立储带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搜史君认为由于西晋王侯普遍较多而且私军数量也不少，所以当皇权的争夺战还没有出现一个真正的赢家的时候，皇权继承人就充满了变数。每一个暂时的胜利者都想要自己一人站在权利之巅，但是这种一时的胜利并非不可动摇，所以怀着“虚假的善意”推选自己的强敌，或者寻找一个完全没有威胁的人立为储君，就成了各路诸侯王的一种政治手段，因此在西晋的这一时期储君的数量和称谓急剧增加。
西晋首创了皇太弟制度，这使皇帝的弟弟也成为皇帝的合法接班人。
第一个被提出立为“皇太弟”的人是八王之一的淮南王司马允，但并没有成功。
“愍怀( 太子) 之废，议者将立允为太弟。会赵王伦废贾后，诏遂以允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都督如故，领中护军。”（《晋书·惠帝》）
第二个被提出立为皇太弟的是成都王司马颖。
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在诸侯王的争斗中取得重大军事胜利的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在权力分配上出现了这样一种平衡，也就是河间王司马颙遣手下将领张方入洛，挟持晋惠帝而发号施令，而成都王司马颖当时兵势正盛，亲自率兵入洛，自为丞相，等着张方来攻打。成都王颖是晋武帝之子、惠帝之弟，按照宗法亲疏关系，他比出自疏宗的河间王司马颙在政治上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
河间王颙表请立成都王颖为太弟。戊申，诏曰：“朕以不德，纂承鸿绪，于兹十有五载。祸乱滔天，奸逆仍起，至乃幽废重宫，宗庙圮绝。成都王颖温仁惠和，克平暴乱。其以颖为皇太弟、都督中外诸军事，承相如故。”——《晋书·惠帝》
有鉴于此，河间王司马颙使诈，上表请立成都王司马颖为皇太弟，并以晋惠帝名义下诏:
“成都王司马颖性格温仁是个当皇帝的料，那就封他为“皇太弟”吧！”
诏书中同时又以太尉河间王司马颙为太宰，太傅刘寔为太尉。我们明显可以看出来司马颖的这个“皇太弟”是被河间王司马颙推上去的。河间王司马颙这一做法就属于“虚假的善意”将自己的强敌推到台前。司马颖当上“皇太弟”，代表关中军阀势力的河间王司马颙与代表河北地方势力的成都王司马颖一度达成妥协，但成都王司马颖并未从皇太弟的封号中获得多少实际的好处，因此，二王最后还是兵戎相见。
“超遣弟熙奉帝之邺，颖帅群官迎谒道左。帝下舆涕泣，其夕幸于颖军。颖府有九锡之仪，陈留王送貂蝉文衣鹖尾，明日，乃备法驾幸于邺，唯豫章王炽、司徒王戎、仆射荀藩从。”——《晋书·惠帝》
起初，成都王司马颖占据优势，挟持晋惠帝至邺城，但很快在南北武装的夹击下被打得落花流水，自己连同晋惠帝一并落入关中军阀之手。河间王司马颙于是完全控制了皇帝和朝权，另行立储之事，
废皇太弟颖，另立司马炽为皇太弟
。永兴元年十二月，河间王司马颙矫诏曰:
“成都王颖自在储贰，政绩亏损，四海失望，不可承重，其以王还第。豫章王炽先帝爱子，令问日新，四海注意，今以为皇太弟，以隆我晋邦。”（《晋书·惠帝》）
其后，皇太弟司马炽在东海王司马越的扶持下即位，史称晋怀帝。他是中国封建王朝中第一个以皇太弟身份即皇帝位的人。
搜史君认为皇太弟制度就是当时激烈的军事斗争的产物，也是各方军事势力无法独霸天下时在政治上的一种妥协，是共生互利式的权力转移机制。
前皇太弟司马颖一度以储君的身份在洛阳及其据点邺城独掌大权，但是，随着军事优势的消失，他逐渐失权、失位。而后一任皇太弟司马炽从一开始就是被东海王司马越所掌控，他不过是八王相争中的另一个政治工具。永嘉之乱，东海王死于战场，洛阳失陷，晋怀帝被俘，西晋的统治基本结束。
由于皇权较量中各方力量不均衡，
皇太弟制度
适时出现，西晋的皇太弟制度对皇权的转移和更替提供了“皇帝—皇太子”以外的另一种运作模式，当然，这对于还在任上的皇帝来说出现这种情况大多是不情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