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这一生仕途不顺我们是知道的,可是他又才情了得,所以免不了就要在文章词作当中发发牢骚,吐吐苦水。这本无可厚非,谁还没点脾气呢,可就怕有心人挑刺儿,一个涟漪也能掀成滔天骇浪。
公元1079年,苏轼调任湖州,例行公事的做了一篇《湖州谢上表》,自谦自贬了一番,然后感谢皇恩浩荡,本来到此就可以打住,你好我好大家好,可这个人吧,管不住自己的嘴,非要在后面又加了几句唠叨。
当时朝廷的局势比较微妙,王安石要变法,司马光主张守旧,两方人马争得不可开交,苏轼是反对变法一派的。在他的那几句唠叨里面提到了几个敏感的词“生事”“新进”,这些对王安石一派的人来说都是带有些微贬义的,本来就看不顺眼,苏轼在这节骨眼儿上还来这一套。
这一下子捅了马蜂窝,舒亶是王安石一派,在御史台工作,而御史台就专门负责监督,弹劾官员,整肃朝纲一类的事情,这个人花了四个多月的时间从苏轼新近发表的一些文章中挑出了一些词句。
然后联合御史台其他人将祸水东引,说成是苏轼对朝廷对皇帝有怨言,心怀不轨而且屡教不改,实在是罪大恶极,请求判处他死刑。皇帝认为这些人说的有道理,但是死刑就太重了,只让人把他关到御史台,这就是当时著名的“乌台诗案”。
苏轼在御史台过了三个多月提心吊胆的日子后,被贬到了黄州,而其他20多个多少跟他有往来的人也遭了殃,这其中最倒霉的要数他比较交好的一个同僚王巩,被贬得最远---岭南宾州。
苏轼感到非常愧疚,一再跟他道歉,曾对他说“兹行我累君,乃反得安宅。”不过王巩也算是豁达,并没有多怪罪苏轼,简单收拾了行李,带着一个叫柔奴小妾就去了那不毛之地。
在那种荒凉的贫瘠土地上待了有4年多,期间王巩还因为水土不服生了一场重病,得亏柔奴的细心照料才挺了过来。某天宋神宗神游天外,突然就想起来了王巩这么个人,反正当初也不是什么大罪,这罚了4年也该够了于是就让他又官复原职了。
王巩带着柔奴就高兴地往回赶,想到苏轼还在黄州,于是中途就改道去看他。两人见了面良久无言,激动异常。苏轼当即做了几道菜招待夫妻两人,和这兄弟你一杯我一杯的喝了起来。
转眼看到柔奴一身素服,不施粉黛,仍然眉眼动人,就心有感慨,问了她一句:当初以她的姿容是满可以留在京城的,她却执意要跟着王巩去岭南吃苦受罪,这一路是否后悔?
柔奴淡然一笑,只答了8个字:“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不禁怔住了,晚上躺在床上仍然辗转反侧,睡不着,那8个字一直绕在心头,于是干脆提笔写就了那首传世名词《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多少夫妻大难临头各自飞,她却说“此心安处是吾乡”,真挚的感情与钱财无关,与权势无关,她只认定了王巩便是她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