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是东西方发展的一个分水岭。东方虽然还有几个大帝国存在，但已经是夕阳余晖。西方如初生的太阳，朝气蓬勃。东方是传统的农耕文明，西方是典型的海洋文明。农耕文明是保守的，海洋文明是开放的。这一点，我们可以对比两国的经济、贸易政策得出，中国在明朝严厉推行“重农抑商”“海禁”，西方国家推行“重商主义”，鼓励殖民扩张。受到国际趋势的影响，明朝的对外政策在中后期也出现了部分的调整。将明朝的贸易政策放在国际视野中去观察，就能够明白中西方的发展趋势。
一，朝贡体系和海禁：天朝上国的自我陶醉
可以说，从汉朝到元朝，中国的对外政策都是比较开放的。如汉唐时期，海上和路上“丝绸之路”都畅通无阻，宋朝海上贸易繁荣，元朝打通了亚欧交通线。不过到了明朝，中国的对外政策就一下子变为封闭了。为什么会这样？
农耕文明具有封闭性、自足性的特点。换句话说，就是农耕文明国家不需要和外界进行商业交换，也可以满足自身的需要。中国的皇帝往往认为“天朝”地大物博，除了个别的奇珍异宝之外，其他基本的产品中国都有。
然而海洋文明则不同，他们存在的根本就是通过交易。游牧民族也必须要和外界交流，在亚欧大陆上，游牧民族往往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着。介于中国和欧洲之间的阿拉伯、波斯、印度等，虽然也是农耕文明，但是他们却有海洋文明和游牧民族的文化基因，因此也不会显得封闭。唯有中国，处于亚欧大陆以东，有青藏高原、戈壁沙漠、西伯利亚阻碍着和外界的交流。因此中国是最典范的农耕文明国家。中国以东的朝鲜、日本是中国的翻版，在历史上也推行过“海禁”。
中国气候带
其次，就是中国“重农抑商”的传统。中国是农业为根基的国家，古代皇帝希望自己的百姓被束缚在土地之上，为国家提供稳定的赋税、徭役，同时这样也有利于稳定。国家之所以打击工商业，在于害怕工商业和农业争夺劳动力。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是农民出生，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他是十分讨厌商人的。朱元璋出台了最严格的户籍制度，目的就是在于控制人口流动，是重农抑商的一个重要表现。明朝时期的商业税收远远低于宋朝，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工商业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制。
天子亲耕：重农的表现
第三就是中国妄自尊大的心里。中国自古以来将这里称为“中华”“中国”，而将周边的民族称为“蛮夷”。我们总是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按照《周礼》的设想，蛮夷就必须要服从中国，向中国朝贡。因此，古代一般将来华贸易的人都记载为“来朝”。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就试图打造“万国来朝”的盛世局面。但是海外诸国是不愿意甘心臣服的，那明朝就通过“海禁”来断绝民间的交流，将贸易权垄断在官方。要想和中国贸易，那就必须是“称臣”。另外，又通过“厚往薄来”的经济利益去诱导他国来朝。朱元璋设想这一个体制，真正建立这个体系的是明成祖朱棣。
第四就是现实原因：明朝海盗和倭寇为患。从明朝开国之初到明朝末期，海盗、倭寇问题一直是明朝的一大边患，和北方的蒙古并列为“南倭北虏”。朱元璋为了对付这些海盗，采取了“饮鸩止渴”的海禁政策。不过事实证明，海盗倭寇只是推行海禁的表面原因。
二，“海禁”“边禁”政策面临的巨大冲击
明朝在海上推行的叫做“海禁”，在内陆地区推行的可以叫做“边禁”。虽然两者名字不同，但是性质却是一样的，所谓的“海禁”就是禁止民间出海贸易，甚至禁止沿海地区私造船只和出海打鱼。至于“边境”，就是禁止明朝和内陆地区的民间贸易，这个禁止的范围包括乌斯藏、察合台、关西七卫、女真各部和蒙古各部等。但是官方的朝贡贸易，那是被极大的鼓励的。
但是，明朝的这种体系却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在海上，民间私造船只，走私贸易屡禁不止。东南沿海的百姓以海为生，他们为了生存只能铤而走险，甚至沦为了海盗。在明朝中期，所谓的“倭寇”，大部分都是中国沿海的海盗。海禁政策的出台反而制造了更多的海盗。
在陆地上，明朝更是无法禁止民间贸易。同时，明朝缺乏养马之地，因此迫切需要和周边的国家、民族进行“茶马贸易”。明朝的和西北民族的贸易基本都是这种“茶马贸易”，为了获得优质的马匹，明朝会在边界设置“马市”，在规定的时间进行开放。需要注意的市，这种“马市”并不是民间的自由贸易，而是官方严格控制的贸易。其开放时间、贸易规模、价格都是官方规定。
在明朝中期，无论是海上还是陆地上，明朝的这种贸易政策都遭到了很大的挑战。在海上，日本的军阀为了争夺和明朝的朝贡贸易权，竟然在宁波发生了臭名昭著的“争贡之役”。明朝此后就断绝了和日本的朝贡贸易。但是这反而加剧了东南沿海的海盗倭患，经过嘉靖时期戚继光等人的长期围剿才基本肃清倭患。
在陆地上，蒙古在挑战明朝的“边禁”。瓦剌强大后，其首领也先突破了明朝规定的朝贡规模，大规模向明朝进贡马匹。因为进贡马匹会得到更大规模的经济赏赐。就在明朝认为这种赏赐造成严重的财政负担和决定减少价格的时候，也先就发动了侵略战争，出现了“土木堡之变”。也就是明朝的“边禁”阻碍了内地和边疆民族的正常贸易，反而加剧了游牧民族侵扰的频率。既然正常贸易得不到，那就抢吧。瓦剌衰落后，鞑靼兴起，河套沦陷，明朝的边患更加严重。
就在明朝推行固步自封政策的时候，西方的葡萄牙、西班牙已经走上了殖民扩张的道路。正德年间，葡萄牙殖民地已经占领了马六甲王国，垄断了中西方的贸易通道。这些葡萄牙人又从东南亚出发，冒充阿拉伯商人要求和明朝进行贸易。当明朝皇帝拒绝其要求后，他们就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了不断的骚扰。1553年，葡萄牙取得了澳门的居住权。随后西班牙、荷兰也开始进入了中国东南沿海。
16世纪中期，西北的游牧民族、沿海的海盗倭寇、西方殖民者都开始不断挑战明朝的“边禁”和“海禁”。过去以朝贡垄断贸易的政策已经难以维系。封闭自守的政策已经无法适应全球殖民时代的新潮流。
三，明朝的对外政策的有限松动
嘉靖年间，明朝的海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格程度。这和当时的国际局势密切相关的。蒙古的入侵、女真的侵扰、倭患的严重，葡萄牙的西来都是这时期的政策封闭的重要原因。到了隆庆皇帝即位，明朝的周边形势开始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在沿海地区，经过长期的围剿，倭寇势力基本被消除。经过几次战争后，葡萄牙也放弃了武力占据据点的政策，转而通过和平手段租借澳门。北方的蒙古也和明朝达成了和平的协议，恢复了“互市”。而明朝自己也面临着巨大困境，那就是财政收入入不敷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士大夫们提出了开放海禁，“易私贩为公贩”，这也就可以征收关税了。于是，隆庆元年就实行了“开关”。如果把“隆庆开关”和“俺答互市”并列起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这是绝非偶然的事件，这是明朝在国际趋势下做出了的一些改变。
然而，这种改变的程度是十分有限的。例如，隆庆开关只是在福建的月港推行，而且贸易的规模和频率都受到严格的限制，特别强调的是不准和日本进行贸易。这也使得和日本的走私贸易长盛不衰。隆庆开关，在明朝18000公里的海岸线上开了一个口。俺答互市，还是比较传统的“茶马贸易”，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边疆的商业交易，而是为了稳定边疆的局势。明朝为了稳住蒙古，还要给予蒙古大汗大量的“岁赏”。
俺答互市
尽管如此，明朝后期的格局已经和明朝初期有了很大的不同。不管是官方许可的贸易，还是民间的走私贸易都是十分兴盛。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开启了全球市场之后，中国也很快被纳入了到了这个市场体系。如西班牙每年就需要从中国购买大量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以至于大量的白银流入了中国。中国出产的物品是日本必须的，日本也要必须用大量的白银来走私中国商品。在这场贸易中，由于中国是传统的农耕经济，使得中国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之一，而消费国反而是西方国家和日本等。在明朝后期，中国基本完成了白银货币化，推动了和世界市场的接轨。
随口这个中西经济交流的兴起，文化的交流也开始出现。这时期中国的文化已经落后于西方，因而形成了“西学东渐”的现象，也就是西方的知识源源不断传入了东方。传教士是这场文化交流中的先锋，他们带着最新的科学知识来到了中国，利玛窦是其中的代表。但是让中国人接受这些新知识无疑是困难的，只有稍有如徐光启等有见识的士大夫才认可利玛窦的部分学说。
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文化，中国都成为了被动的一方。西方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而中国和印度、土耳其一样，成为了被西方改变的对象。只是在这场东西方的冲突和融合中，有的国家愿意主动去学习，有的只能被迫地接受。但是无论如何，所以国家都已经无法抗拒这个世界潮流。
欢迎关注公众号：北斗维斟。本人喜欢历史，文化，文学，诗词等，自从毕业以来一直在阅读，在各大自媒体平台多有创作。我创立了的“北斗维斟”，主要在于深度解读历史以及中国的传统文化，欢迎你来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