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与人如影随形。即使是皇帝和官员也不能避免生病。
一个官员生病，面临着身体不适和精神意志的双重折磨，对个人来说尤其如此，甚至会影响个人的事业和家庭发展；日常国事因病延误或怠慢的情况时有发生。
眼科和眼病在宋代文官中较为普遍，眼科已发展成为宋代官医中的一个独立科室。眼部疾病与个人不良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宋代文官大都深谙诗书，常误用目。因此，许多人患上了眼疾，严重影响了他们的阅读、学业和日常公务。
朝臣在宫中嬉戏，皇帝不时发问。为了避免无法回应，朝臣们一般都熟悉信件的内容；视力不好的人必须提前准备，甚至可以背诵。
除了眼病，足病也比较常见。
宋代文献中官方“足病”的例子很多。老年人往往行动不便，身体表现更明显，容易记录。宋代人大多不追求对疾病的精确描述，所以只要是发生在足部这一部分的病症，统称为足病。
中医认为，痢疾又称积滞，主要是外感致病、饮食不洁所致。主要症状为腹痛、大便次数多、大便呈红白色带脓血。多发生在夏秋季节。苏轼曾自言：“患过痢疾，肠滑甚困”，困乏无力。由于自己的经验，苏轼还写下了自己治疗腹泻的方法。
宋朝官员染上这些病后是如何处理的？
中下级官员为了糊口，经常有病不报，导致病越来越重。为保证政府行政效率，促进官僚体制内部新陈代谢，官员们从多方面采取措施，衡量官员是否年老或病残不能履行职责。因此，经常对官员进行体检，主要针对中下层官员。
皇帝又多次下令上级各司，衡量地方官员有旧病，适时提请朝廷裁决。一直到宋末才停止。
对隐瞒病情导致旷工不报到的，经查明通报后，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予以辞退。
此外，鼓励官员主动报告自己的健康状况，并通过反制措施要求其辞职。第一，减少退休后的医疗费用。第二，给后代带来灾难。
公务员因病请病假，必须办理相应手续。三天之内请病假比较容易批下来，三天之后手续就比较复杂了，政府会派医生检查病情。是否存在疾病的官方检查是基于体检结果。
宋代以来，政府多次明令完善医疗报告制度，加强对就医和事故预防行为的管控，鉴别真病和假病，确保医疗检查和健康。问题。不会回避对官员医疗报告的要求。因此，官员们要经过一系列的病假才能通过手续获得，而且领完病假后还有很多后顾之忧。
此外，根据寻医制度，要求官员免职、免薪，二年或一年后方可参加试训，影响了个人事业的发展。如果官员长期生病或病情严重，健康报告的作用就非常有限。因此，干部生病很少就医，大多选择兼职或户外工作养病。
因此，当官员身患重病无能时，体检报告只是作为应对疾病的临时应急手段，官员往往利用体检报告申请外职或达到闲散的目的。职位。逐步过渡期。
高官虽有病，但可享受延假、延薪等特殊礼遇。
由于致病原因常有诈骗避事之嫌，奏章中多数官员都夸大了自己的重病，不仅强调久病虚弱不宜服兵役，现职非官。一个支持他们的地方，也表明我们的目标不是用疾病来避免事情，目标只是找到一个完美的地方来平息疾病，但通常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解释一个人的病情和要求患者。皇上要除掉禁欲之嫌，使之不促安心或复原。
无论是关爱人才，还是为君臣伸张正义，皇帝多次拒绝了大臣们的求医请求。为了达到目的，官员们一再强调自己的病很重，不适合上任。皇帝拒绝了他的请求，称臣下的疾病为“小病”。花点时间从疾病中恢复过来。
由于申请空缺职位或退休养病不容易获得批准，一些高级官员不得不做出妥协。薛奎晚年患哮喘病，请求出国赴任，被皇帝拒绝，让他回京治疗。这些官员中有许多人多次拒绝接受和恢复职务，不久就死了。
宋代文官使用了哪些医疗资源？
总的来说，元丰改组后，翰林医院、太医案等太常寺管辖的机构，负责中高级官员的疾病诊治。翰林院作为中央最高行政管理和医疗机构，与翰林院合并，隶属于内政部管辖。
如上所述，向部长派遣医务人员是官方病假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朝廷可以从那里了解官员的身体状况，真正生病的官员也有机会看病。宋代对病官送医的细则做了一些改动。
还有相关规定要求官员在紧急情况下生病时必须就医。公务员执行特殊任务时，有医务人员陪同；有关规定仍然存在，要求官员在上班途中生病时就医。
当地医务人员也可以向官员提供医疗援助。宋代地方医官主要包括地方医学教育系统的医学教授、医生、助教和中央派往地方的医务人员。当地医生和医学教师隶属于各州政府机构。他们的主要职责包括培训学员、促进当地医疗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以及监督诊断和治疗。由于涉及各州政府机构，诊治的主要对象是各州的主要官员。
明文规定地方州府招医科生，大县十人，小县七人。医书教学对医生和讲师都有保障，强调医生应该是有医术、能治病的人。
医官是翰林中医官办治疗地方军民疾病的医务人员。
无论是医生、医学教师、当地的医学生还是住院医师，这个数量太少，无法满足当地庞大人口的医疗需求，但一定程度上可以为当地现有民众提供相关的医疗服务。官员。
官员既是官方医书的编辑者和发行者，也是受益者。
一方面，政府官员、儒家大臣、中央医官参与医书校订；公职人员，特别是地方官员，必须向公众传播官方医学知识；医书方药结合，为治疗疾病提供了理论依据；部分治疗案例收录于官方医书，治疗对象为官员，也可从那里获得医书编制材料。
宋朝政府还将官方医学教科书纳入医学教育，为国家培养医学人才提供了知识载体，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医生的知识体系结构和医生的临床实践。
官员可以使用官方医书来治疗他们的疾病。医书编纂完成后，皇帝下诏给各州，命各州医医保存，供地方官员和百姓抄录。
配药是皇帝关心臣民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太祖以后，中上官有病，皇帝下诏遣臣诊治，谓之“宣医”。部医的推广也有一定的禁忌。一般不允许派医官为皇帝诊脉，即给皇帝诊脉的人，但偶尔也会有皇帝喜欢的人例外。
官诊治官不崇医，是常有的事。医师的再生产不同于医师的派任，宣布医师的程序相对繁琐。如果不做广告，就可以省去手续，直接由官员诊治疾病。送大夫时，将药方交给大臣。如果医生治好了大臣的病，就有一定的激励。
此外，医务人员的考核、培训、调动与痊愈人数密切相关，这也增加了从侧面治疗官员疾病的可能性。皇帝问臣有病，是君臣交流的方式之一。具体表现是亲自提问，派代表提问。第一个更直接，第二个更间接。既能体现皇帝对臣下的关心，赢得人心，又能促使臣下更加积极地为皇帝分忧，报效国家。
皇帝生病后派遣使者慰问大臣也很常见。皇帝除了派大夫执药、亲自问病外，还为大臣们举行了专门的仪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百日病假后仍领薪水，并免除必要的礼节和手续。大臣生病时，皇帝也命继任者侍奉病者，以示孝道。
官员派医官为生病的官员诊治，皇帝派大夫赐药或特赐，都体现了对朝廷官员的优待。官衔越高，享受的待遇就越丰厚。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医官是遵从朝廷乃至皇帝的意志，治疗官员的疾病也是利用医疗器械控制官员身体的方式之一。
除了官方医疗，利用民间医疗资源治病也是官员日常医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官员利用民间医药资源治病主要有寻访民间医术、求助僧道巫医等。
治病是有病的官员对私人医生的直接诉求。家传医术或名医是民间医术精湛的体现，因此成为官员选拔民间医者的重要标准。官员们可以召集的大多数传统治疗师都是名医，或者正是因为这些医生治疗疾病的有效性而通过他们的关系而为人所知。
此外，医者的道德素质对官员选医也有重要影响。但民间医生的待遇标准良莠不齐，也有庸医，常为官僚官僚所痛恨。所以，并不是所有病官都这么幸运，如愿找到良医。广泛的就医方式是频繁更换医生和检验医生医术的现象。医家乱用汤剂，治病不治而亡者甚多。
总之，民间专业医生在治疗官病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般来说，全科医生的诊断和治疗经验更多。相较于皇帝派来的医官，病官在求诊、求医过程中表现出更为积极的状态。试用医生和频繁更换医生的频率更高。
传统治疗师以病人为中心，帮助病人如实描述病情，在家接诊。医疗氛围相对宽松，医生更容易了解患者的生活环境，对症下药。
民间医书主要是指个人所著的医学著作，官方医书除外。在宋代帝王压医、官僚知医、尊医的风气下，出现了大量由民间亲手撰写的医方。
民间医生手里的药方很少，而且大多需要或收很多钱来买。但是，官员之间互相分发方剂和私人医书是很常见的。这些大多是经检验后能治病的验方，从而促进了医学知识在官员中的传播和流动，病在了官员的案头上。
流行医书的作者为了增加作品的知名度，请名人为医书作序、后记，还赠送医书给名人。
综上所述，无论是官方医疗资源还是民间医疗资源，都是宋朝官员日常医疗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中高官接触朝廷医务人员的机会相对较多，可以对派医生诊治的官员进行治疗；高官、亲臣和重要的军事将领也可能得到特殊的照顾，比如皇帝派来的药品和医疗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