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嘉靖后期，明廷对朝鲜贸易的监控，是如何开始松动的？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嘉靖二十年（1541），朝贺千秋使团书状官李安忠称：明廷序班为索要使团财物，在山海关处以纠察为名持锋刃刀及长锥刺破贸易包裹。朝鲜使臣被迫多给人情之物以掩违规贸易之物。所以，其建议减除琥珀、染料、香料等难贸之物。
嘉靖三十四年（1555），朝鲜领议政沉连源等议：“弓角贸易，其来已久。若优给人情，而能为周旋，则可无生事之理。”
嘉靖后期，明廷对朝鲜贸易的监控已然松动，但朝鲜仁宗、明宗即位之初，君臣则致力于扭转明朝官员诟病、责难使臣贸易的局面。朝鲜王廷自上而下力除金银流入明朝的弊端亦严加审查国家公贸清单。
嘉靖二十四年（1545），朝鲜台谏再提缩减公贸规模，打击使臣私贸行为，以正“礼仪之邦”的形象。仁宗下令停贸彩缎珠玉等非急用之物。嘉靖时期，中朝两国在“礼治”理念的影响下，均将追逐贸易之利视为鄙陋之行。
然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两国友好关系逐渐加深，物资交换与白银货币化的趋势不断冲击着传统对外经贸关系。
中朝两国虽践行了“以礼相待”与“事大至诚”，但森严门禁与限制贸易就像两把巨锁将两国经济层面的真实需求阻挡在朝贡体系之外。朝鲜虽困于出使宰相受污辱之名，国家亦被黩货所讥，但统治阶层奢侈成风，喜用唐物，朝臣因所用衣料交结译官，曲听私请，减少公贸很难实现。
朝鲜公贸易的数量缩减
朝鲜公贸易的数量缩减一般多发生在统治者即位之初，国家消除陈弊之时，例如嘉靖初期，朝鲜仁宗、明宗初期。但长期来看，朝鲜公贸易的数量并未减少，否则，《朝鲜实录》中不会数次出现与此相关的廷议与争论。
权贵阶层的私贸尚且无法制止，更勿论限制最高统治者的物资需求。嘉靖至万历时期朝鲜公贸易的表现形式：万历时期，京城门禁之令仍然存在，只不过在执行时尺度有所差异。通常情况下会同馆门禁并不严格，只有国家政治动荡之时“门禁甚严”。
万历元年（1537），直隶常州府人王大臣假扮内官携尖刀等入宫，被捉于乾清宫门外。“自遭变以来”阙内一改嘉靖后期出入自由的状态。皇城自外阙门至皇极门，门卒着甲，手持稜杖，稍有森严之意。万历时期因有门禁，朝鲜使臣不得不“招致译官，量给银参，贩贸唐物，谓之阙内贸易。”
通常情况下，朝鲜赴京公贸“买卖自有日期，货物出入必须呈禀”。朝鲜公贸易的作用主要为宫廷及政府采办冠服、珠宝等奢侈品以及国内短缺的药材、弓角、焰硝等紧要物资。朝鲜使臣在京公贸易时间通常有三天。
朝鲜使臣完成贡献方物等政治任务后于会同馆开市三日，购买物资须有礼部颁发的牌文。万历二年（1574）七月十七日下马宴后，朝鲜通事呈缎帐、药帐、书帐于主客司员外。员外以朱笔点阅后，将朝鲜所购货物数目之帖交给牙子。
八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圣节使团在玉河馆开市。主客司员外郎钱拱宸负责检阅牙商所供货物品类，以防交易禁物。明廷官员与商人皆醉心买卖，专牟货利。三十日，礼部钱员外与兵部车驾司主事曹铣来验包，并在提督厅令吏员点查使团回程包裹。
经过朝鲜通事等人情打点之后，“钱员外以我国素秉礼义必不肯买违禁之物，未可以他国旧例视之。故特免验包之礼。”
壬辰战争之后，朝鲜使臣在京贸易虽不及战争时期可就便买卖，但基本如万历前期呈开市书状于通政司，提督主事监控买卖，例行三市。中朝主管官员有整饬之意，买卖过程则规范有序，且价格两平。
否则，馆夫、商贾夹杂其间，持货者价格腾贵，朝鲜使臣亦可在数量或品类上违规贸易。原则上朝鲜使臣只允许贸换公贸清单上的物品，或者务必以公贸易为主。衣料、珠玉甚至是弓角等物资购买集中，且有成熟交易方式，此类贸易任务受政治影响较大。
朝鲜使臣在京活动的限制
朝鲜使臣在京活动受到限制，一些珍稀书籍、官服等不能公开购买且短时间不易购得，朝鲜使臣往往无法完成此类公贸易任务。如中国各级妇女冠服、祭典所用之玉带等皆难以私下购置。
朝鲜君臣认为使臣无法完成公贸易任务的主要障碍为使臣“因私害公”，所以不断申斥使臣私贸行为。宣祖朝甚至通过压缩公贸易规模来限制私贸，但效果甚微。朝鲜公贸体系中经费和人员不进行调整，公贸始终面临被私贸侵蚀的境况。
朝鲜赴明公贸经费来源主要来自政府拨付、沿途官方捐赠、个人自筹等三项。政府拨付款额固定，财物主要有布匹、白米、人参等土物以及金银等贵金属。后两项不受政府所控。明后期朝鲜使臣经费开支日巨，公贸易价格随时波动。
朝鲜礼曹官员言：“赴京行次时，唐官求请之需及往来盘缠，赁屋薪水之资，所费太多。若皆自官家定给，则国储有限，不可充给。”所以，朝鲜王廷不得不允许使臣自筹经费。使臣同僚及亲朋馈赠、沿途郡邑官吏捐献等是仅次于中央拨付的正规筹款途径。
朝鲜虽规定使臣不可私备盘缠，但可以求请于各道监、兵使、守令等处。朝鲜王廷明知其间有私用之弊，但若中央统一拨付又恐增加民间负担，所以处置甚难，使臣私筹经费因循不改。
押马等官“不持货物而来”“无所利”；译官等“例持货物而来”，玉河馆夫仆役称之为老爹（中原呼官员之称）。朝鲜使团中正、副使与监察等官员虽可管控其他成员，但通事等身份特殊，包含贸易在内的所有与明朝接触的活动均由其操作。正使、监察等使团管理方很难约束其私贸行为。
公贸易物资管理、买卖价格与质量等任务不得不托以各类通事。所以，万历时期，朝鲜公贸的经费来源、交易过程及管理政策问题众多，若正使等位卑门低、品行不坚，定与通事一道将使行视为谋利的便利途径。
壬辰战争前，朝鲜使臣在明贸易总量较前代应有增无减，其中“公”与“私”的比例虽无从统计，但通过朝鲜不断强调打击私贸以存公贸的立场来看，朝鲜在京公贸规模严重缩减。
朝鲜使臣贸易的盛行
嘉靖至万历前期，朝贡体系保障了地区与国际秩序稳定发展。但是，儒家文化的“抑商”精神也使官方贸易的生存环境每况愈下，朝鲜持续增加的经济需求不得不使贸易路径转向民间。
朝鲜重要“公”贸物品需要依靠使臣悉力求购，使臣亦凭借身份之便易换国内紧需之物来谋求政治及经济利益。此时，朝鲜使臣公贸任务加重，私贸欲望不减，其活动轨迹遍布京城与边地。
朝鲜使臣为公而贸
朝鲜公贸物资主要服务于国家军事、民生、文化的发展。在明廷限令极严的情况下，使臣必须冒险求购。通过对使臣在京公贸物资品类及难易程度的介绍有助于我们理解辽东地区中朝贸易的境况。书册、药材、丝绸等高端之物多在京购买。
弓角、金属矿产等搜查严苛，运输不便，此类交易地点便选在辽东地区等边疆地区。弓角为明廷对礼仪邻邦的高规格恩赏，又为朝鲜迫切需要的军事物资。明朝赏赐范围在五十对至数百对内浮动，其数额远不足朝鲜的实际需求。朝鲜使臣赴京时，特别是国内边情紧张或有军事行动时，国王要求使臣多多贸来。
正德五年（1510），朝鲜“南方有倭变，军卒患其无弓，故初意欲遣奏请使，加贸弓角，以裕军备。”朝鲜使臣私贸弓角实际上是明廷公开的秘密，即每行贸易原无须奏报。朝鲜使臣通过专业牙商即可贸换此类物资。
各级使馆、驿站、关卡官吏在朝鲜优给人情的情况下均不予深究，弓角分数车装载可顺利运达本国。然而，此种买卖毕竟处于灰色地带，贸易过程中随时面临被举报、查处，甚至波及朝贡事大之业。
明廷法令严峻时朝鲜不得不停缓违禁公贸，以待朝廷法禁稍弛之时。嘉靖时期，北京使馆门禁森严，弓角买卖极易犯禁，运输极其困难。
因此地缘相近且管控较松的辽东地区成为此类贸易的绝佳场所。朝贡体系框架内的书籍、药材交流亦以求请与赏赐为主，朝鲜贸易的主要场所主要集中在京师等文化中心区域。此类商品专业性较强，且携带方便，除《辽东志》等区域特点鲜明的书籍外，文献中罕有朝鲜使臣在辽东地区购买书籍的记录。
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发达，出版印刷行业进入繁荣时期，为书籍贸易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政府对图书的生产和流通的管理较为宽松，图书贸易活动覆盖全国及海外诸藩。
朝鲜使臣携带书单通过官方衙署及中间人公开求购儒家典籍，以使国内大夫、士子等悉知上国治学方向。朝鲜使臣回国后，定将所获书册献给国王，以赢得国王赏识进而博取政治资本。然而，明朝出于思想控制及党派斗争等因多次颁布禁书令。而且，但凡明廷贡赏名单以外的买卖行为皆可以私贸论处。
结语
总的来说，朝鲜所储经典毕竟有限，求书于中国仍有益于提升治世之道，加之文人儒士对书籍的个人喜好，朝鲜使臣从贸易渠道获取书籍有增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