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1年，靖难之役即将取胜前夕，首席谋士姚广孝，再三交代朱棣说：“金陵城破后，除了一人，其余人皆可杀。”朱棣无比诧异，究竟谁能让自己手下第一谋臣如此看重？姚广孝补充道：“这个人叫方孝孺，如果他死了，天下的读书种子就灭绝了。”朱棣点头应承。
从明朝初年开始，为了扭转元末以来文人形成的松弛风气，朱元璋对不听朝廷号令的才子名士，打压起来毫不手软。
无论是高启为首的“吴中四杰”，还是他称为“吾之子房”的刘伯温，都无一幸免……
所以，到明朝第二任皇帝建文帝登基时，大部分读书人都处于归隐避世之中，“忍见万赤子，病者半九州”就是说的这种情况。
方孝孺不像这些名流那样，以退隐来标榜节操；而是满怀经世济民的热望，渴求用一生所学报效国家。
比如他的诗：“所忧谅无他，慨想禹九州……谁为斯民谋”，充满了为天下苍生谋福利的抱负。
他也不是只说说而已，更是在《君职》、《正统论》……等著述中，深入思考，给出了实现“仁义之治”的具体措施方略。
此外，面对朱元璋诛杀功臣，他借刘邦鸟尽弓藏的故事，以“向来老将今无多”、“胡为鸟尽良弓藏”来表达强烈的愤慨，以及对人才尽失局面的深深忧虑。
这种忧国忧民的士人情怀，正是天性嗜杀的姚广孝，称其为“读书种子”，恳求朱棣刀下留人的原因了。
既然朱元璋对文人士子如此苛严，为何没对方孝孺动手呢？其实是有原因的：
首先：朱元璋登基时，尽管方孝孺已经因才名，被时人视为韩愈再生，但此时他才12岁，对明朝根本没有威胁。
其次：朱元璋坚信“德以化君子，威以化小人”，当方孝孺成为一代名儒时，大明在朱元璋眼中“天下已康”，不再适合乱世用重典之法了，方孝孺提出的“仁义之治”的主张，是适合当时世情的。
因此，朱元璋不仅没有杀方孝孺，而且对他寄予了厚望。
但是，朱元璋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连续两次召见方孝孺，大赞其才华，却没有任用他（第二次也只是给了个教书改课程的虚职）！
以至于直到42岁，方孝孺过的都是“一身岂恤饥寒迫”的生活，不过，大量的在野生涯，也带来了两个好处：
一是教书为业的方孝孺，为明朝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桃李满天下。
二是方孝孺专心治学，对文坛影响甚大，就连后世都称其为“程朱复出”、“有明之学祖”，堪比苏东坡，陈亮这样的大儒。
之所以没用方，朱元璋想的是：这样一个大才，应该留给自己的继任者。
等自己用雷霆手段完全将明朝潜在风险扫平后，下一任皇帝施行仁政就有了坚实基础，也会得到百姓的拥戴，更会让方孝孺这样的人才，对新皇感激涕零，尽忠尽责！
所以，朱元璋一句“今非用孝孺时，老当其才”，让方孝孺坐了数十年冷板凳，也过了数十年清苦生活！
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驾崩，建文帝朱允炆按照太祖遗诏，一登基就召方孝孺进宫，赐予翰林侍讲，这一年，方孝孺42岁。
博学多才的方孝孺，次年迁侍讲学士，一举成为建文帝的近臣。
无论是讨论国家大事，还是为建文帝读书释疑，他都是建文帝身边不可缺少的人物之一，方孝孺的才学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朝廷撰修《太祖实录》、《类要》等书，都任命他为总裁。
皇帝的信任和尊重，让方孝孺心怀感激，他忠心辅佐年轻的新皇帝推行仁政，重振纲纪。
建文帝首先就是改变朱元璋事必躬亲、严刑峻法的做法，适当地放权给大臣们；其次还注意听取大臣们的意见，朝中由此形成一种比较宽松的氛围，后来被史家称为“建文新政”。
然而，好景不长，同年，就在方孝孺大展拳脚之际，因不满新帝削藩的燕王朱棣，打着“清君侧，靖国难”的口号起兵造反，史称靖难之役。
方孝孺一边受命拟定讨伐朱棣檄文，痛斥朱棣叛逆之举；一边积极出谋划策已报朱允炆知遇之恩。
然而，朱元璋当年不用方孝孺的致命错误此时就显现了出来：方孝孺虽满腹经纶，聪慧超群，然而世代为平民的他，此前毫无为官治世的经验，更无军事经验。
面对身经百战，老谋深算的朱棣，无论是方孝孺提出的离间之计、缓兵之策均被朱棣识破……
1402年，朱棣攻破应天，燕军入城，建文帝朱允炆自焚，方孝孺也被抓进了监狱。
欲意登基的朱棣，想起了出征前，谋士姚广孝的叮嘱，并没有杀方孝孺而绝天下读书种子的意思。
朱棣将其召到朝廷，希望方孝孺为他起草继位诏书。
听闻建文帝失踪的消息后，走上朝堂的方孝孺悲痛不已，坚决不为朱棣拟诏。
更是痛斥朱棣谋朝篡位，不合祖宗家法，却被朱棣一句“这是我朱家的事”驳斥！尽管朱棣以死相胁，方孝孺仍誓死不从，当即取笔写下：“燕贼篡位”四个大字，扔给朱棣。
盛怒之下的朱棣，将其车裂于南京聚宝门外，这一年，方孝孺虚岁46。
至此，被开国文臣宋濂激赏为“百鸟中凤凰”的一代大儒方孝孺，以极其悲壮的方式随着建文一朝在历史上的消失而结束。
后记：不谈方孝孺的荣辱与升沉，抱负与劫难。他的真正了不起在于：为了自己的信念，甘愿舍身成仁，此气节，足以流芳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