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汉末以来的三国割据局面最终在以司马氏建立的晋朝手中终结，动荡了数十年的中国大陆终于重归一统。
而两晋王朝建立的背后是中国社会历经数百年发展起来的士族阶层的支持，这是一股在中央垄断权力、在地方掌握财富的庞大政治力量。出于对他们的忌惮，西晋王朝复活了本应被废除的"分封制"。
本想借此制衡士族的西晋皇帝却没预料到这一举动给西晋王朝埋下了一颗致命的炸弹，在几十年后一举摧毁了刚刚建立的大好局面。
而士族问题并没有就此消失，反而成为日后东晋王朝难忍的痼疾。
西晋疆域示意图
打错算盘的晋武帝
西晋，是我国历史上最短命的大一统王朝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时代的序章。这个王朝本身是在士族力量的拥护下建立的，因此士族阶级是这个国家的统治基础。但成就晋朝的，最终也将毁灭晋朝。
自从曹魏以来，士族就通过"九品中正制"来维护自身的政治特权，同时又通过"荫庇"制度来维护自身的经济特权。
九品中正制
也就是说，士族力量以皇权为条件向统治者索取了垄断人才晋升渠道与建立经济上的特殊地位两大特权。正是通过这些措施，士族在西晋的势力愈发壮大，皇帝不得不依靠他们才能维护统治地位。
但我们知道，没有哪个皇帝会习惯于受制于人，更何况是这种仰人鼻息的权力状态。
为了与士族力量进行抗衡，皇帝必须培植自己的力量，以免自己在未来像曹魏家族一样因被士族抛弃而覆灭。这就涉及到了西晋的另一项制度了。
魏晋时期的文人
中国自从西周以来就实行"分封制"，后期这一制度造成的群雄割据使得周朝灭亡。因此，秦始皇在建立秦朝之后毅然决然的抛弃了分封制，改用"郡县制"。但汉代建立后，因为汉朝统治者自身出身微寒，缺乏深厚的政治根基。
因此汉朝皇帝采用了郡县与分封制度相结合的"郡国制"，大封宗族子弟，扩充刘姓势力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但这一举措导致了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汉武帝时期一直致力削藩，才没有使得封国再次成为汉朝的巨大政治威胁。
七国之乱
西晋并没有吸取汉朝的政治教训，而是恢复了该制度，大封子弟为诸王。这是晋武帝为了维护司马氏的统治地位而做出的无奈之举，想要维护司马氏的天下，他只能依靠司马家族的人。
晋武帝不会不清楚分封制的危害，但他或许对自己的政治能力有足够的自信。
此外，虽然他明确知道自己的儿子能力不济，但他还有可以寄予希望的皇孙，只要维持一个强势的中央，未必不能保证国家的安全。
西晋八王各自势力范围示意图
人算不如天算，政治行为的复杂性与不可预料性超乎了晋武帝的想象。
惠帝暗弱，皇后贾南风霸道贪权，结果引发了"八王之乱"，给西晋王朝的政局掀起一场长达十六年的血雨腥风。
十六年的权力角逐，无数家族被满门诛灭，无尽的战争、阴谋、屠杀.....西晋王朝鲜血流遍。
更为可怖的是这场斗争引发的连锁反应，天下震荡，人民流离失所，分裂势力与敌对势力蜂拥而起。刚刚凝聚在一起的国家瞬间危机四伏，而更大的灾难正在赶来的路上。
这场皇族之间的权力斗争不断发酵，使得西晋社会迎来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总爆发。
晋怀帝永嘉年间，由匈奴贵族刘渊建立的"汉"政权趁西晋王朝残破不堪之际发动南侵，三攻洛阳并使其陷落，俘虏晋怀帝。两年后，杀之于平阳。同年，司马邺在长安即位，改元建兴。
建兴四年，刘曜破长安，俘虏晋愍帝，西晋王朝最终气竭而亡。这场由匈奴人引发的动乱就是著名的"永嘉之乱"。
衣冠南渡过程示意图
反客为主的侨姓士族
永嘉之乱带给中国社会以深刻的影响，是往后三百年南北分裂历史的开篇。永嘉之乱后，大量的晋朝士大夫为了躲避灾祸阖族迁徙到相对比较和平的南方，史称"衣冠南渡"。
所谓衣冠是代指汉族的文明，因此，这场迁徙同时也是一场文明的流徙。
南迁后的士族拥立琅琊王司马睿在建康城建立了东晋政权，为晋朝延续国祚。而广大的北方地区就此被晋朝皇室丢给了胡人，北方社会就此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
琅琊王司马睿能进居帝位有很大的偶然因素。八王之乱后期，以东海王司马越和成都王司马颖实力最为强大，而琅琊王司马颖本属司马越的麾下势力，司马越用他来经营江南，为日后做打算。
但永嘉之乱的突然爆发，使得晋室残余诸王势力迅速覆灭，此时正在江南经营的琅琊王司马睿成为晋室的希望所在。
晋元帝司马睿画像
而司马睿之所以能顺利的继承大统，离不开两大势力的支持。这两大势力分别是来自北方的以琅琊王氏为主导的"侨姓士族"以及江南本土的"江东士族"。
永嘉之乱后，一部分北方士族把希望寄托在与胡人合作身上，不愿意离开故土，而另一部分则抛家弃业来到人生地不熟的江南。其中的"侨姓士族"飘零过江，在江南无半点根基，一分家产。
而此时的司马睿刚刚建立政权，立足未稳。因此，仅仅依靠侨姓士族的能力是无法帮助新生的政权度过内忧外患的特殊时期。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就说："王氏虽有翼戴之功，而北拒石勒于寿春者，纪瞻以江东之众捍之于淮右，相从渡江之人，未有尺寸之效也。"
淝水之战画作
司马睿积极拉拢江东士族，借助他们的财力、武力、人力来应对来自江北的威胁，保卫政权。
而这些侨姓士族也十分识趣，自知"人在屋檐下"，因此选择埋头做人。
一不与江东士族争权，二不与江东士族争利，使得双方得以和平相处。
侨姓士族选择了到偏远贫瘠的会稽地区垦殖生产，积累家业，而不是留在富庶的吴中和江东人抢地盘。这一局面非常有利于东晋王朝的发展：一方面有江东士族提供保卫政权的力量，一方面侨姓士族的垦殖也促进了边远地区的开发，对经济发展也十分有帮助。
陈寅恪先生在《金明馆丛稿初编》就这一情况曾说："北来上层社会阶级虽在建业首都作政治之活动，然其殖产兴利为经济之开发，则在会稽临海间之地域。"
但随着政权的初步稳定，东晋暂时解除了外患之忧。此时的司马睿不得不着手来处理江东士族独占朝堂而权倾一时的危机，而来自江左的侨姓士族成为司马睿不得不倚重的对象。
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曾更直接的说司马皇族与侨姓士族从一开始就在与江东士族虚与委蛇，各种拉拢合作都是权宜之计，司马皇族最想依赖的还是侨姓士族。
东晋与十六国版图示意图
渐渐的，江东士族在不断的被排挤出中央政权，虽然他们还在朝中任职，但却不断的被边缘化。这一情况激起了江东士族的不满情绪，甚至引发了政变活动。
曾三定江南，对东晋皇室做出巨大贡献的周玘因遭受猜忌就图谋反叛。但这次叛乱很快被镇压，周玘忧愤而死，东晋的政权得以安稳，但这起事件对东晋的影响还是很大。
陈长琦先生在其《两晋南朝政治史稿》中曾统计了东晋的重要官职的出身情况，其中侨姓士族达一百零二人，而江东士族仅不到十人。
不仅在政治上江东士族遭到了侨姓士族的排挤，在经济上江东士族的优势地位也在不断丧失。江南地区的富庶地区，最早都是江东士族的势力范围，而侨姓士族早期在王导的倡议下避居沿海贫瘠之地。
但随着侨姓士族力量的壮大，他们不但在政治上打压江东士族，而且也不满足于经济现状，不断侵占江东士族的土地田产、劳动人口。
政治上失意，经济上残破的江东士族不可避免的在东晋政权中退处辅助地位，而侨姓士族则反客为主，煊赫一时。
西晋士族形象画像砖
东晋皇帝的无奈之处
在侨姓士族中，琅琊王氏的地位异常显赫，在整个南迁士族中俨然领袖人物。王导身为宰相，兼任扬州刺史，掌握东晋行政大权，王敦手握东晋军事大权，王氏家族其他诸如王舒、王含、王彬等人皆担任刺史、都督之职。
一门上下，无不官居要职，王氏之显赫，可见一斑，这才有了所谓"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
但我们知道，皇权具有独尊性的特点，既然追求独尊，又怎么会甘愿与其他人分享权力？东晋朝堂的这一局面注定要因一场政治变局而改变。
晋元帝司马睿在北御胡虏安定边疆、内黜江东士族稳固王权之后不得不面对琅琊王氏势力的膨胀，这一新的政治困局让晋元帝坐立不安。
晋元帝是一个有雄心的人，有雄心之人不会安于现状。因此，晋元帝终其一生都在努力振兴皇权，摆脱王氏的束缚而实现中兴之志。
为了振兴皇权，晋元帝一直在培植忠诚于自己的政治势力，而以刁协、刘隗等人为代表的士人正是晋元帝需要的拥皇派。
史书载："隗雅习文史，善求认主意 ，帝深器遇之......与尚书令刁协并为帝所宠，欲排抑豪强。"
除了这些势力之外，自从晋元帝在南方恢复晋朝政权以来，北方陷落地区抗击胡虏的汉人将领等势力也表示臣服于晋元帝，这给了晋元帝以极大的鼓舞。
同时，晋元帝还通过采用法家的政治主张来服从于其振兴皇权的意愿。一方面以法驭下，彰显皇权的威严；一方面选用有真才实学的实干家，来执行自己的政策。在此期间，大量的士族官员因为触犯法条而遭受惩罚。
同时，还有大量的官员行为逾礼而被弹劾。这些政治举措的实施，给予王氏家族以不小的打击，使得"王氏深忌疾之"。
东晋士族形象画作
而随后，晋元帝又着手调整中央的人事任免以及职能部门，将原有的职能部门进行裁撤分割，再安排自己的亲信入主中枢以及地方州府，担任军政要职，以达到削弱王氏的目的。
振兴皇权的运动在晋元帝的主持下不断进展，拥皇派打击王氏的力度因此不断加大，甚至奏请皇帝要改革选材制度，这一行为是对士族阶级特权这一根本利益的触犯。
这还没完，晋元帝又命令官员搜括天下户口，把大量由士族地主占有的劳动人口解放出来，给他们分配土地。
这一举措一方面可以为国家增加劳动人口、征役人口，并增加国家税收，对朝廷增加财富和发展军队都有帮助；但另一方面这一行为却严重侵害了士族地主的利益。
王敦兵变想象图
总制荆州掌握东晋主要军事权力的王敦因此以"讨伐奸佞"的名义发兵东下。
王敦在给晋元帝的奏疏中说："刘隗前在门下，邪佞谄媚，谮毁忠良，疑惑圣听，遂居权宠，扰乱天机，威福自由......而密知枢要，谮行险匿，进人退士，高下任心，奸狡饕餮。"
王氏不敢直接讨伐皇帝，而是又打出了"清君侧"的旗号。晋元帝欣然应战，却遭遇惨败，晋元帝含恨而终，王氏在这场战争后取得了主动权。
晋元帝的努力虽然失败了，但他的儿子晋明帝却在与王氏的斗争中取得了巨大胜利，使得明帝时期的皇权得到扩张，王氏遭到严重削弱。
只不过，由于明帝猝然离世，刚刚建立的大好局面转瞬即逝。
▲桓玄影视形象
皇权的困局一直到孝武帝时期才有所好转，孝武帝打击谢氏，将其排挤出决策圈，使得皇权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士族的束缚。但好景不长，安帝时期，政权被司马道子父子掌控。
而此时的东晋已经内外交困，政权十分动荡。元兴五年，桓玄兵临建康，诛杀司马道子父子，总揽朝政大权，最终威逼安帝退位，建立桓楚，东晋王朝就此灭亡。
后记：
两晋自建立到灭亡，士族阶层贯穿其历史发展的始终。作为一股自两汉之际兴起的力量，士族阶层自魏晋以来在中国数百年的历史舞台上扮演者重要角色。
其之所以能产生这么巨大的力量，便在于士族的本质是作为封建社会政治基石的地主阶级，他们以宗族血缘为纽带联结在一起，又在地方占有大量的土地和社会财富，拥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而他们同时还垄断着知识技能，在两汉士人政府与儒学兴起的同时，他们得以凭籍自身的知识能力跻身官场，在政治生活中发挥日益重要的影响力。
古代士族
这样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必然要在历史上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到了拥有改朝换代能力的地步。
皇帝在此时仅成为他们的代言人，但以独尊性为特点的皇权天然排斥其他权力团体，因此，士族力量发展的始终必然伴随着与皇权的长期斗争。两晋社会即是如此。
他一方面依赖于士族力量，另一方面又对其膨胀十分敏感，晋朝皇室为了自保而做出一系列努力，结果带来的危害更为巨大。
东晋在长期的斗争中使得整个社会矛盾重重，而最终催生出了以刘裕为代表的寒门士族的崛起，才从根本上缓解了之前的政治困局。而士族问题的真正解决要远到之后的唐宋，这场斗争注定是漫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