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起来南宋的时候总会指责其偏安一隅不思进取，“总把杭州作汴州”。南宋王朝之所以会选择偏安，一方面有王朝统治者天生的懦弱因素；另一方面也有宋朝建立之初的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导致军事力量羸弱，从而无法应付北方游牧民族的一次次攻击，而这一点比统治者软弱无能要致命得多！
不是说南宋不想北伐，只是除了岳飞那次北伐外，每次北伐结局都比较惨。所以出于稳固政权的目的，南宋王朝不得不偏安一隅，以求自保。看一下宋朝的两次著名的北伐——开禧北伐和隆兴北伐。
隆兴北伐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孝宗即位后，宋金战争实际上仍在进行之中。七月上旬末，孝宗便以太上皇高宗的名义下诏恢复岳飞的原有官衔，并按照相应的礼仪进行改葬。为岳飞平反昭雪的其他举措，以后又陆续进行，显然旨在鼓舞南宋的士气，为随后进行的北伐做准备。
同年九月，金世宗派遣使臣前来索要“旧礼”（指“岁贡”银），孝宗即下诏给群臣，指出：“从之则不忍屈；不从，边患未已”，要他们提出对策。群臣战、和意见分歧，新任执政史浩实际上主和，而以“帝王之师，当出万全”为对，孝宗从史浩议，诏吴璘退保川蜀。但由于吴璘的战略失误，不是采用当年岳飞的以进为退的战略，而是单纯的撤军，金军乘机追击，宋军遭受重大损失，西部宋军从此始终未能恢复元气，仅足以守川，而无进攻能力。
随后进行的符离之战，并非是宋战败，而是由于主将失和，副帅邵宏渊坐视不战，士气低落，邵宏渊所部又率先逃遁，导致弃城南逃，移军守淮的败局。由于宿州的郡名符离，故宿州之战史称 “符离之战”。
符离之战的溃退，说明南宋部分将士的怯金心理并未消除，尤其是惧怕进行恶战，南宋的军力还不足以打败金军。而金军也感到南宋军队具有较强的战斗力，金军不仅在恶战中未能打败宋军，而且在整个战役中也没有能真正打败过宋军，因而金国也有议和的意向。但金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乘南宋符离之溃，致书索取被宋军占领的地区。
此时，虞允文向孝宗陈述宋军放弃陕西的利害关系，孝宗说：“此史浩误朕”。加上宋军出师北伐未向丞相史浩通报，史浩自请辞职后罢相。符离之败使主战派受挫，主和派重新夺权主政。
隆兴二年（1164年）初，金致书南宋，坚持索回南宋所占土地，秦桧党羽汤思退见孝宗仍不同意金的议和条件，于是提出请孝宗“以社稷大计，奏禀上皇而后从事”。以致孝宗气愤地说：“敌无礼如此，卿犹欲和，今日敌势，非秦桧时比，卿之议论秦桧不若。”
但是，右相张浚在压力下于四月自请辞相，金军又进军淮南，占领楚州(今江苏淮安)、滁州(今安徽滁州)，再次形成临江之势。宋孝宗虽将接替张浚都督江淮军马的左相汤思退罢除(不久死于贬途)，但在太上皇宋高宗的干预下，不得不下诏：“朕以太上圣意不敢重违”，进行议和。
同年十二月订立和议，“正皇帝之称，为叔侄之国，岁币减十万之数，地界如绍兴之时。”与“绍兴和议”相比，屈辱的程度有所减弱，如不称臣而称侄，不称岁贡而称岁币，且银、绢各减五万两、匹。虽是次年初双方才正式签订和议，但基本上于本年十二月议定，因而史称“隆兴和议”。
这样，兴师动众的“隆兴北伐”就这样虎头蛇尾地结束了。一方面宋朝军事羸弱，导致将士恐金成风；另一方面由于宋高宗的懦弱无能导致在朝廷中主和派掣肘，最后北伐无疾而终。
开禧北伐
随着蒙古兴起于北疆，金国屡受攻击，境内又不断兴起小规模农民起义，为防南宋乘机攻金，金在与宋接壤地区屯兵聚粮，并封锁消息，甚至在一些地区采取禁止与宋贸易的措施。
这些反常的举措使南宋统治者误以为金即将发动南侵战争，于是南宋也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任命执政官张岩、程松分守两淮等地，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也被起用。不久，南宋知道金国内忧外患的实情以后，主战派认为收复中原的机会终于来临。
嘉泰四年（1204年）正月，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辛弃疾“入见陈用兵之利乞付之元老大臣”。其他抗战派官员也先后表示了类似的意见，有人即劝权臣韩侂冑乘机攻金以收复中原，建盖世功勋。
同年二月，建韩世忠庙于镇江；五月，追封岳飞为鄂王，大力表彰两位抗金名将，以鼓舞士气。开禧元年（1205年）七月，权臣韩侂胄终于由幕后走上前台，任平章军国事，权位在丞相之上。次年四月，又追夺奸臣秦桧的申王爵位，取消忠献谥号，后改谥谬丑，全面否定对金乞降求和的国策。
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贸然发动北伐中原的战争，金国虽受蒙古侵扰，但还未至危急存亡的程度，南宋选择进攻金国的时机也为时尚早。但开禧北伐确实为爱国人士所称颂，即使曾遭韩侂胄打击的章颍，也呈上所撰《刘岳李魏传》，以达到“可传于百世”，“张大国家之威”，“几成功于今日”。
在北伐战争进行时，著名爱国诗人陆游称颂：“日闻淮颍归王化，要使新民识太平。”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不仅奋勇参加北伐的进程，还作词称：“堂上谋臣帷幄，边头猛将干戈。天时地利与人和，燕可伐与曰可。”明确地表示支持北伐中原的战争。
开禧二年（1206年）四月，任命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兼陕西、河东路招抚使，镇江都统制郭倪兼山东、京东路招抚使，鄂州都统制赵淳兼京西北路招抚使，江陵（今湖北荆州市荆州区）副都统制皇甫斌为副招抚使，摆开了全面攻金的态势。
南宋攻金，出乎金的意料，金布置在河南、淮北的金军，志在以守待援，金统治者也曾误以为南宋军力强大，在占领河南后还可能北上进攻金首都中都（今北京），因而进行了多种防御措施，甚至考虑设置一条西起今河北石家庄北，东到天津南的东西防线，兼以进援河南的金军。
但是，南宋军队大多战斗力不强，又缺乏战斗意志，尽管是主动进攻，但遇金军出城接战，或有金军来援，不论多少经常是一战即败，甚至未战先溃。而被寄以厚望的四川吴曦，不但没有进攻金军，相反于同年六月暗中向金投降，受金封为蜀王。
金遂置川陕边境于不顾，集中兵力于东、中两路。十月，金军渡淮南侵，宋金形势随即逆转，楚州、六合、庐州、和州、襄阳等城先后受敌，已改任镇江都统司中军统制的毕再遇奉命救援楚州时，盱眙的宋军不战而逃，毕再遇只得回军打败占领盱眙的金军，因功升为镇江副都统制。
毕再遇再次援救楚州时，金军已围攻和州，宋将周虎率部拒战，金军又攻占真州（今江苏仪征），造成临江的形势。迫使毕再遇再次回军以拒敌，而都统制郭倪因救援六合被金军打败，已弃扬州南逃。毕再遇率军坚守六合，多次打败进攻的金军，并追击至滁州，俘获大量军需物资与骡马，宋廷随即升毕再遇为都统制、接替郭倪指挥准东抗金战争。
但是，南宋指挥两淮军事的宣抚使丘密已受命遣使向金求和。金亦有和意，随后即逐渐退兵淮北，淮南仅占领濠州一城，以保持准河渡口，便于南宋拒和时渡淮南侵。
开禧三年（1207年）正月初，宋廷改命知枢密院事张岩，接替丘密任督视江淮军马，实际是处理向金求和事宜。同月中旬，曾被韩侂胄寄以厚望的吴曦在金的诱降下，公开宣布为金的傀儡伪蜀王，金章宗得意地说：“吴曦之降，朕所经略。”
吴曦的降金使韩侂胄的威望严重受挫，吴曦被杀的消息并未能使韩侂冑改变向金求和的意向。礼部侍郎史弥远勾结宁宗皇后杨氏（因韩侂胄曾不赞成立她为后），伪造宁宗密旨，指令殿前司长官夏震将权臣韩侂胄杀死。
嘉定元年（1208年）三月，为向金表明屈膝求和的诚意，恢复了奸臣秦桧的申王爵位与忠献谥号。九月，宋金和议签订，史称“嘉定和议”。改金宋叔侄为伯侄关系，岁币由每年银、绢各二十万两、匹，增为各三十万两、匹，比绍兴和议还各多五万两、匹，另有一次性的犒军费（战争赔款）三百万贯钱，这是历次和议中所没有的，是宋金间最屈辱的和议。
太学博士真德秀对和议的评价是：“金人欲多岁币之数，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奸人之首，而吾亦曰可与；至于往来之称谓、犒军之金帛，根据归朝流徙之民，承命惟谨，曾无留难”，反映了朝野的不满情绪，史弥远是第二个秦桧。十月，奸臣史弥远升为右丞相。
对开禧北伐成功满怀希望的著名爱国诗人陆游，次年带着“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的遗恨辞世。
这年五月，还发生了军官罗日愿、张兴等多人谋杀奸相史弥远未遂而被处死的事件。嘉定四年（1211年）六月，又有军官陈大节、吴仲哲等认为罗“日愿为侂胄报仇，非大丈夫”，显然他们想做更“明智”之举，也被流放。表明南宋上下对奸臣史弥远的痛恨至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