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王死后，儿子姬发即位，他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周武王。武王即位之后，迁都到了镐京（也在今天的西安市长安区附近）。他延续了文王姬昌的政策，以姜太公、周公姬旦、召公姬奭、毕公姬高等能臣贤士为辅佐，继续发展生产、收拢人心、积蓄力量。而此时纣王仍然在大肆对东夷用兵，使得国内人民负担更加沉重，内部矛盾更加尖锐。在商朝统治集团内部，逐渐形成了以比干、箕子、微子、商容等人为代表的反对派。
周武王即位第九年，在盟津（在今天河南省孟津县西北部）召开誓师大会，这既是讨伐纣王的总动员，也是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同时还可以看看自己在诸侯当中的影响力如何。当年周文王在诸侯中的威望已经很高，但武王继位后对于自己的影响力还没有那么大的把握，因此需要检验一下。
历史未记载纣王对此有什么反应，采取过什么防备措施。根据后来的情况看，很可能他曾经想过要解决这个巨大的威胁，但很快又被迫把主力调去对付已经反叛的东夷部族，给了周国以可乘之机。
又待了两年商朝内部的反对派和纣王的关系彻底破裂，比干被纣王杀掉，箕子被囚禁起来，甚至装疯以自保。微子和亲信太师、少师（两者都是官名）一起叛逃，微子指使他们给武王报信。
武王通过他们的告密，了解到商朝统治集团内部四分五裂，现在国都兵力空虚，正是攻打的好时机，于是遍告天下：“商朝有重罪，不可不讨伐！”。但在大军出发之前，武王找人占卜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小插曲。巫师使用龟甲占卜，结果是非常不吉利。
巧合的是此时天上又来了场暴风雨，武王和群臣都很害怕。通过这个小事，历史把武王作为人更真实的一面暴露了出来：英雄、圣人固然伟大，然而他们也是人，也有普通人的恐惧。英雄不是没有恐惧，不是没有忐忑不安，他们只是最后能克服自己的恐惧而已。毕竟商朝还是看上去很强大的正统王朝，周国以前从来没有跟商朝交战过，很难说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打赢。
在关键时刻太公姜尚力排众议，说这不是什么凶兆，而是改朝换代的吉兆。他勉励武王说现在是推翻纣王的千载难逢的良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听了姜太公的分析，武王理智地客服了恐惧，下定决心出兵。
武王再次载上文王的灵位，率战车三百乘，卫士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向东进发。这一年武王再次会同诸侯到达盟津，诸侯跟着来讨伐的有四千辆兵车（那个时代以战车为主要作战单位，每辆战车配备一定数量的甲士和步兵，能达到四千辆战车，在当时是很大的兵力）。
在誓师大会上，他向各诸侯的将士们历数了纣王的罪恶，也像当年成汤征讨夏桀一样，提出了“共行天罚”的口号。商朝在西边兵力空虚，武王的军队没有费多大力气就打到了其都城附近的牧野（大致位于今天河南省新乡市附近）。
纣王见到武王一下子就打到都城附近，十分惊慌，由于没有多少兵力可以调遣，就临时把抓来的几十万奴隶武装起来，让他们上前线去抵抗。这些奴隶们平时备受虐待，根本就没有斗志，心里反而盼着武王打过来，于是就阵前倒戈，反而成了周军的开路先锋。武王亲率大军发动总攻，纣王的军队土崩瓦解了。
纣王狼狈逃回来，登上自己建造的鹿台自焚而死。我们说商朝军队崩溃的比较快，并不是指这场战争很轻松。奴隶们没有战斗之心，但商纣王的其他军人肯定是有过激烈抵抗的，因此《尚书》上说这场战役“血流漂杵”。
战国时期孟子说武王是天下最仁义的，纣王是天下最不仁义的，以最仁义的君主讨伐最众叛亲离的暴君，肯定不会有这么激烈的战斗。这论调显然是孟子把本来已经被周朝美化的武王更加理想化了，后来成了历代的正统观点，影响了后世很长时间，然而究竟不是事实。我们前面讲过，纣王做了一些改革，比如提拔重用身份比较低的人做官，停止了大规模杀害奴隶的祭祀等等，不可能没有国内的拥护者。
纣王并非被所有人都抛弃了，武王灭商也不是得到所有人的拥护，这一点可在灭商之后的一些事件中看出来。
武王率兵攻入商朝都城，商朝很多百姓前来迎接。百姓们向他拜贺，他连忙谦虚的还礼。到了纣王死的地方，他命人砍下纣王及其两个宠妃的头颅悬挂在旗杆上。武王就这样灭掉了强大的商王朝，建立了周朝。此时的周朝定都镐京，人们习惯上称之为西周，和后世迁都洛邑（今天洛阳附近）之后的东周相区别。
武王是个非常有政治头脑的人，他看到自己刚刚攻破商朝都城，商朝人心里并未完全归附。尽管部分百姓前来迎接自己，但这很可能是出于恐惧，或者说政治投机也未可知。甚至这种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场面是武王自己导演的也有可能。《史记》记载为了巩固政权、稳定人心，武王夜里担心的睡不着觉。在商朝都城祭祀上天时，武王让周公、毕公手持大钺、小钺把自己夹在中间，散宜生、闳夭等大臣全副武装予以护卫，外面更是层层士兵防守，可见其戒备心之重。
必需采取适当的措施才能稳定政局，巩固新生的周朝政权。要做到这点就必须拉住商朝的贵族和百姓，孤立并消灭纣王的拥护者才行。说纣王只有妲己和几个小人拥护，完全不是事实：再过一些年，纣王的儿子武庚在武王去世之后能发动声势那么大的反叛，也可以佐证笔者这个观点。
武王对待不同的几类人采取了不同的措施。
贫民百姓是容易满足的，他们非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造反的，相反统治者如果切实给点实惠他们就会很感激。武王命人把监狱里关押的百姓释放出来，还把商朝鹿台里的财物和仓库中的粮食拿出来赈济他们，这样就赢得了他们的拥护。至于原来商朝的奴隶是被解放了，还是分给了周朝的贵族们，目前资料还比较缺乏。
前朝贵族是比较难以对付的，只有处置好了他们，政局才能真正稳定下来。对于本来就反对纣王的贵族们，武王不但保全他们的财产、地位，甚至公开予以表彰。他命人释放了被囚禁的箕子，修整好被纣王杀死的比干的坟墓，还旌表了被纣王废黜的老臣商容的居所，以彰显商容的德行。
他这么做实际是告诉商朝的上上下下，我来这里是替你们铲除暴君，表彰贤者来了，跟成汤讨伐夏桀时用的“吊民伐罪”的口号是差不多的。武王深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道理，这样不但可以再次凸显纣王的罪恶，树立推翻商朝的合法性，还可以把这部分贵族的利益牢牢地绑在周朝的战车上，从而稳定了商朝上层贵族的人心，大大减低了他们的抵触情绪。对于还死忠于纣王的那部分人，武王则采取了毫不客气的暴力手段予以搜捕和镇压，说让他们承受跟纣王一样的罪责。
经过一系列措施，武王稳定了周朝的政权，带兵西归镐京。天下已定，他开始大封诸侯。太公姜尚功最大，封在营丘（大致在山东省昌乐县东南一带）建立了齐国。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封在曲阜，建立了鲁国。召公姬奭被封在燕，建立了燕国。武王让纣王的儿子武庚管理殷商遗民，封地大概在今天河南安阳一带。
为了防止武庚造反，周朝又在武庚封地的周围设立了三个诸侯国，分别由武王的三个弟弟管叔、蔡叔和霍叔管理。管叔、蔡叔和霍叔实际是周朝派来监督武庚的，被后世称为“三监”。也有说法是让武庚管理殷商遗民，而派管叔、蔡叔辅佐他并负责监督。武王留下了武庚没有除掉，还把部分土地和百姓让他管理，这就为后来的武庚叛乱埋下了隐患。此后又过了几年，武王就病死了，他的儿子姬诵即位，就是周成王。
武王伐纣是历史的进步，但其本质还是两国奴隶主贵族争夺中原统治权的斗争，其结果是西周的奴隶主贵族取代了商朝腐朽的奴隶主贵族进行统治。在这个过程中有个明显的亮点，那就是奴隶们的力量第一次得到很大的展示。这些平时被人看不起，被人漠视，被欺凌压榨到极点的人们，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在最后关头成了举足轻重的力量。奴隶们的阵前倒戈对推翻商朝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尽管这些奴隶们也有历史局限性，比如只是自发地倒戈，并非有组织有纲领的自觉反抗，倒戈也只是选择了新的奴隶主们来统治自己，但是这毕竟是人民力量的一次伟大显现，足可以证明历史还是由人民创造的。英雄人物是顺势而为、因势利导建立了功业，真正决定盛衰成败的还是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