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756年7月14日凌晨，长安禁苑西延秋门，一队人马蜂拥而出向西奔逃，为首一人正是唐玄宗李隆基。就在4天前，哥舒翰20万唐军在灵宝中伏大败，潼关失守，长安顿失屏障，此时距安禄山范阳起兵反叛不过半年时间。
唐玄宗，这位早年的英明天子，晚年腐朽昏聩，各种矛盾不断激化。一方面，信任李昭道的堂弟——“口蜜腹剑”的李林甫，担任宰相长达19年。李林甫为长期把持朝政、杜绝边将入相之路，谎称胡人忠勇、淳朴，说服唐玄宗重用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等胡人为各地节度使，特别是安禄山，一人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拥兵15万。753年李林甫去世，贵妃杨玉环的堂兄杨国忠继任宰相，骄纵跋扈，贪腐更甚，尤其是他与安禄山不断争权夺利，成为安史之乱爆发的导火索。另一方面，唐朝初年实行府兵制，中央设置军府，士兵从百姓中挑选，平时务农，战时出征，战争结束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将帅无法拥兵自重，而且全国40%兵力用于拱卫京师长安，府兵制既节省了国家军费开支，又保障了农业生产建设。后来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遭到破坏，各府兵源枯竭，甚至唐玄宗的内府兵（宿卫亲军）也要通过招募来充实，募兵制遂取代府兵制。招募来的职业军人逐渐成为各地节度使的私人军队，节度使“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形成雄踞一方、尾大不掉的局面。
755年12月，安禄山在范阳（今河北涿州）起兵反叛，安史之乱爆发。这场大浩劫历时7年，成为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夺去了上千万人的生命。一个月后，安禄山攻入东都洛阳，称大燕皇帝。唐玄宗听信谗言，斩杀坚守潼关天险的大将高仙芝、封常清，起用哥舒翰，并在杨国忠怂恿下不断催逼哥舒翰出潼关收复陕洛，遂致20万唐军在灵宝中伏大败，哥舒翰被部将绑送安禄山。潼关失守，长安危在旦夕。
756年7月14日凌晨，71岁的唐玄宗仓皇逃出长安城，身边仅带了杨贵妃姐妹、太子李亨、高力士、陈玄礼等少数亲信。7月15日，行至马嵬驿（今于陕西省兴平市西）后，将士们积攒多年的怨恨爆发，哗变砍杀杨国忠，逼唐玄宗下令勒死杨贵妃，这位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的女子，就此香消玉殒。此后，太子李亨北上，于8月12日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市区）自行登基，是为唐肃宗，遥尊逃往成都的唐玄宗为太上皇，这时的唐玄宗，正和他的妃嫔、高力士、陈玄礼等人在嘉陵山水之间跋涉，《明皇幸蜀图》描绘的就是这一场景。
【李昭道何许人？】
李昭道（675—758年），字希俊，唐朝宗室，这一年已经81岁高龄，很可能也在逃亡队伍中，便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用画笔生动地记录下来。
李昭道门荫入仕，玄宗朝当过太原府仓曹，相当于今天太原市场监督管理局加税务局局长，官至太子中舍人。擅长青绿山水，世称“小李将军”，其父李思训是“金碧山水”的开创者，父子合称“大小李将军”。兼善鸟兽、楼台、人物，并创海景。画风巧赡精致，虽“豆人寸马”，也画得须眉毕现。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评价李昭道“变父之势，妙又过之”。
存世画作有：《明皇幸蜀图》（有争议）、《春山行旅图》，均收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画名的由来】
《明皇幸蜀图》的原名，应为《玄皇幸蜀图》或《文皇幸蜀图》。唐玄宗李隆基，庙号为“玄宗”，尊号为“开元圣文神武皇帝”，谥号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清代时，为避讳康熙帝玄烨的“玄”和咸丰帝奕詝[zhǔ]庙号“文宗”的“文”，而取唐玄宗谥号“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中的“明”字改称为唐明皇。因此，北宋叶梦得《避暑录话》、蔡绦[tāo]《铁围山丛谈》等书籍的清以前的版本中，记载的应该还是《玄皇幸蜀图》或《文皇幸蜀图》，而它们的清代版本中应该已经改为《明皇幸蜀图》了。“幸蜀”实为掩饰仓皇逃往蜀地的粉饰之词，如同北宋徽宗赵佶的“北狩”和清末慈禧太后的“西狩”，不同的是，宋徽宗未能“回銮”。
《明皇幸蜀图》的画名，最早出现于北宋词人叶梦得《避暑录话》：“《明皇幸蜀图》，李思训画，藏宗室汝南郡王仲忽家。余尝见其摹本，方广不满二尺，而山川、云物、车辇、人畜、草木、禽鸟，无一不具，峯岭重复，径路隐显，渺然有数百里之势，想见为天下名笔。宣和间，内府求画甚急，以其名不佳，独不敢进。明皇作骑马像，前后宦官、宫女，导从略备。道旁瓜圃，宫女有即圃采瓜者，或讳之为摘瓜图……”说明：第一，叶梦得错把著作权记在了李思训名下；第二，北宋徽宗时，内府广泛征集名画，但汝南郡王赵仲忽担心此画名声不吉利，不敢献上去，但依然无法避免几年后徽钦二宗被金军掳去的厄运；第三，为避讳，改名为《摘瓜图》。
之后的北宋蔡绦[tāo]（宰相、书法家蔡京四子）《铁围山丛谈》记载：“秘书省自政和末，既徙于东观之下，宣和中始告落成。上因踵故事为幸之，御手亲持太祖皇帝天翰一轴以赐三馆。……又赐阁下小李将军《明皇幸蜀图》一横轴，吾立侍在班底睹之，胸中窃谓：御府名丹青，若顾、陆、曹、展而下不翅数十百，今忽出此，何不祥耶。古人之于朝觐会同，得观其容仪而知其休咎，则是举也厥有兆矣。”蔡绦认为，《明皇幸蜀图》描绘唐玄宗仓皇避难，而后宋徽宗被金人北掳，为不祥之兆。说明，第一，汝南郡王赵仲忽最终还是把《明皇幸蜀图》进献给了宋徽宗，但为避讳，改名为《摘瓜图》；第二，徽宗朝《宣和画谱》中，著录有李昭道《摘瓜图》，但没有著录《明皇幸蜀图》；第三，此图不久被赏赐出宫，当时“侍在班底睹之”的蔡绦，认定被赏赐的就是《明皇幸蜀图》，想必现场众多文臣甚至宋徽宗本人都知道真相，只是大家心照不宣而已。
清代《石渠宝笈三编》，将此画定名为宋人《关山行旅图》，这大概与“题诗狂魔”乾隆帝弘历有关，他在画中题诗：“年陈失姓氏，北宋近乎唐。”天子一言九鼎，臣下以讹传讹。
1911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逊位后，此画收归民国政府。1949年被带去台湾后，仍以“行旅图”命名。1957年，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李霖灿，依据北宋苏轼《书李将军三鬃马图》、叶梦得《避暑录话》等宋代资料，以及人物服饰、御马三鬃、地理风貌等特征，考证图中所描绘的应是唐玄宗为避安史之乱、行于蜀中的情景，遂定名为《明皇幸蜀图》。
【画作概要】
李昭道《明皇幸蜀图》
《明皇幸蜀图》，绢本，青绿重彩，横81厘米，纵55.9厘米。描绘了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李隆基从首都长安逃往四川成都，在嘉陵山水中行进的场景。
《明皇幸蜀图》采用全景式构图，横向布局，以山水为主，云雾、泉瀑、树木、人物、鞍马为辅。画中，群山高峻林立，悬崖深谷千仞，白云雾霭蒸腾，江水浩荡无边，山径崎岖蜿蜒，山泉潺潺流淌，树木茂盛葱郁，人马行色匆匆。
整幅画面色彩明丽典雅、气势雄壮严整，十余座山峰远近排布、嶙峋层叠、高刺入天，山顶白云缭绕，展现出蜀中独特的地理风貌，而山下溪流小桥、绿树芳草，则透露出大自然的蓬勃生机和恬悦从容的气息，哪里看得出是落难天子的狼狈出逃，更像是春明景和时节贵族士人的郊外野游之旅。
【构图布局】
总览全图，首先看到的是一排大山奇伟雄壮，山峰巍峨高耸，直插入天，悬崖峭壁，巨石嶙峋，山腰白云缭绕；往远看，群山层峦叠嶂，白云雾霭蒸腾，高天深远，辽阔无边；山川之间，大江奔流，与群山、天空融为一体；峰顶、石间、山坡，树木挺拔葱郁，生机勃勃。
群山峻岭之中，一条山路随山势起伏，蜿蜒崎岖，时隐时现，从右至左贯穿整个画面。
右上角，高山狭路上闪现两人骑马而下。
右下角，十余人骑马从山径口鱼贯而出。其中，几名女子帷帽、华服，应为唐玄宗妃嫔；几名男子携刀佩弓为其导引、护卫，面净无须髯，应为宦官；有一头高大的骆驼驮着行李；下方一人十分醒目，骑三鬃马，着红袍，应为唐玄宗李隆基，此时他已71岁高龄，自逃离长安以来，历经马嵬之变、痛失杨贵妃，加上几十天跋山涉水，早已身心疲惫，眼前这座狭窄的小桥和湍急的流水竟使得他与御马踌躇不前，大家注意看这匹马，棕黑色，体型健硕，马鬃被修剪成三辫式样，即马脖子上的毛有三撮突起，这是唐朝御马的独有标志，名为“三鬃”，由此推断马上男子正是唐玄宗李隆基；在他后方，一名男子骑马佩弓做护卫状，应为禁军大将陈玄礼。
穿过小桥，是一块略显平坦的坡地，随行人员早已疲惫不堪，卸下行囊，席地休息，有的人因为太热露出胸臂，有的人则挽起裤腿；马匹、骆驼也卸掉鞍辔、行李，或趴卧，或翻滚，稍作休息；周围树木茂盛、绿草如茵、鲜花盛开；三匹趴卧的驮马左侧，站着一个白发老者，拄着木杖，看装束不像随行之人，或许是附近的山民吧。
再穿过一座溪流小桥，来到画面左下角，一个男子背着包裹带着一个孩子向前行进，应是行旅之人。山路再一次陡然向右转折，蜿蜒迤逦而上，队伍骑马、牵骆驼继续蹒跚前进，越往上越是险峻曲折。
画面左上方，山腰处，山间石径逐渐被一条人工木制栈道替代，石壁一侧应是开凿棱形孔穴插入了木桩，外侧则用方石、木桩悬空支撑，铺上木板，围上栏杆；栈道之下是百米高的深谷，谷底水流湍急，险峻崔嵬；栈道之上，两人两骑逆向而来，应是商贾行旅之人，在距离长安千里之遥的崇山峻岭间，与曾经深居九重的大唐皇帝擦肩而过，不知，对于他们来说，是怎样一种感受，又会如何向别人述说，而这场正在发生的大浩劫，又将如何改变他们的命运。
画中人马较多，均刻画精细、形象生动。可见的人物有31人，马25匹，骆驼3匹，但李昭道通过远近、大小、多少的排布，给人感觉有一支庞大队伍在群山中穿行。史料记载，唐玄宗历时46天到达成都时，随行人员约1300余人。
【技法风格】
1、变父之势，妙又过之
画法上，李昭道将其父李思训对物象精工细致的色彩安排，与“画圣”吴道子先布墨色、再染青绿的“疏体”山水相结合，形成自己独有风格。吴道子大笔挥洒，以粗细变化多端的线条勾出山水大体轮廓，虽失之粗疏，但气势磅礴，一扫过去勾填的纤丽气氛，此乃山水画变化的开始。吴道子的“墨踪为之”，李思训的渲染赋彩，皆是山水画逐渐走向成熟的两个重要基础。
画中虽无明显的墨笔皴法，但在设色过程中，李昭道根据山石坡岸的形体状貌来运用色彩皴染，山形结构的转折处，多采用较重颜色来强化线条的勾勒，从而达到皴染效果，岩石坡顶等处，则用平缓的石绿色，来表现春草与青苔掩映下的石面、地面的颜色，山体陡峻之处与悬崖的立面等处，运用赭石等偏暖色去表现土石混杂的质地，并与青绿色形成视觉上的生动对比，令画面色彩更加丰富。这种处理手法可以视作山水画中皴法的先声。
画面以青绿色为主色调，间以墨色、花青、汁绿等冷色，与画中朱红、储石、胭脂等暖色形成对比，使画面呈现出一派金碧辉煌的富丽气象，而大量白色的运用使画面明亮、活泼了不少。
李昭道用色彩区分山石的阴阳向背，山阴为青，山阳为绿；平坡为绿，峭壁为青，坡脚、水边则施以赭石色；画树，先用淡墨染出树干的体积感后，再以汁绿点树干、树叶；画水则以花青分染出水的体积感、动态。
画面着色主要采用平涂方式，且设色单纯，使画面形成色彩块面构成关系，其中，青绿色的山峰为一块，白色的云为一块，远处水色与背景融合为一块，树木为一块，人物、驼马则构成块面组合中生动活泼的点，块面构成使画面单纯化、程式化，且富于装饰美感。
2、细笔双勾，色不压线
细笔是指，用一种坚硬小笔勾画物象的轮廓，线条细细、坚硬挺拔；双勾是指，不仅勾画物象的外轮廓线，还勾画物象轮廓之中的很多脉络，如画山石，先勾画出山石的外轮廓，然后在山石内部以曲折的短线分出脉络，通过结构来体现山石的质感。画中的山石、树木、人马等都用细笔双勾勾画出来，一笔一画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即使用石青、石绿、朱砂等重彩设色，依然做到色不压线，线条清晰、有节奏美，形象逼真、饱满、生动。
3、铁线描法，遒劲有力
有别于前人“春蚕吐丝”（即紧密连绵、循环超忽）一类的画法，李昭道画出的线条没有粗细变化，转折处方硬有力，直线硬折，形状如弯折的铁丝，故称为“铁线描”。铁线描是古代人物衣服褶纹的画法之一，产生于魏晋隋唐之际，在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唐初阎立本《步辇图》中有明显的体现。
画中，李昭道通过线条横竖、疏密的不同组合，创造出良好的空间感、立体感。大家看，画面上半部分，多用一组组纵向而绵长的线条来表现山峰的陡峭之势，线条顿挫明显，转折方硬有力，在山峰中穿插一些用趋于平直线条所描绘的白云，拉开了峰与峰之间的距离，制造出良好的空间感。画面下半部分，多用平缓舒展的线条表现地面，这些线条与山峰的纵向线条构成的横竖对比，使上下前后的空间得到了延续和呼应。远山则采用舒缓而略有起伏的线条，与白云的线条相统一，使人产生山与云相融的感觉，从而把我们的视线推向无穷的远方，产生咫尺千里的视觉效果。
画中山石阳面、地面的线条较少，而且多平面少转折，而山石背阴处、坡脚、水边则线条稠密且多棱角、多转折，通过这一疏密对比，使山石的体积感很好的体现出来，山势的起伏变化也更加明显。画云时，线条舒卷、流畅、飞动，仿佛感受到白云雾霭的聚散变化。画近处流水时，线条短柔圆转，表现出河道蜿蜒、湍急而下之态；画远处江水时，则用连绵而单纯的渔网纹线，既表现出江面辽阔，又给人水波荡漾的美感。
【递藏与钤印】
《明皇幸蜀图》无李昭道的款印。
钤有鉴藏印27枚，题跋1处。
最早的钤印，属于明太祖朱元璋时期的丞相胡惟庸。后被兵部郎中、藏书家项笃寿收藏，其弟项元汴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私人收藏家”，收藏过：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平安帖》、顾恺之《女史箴图》，唐代张旭《古诗四帖》、李白《上阳台帖》、韩干《牧马图》、怀素《大草千字文》，元代赵孟頫《鹊华秋色图》等国宝级书画珍品。清初，被耿昭忠、耿嘉祚父子收藏。后被索额图的儿子阿尔喜普收藏。后收入清内府，钤有乾隆帝弘历、嘉庆帝颙琰[yóng yǎn]的玺印。1911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后，民国政府在紫禁城武英殿西边建起一座宝蕴楼，专门放置避暑山庄等行宫收藏的文物，统一盖上“宝蕴楼书画录”印，后来全部归入故宫博物院。1949年，被蒋介石带去台湾。
1774年初秋，乾隆帝观赏此画并题诗一首：“青绿关山迥，崎岖道路长。客人各结束，行李自周详。总为名和利，那辞劳与忙。年陈失姓氏，北宋近乎唐。甲午新秋御题”。
【今迹】
2014年6月24日，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231组件文物，在日本东京博物馆展出。日方点名盼借《明皇幸蜀图》，因为这副画在日本大名鼎鼎，主要是日本有传说，杨贵妃没有死在马嵬驿，而是逃到了日本，在山口县“杨贵妃之乡”建有杨贵妃墓，因此日本人对这幅画有特别的感觉。
【参考文献】
[1]王慧（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精工焕烂的盛唐气象——李思训、李昭道父子的青绿山水；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12月。
[2]蒋海鹏；浅析《明皇幸蜀图》；青海师专学报；2004年。
[3]王兴锋；唐玄宗奔蜀路线考述；唐史论丛；2014年0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