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卫所的废弛
明代贸易产生的巨大利益，吸引了大量商人加入朝贡团体——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生产技术的进步、商品数量的迅速提高、生产专业化程度的增强、商业市镇的勃兴为其开拓海外市场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障。南洋商人、葡萄牙商人以及日本商人所带来的海外市场恰好满足了江南地区对外商品贸易的内在需要。江南地区为东亚海商的贸易提供了广袤的经济腹地、充足的商品供应和便捷的境内交通，东亚海商则通过其遍布海洋的成熟的贸易网络和船队将江南地区商品销售网络进行了放大与加粗。
双屿港的出现也与宁波地区海防卫所废弛息息相关。《全浙兵制》在对比浙江各地区形势称：“惟宁波府伸在海外”由此可见宁波与海洋间特殊的区位关系。明初，为应对浙江地区严峻的海防形势，
明太祖朱元璋在打败方国珍后将其残部与金华、衢州等处官兵调守镇海，并在宁波地区设宁波、定海、观海、昌国四卫。
“二十年信国公汤和展拓城池，立定海卫，调宁波卫左所及新操中前后三所为五千户所，外辖霩衢、大嵩二千户所。”霩衢所即为直辖“六横岛”的对应卫所。其下还建有“海防台堠：高山堠、三塔堠、土泽堠、观山堠、梅山堠、虾东堠”，“其所管辖区域三里至三十里不等”。
胡守仁也说：“两浙卫所分囤，犬牙相制。”“霩衢千户所洪武二十年信国公汤和改建千户所。辖十百户所，正千户副千户镇百户司吏旗军一千一百二十（原额旗军），今止存四百五十二名。”
所内配有战船和兵器“城门楼铺军火器四千一百八十九件原战船八橹快船三只，十桨船二只。”
由此可见其火力完全不足以与双屿港上的武装船队抗衡。与其毗邻的大嵩所情况也十分类似：“司吏旗军一千一百二十（原额旗军），今止三百九十六名原额战船八橹船二只，风快船二只。”大嵩所现存士兵和现有战船配备甚至少于前者。
在明初，为避免客兵长途迁徙带来不便，很多沿海地区的士兵都是从周边市镇抽调而来。因此随着兵役加重和海禁制度的逐渐废弛，沿海官兵逃离的现象也日益严重。士兵不仅流失数量多而且战力极差，朱纨感叹“浙兵素弱，海贼素骄”，“臣惟海防积废，皆由于因循”，“惟照浙海剧寇横行，浙兵累年退怯，双屿分明在望，官军曾莫敢窥”。
海寇甚至会为夺取物资而攻击沿海卫所。
一般而言，倭夷对沿海官兵都是能避则避。他们能够做出前往定海关内夺取兵船的打算也从侧面反映出沿海卫所兵力空虚，战力不足。从嘉靖四十二年兵部的《浙江海防兵粮疏》中还能发现，直至万历年间，胡守仁仍在感叹两浙地区海防军备废弛的情况：“往因承平日久，武备废弛，倭夷侵犯，地方残破。因而人情刀玩，法纪不张见边备日弛风俗日坏。”
然而从众多方志记载中不难发现两浙地区饱受沿海倭寇侵害，实非所谓“承平日久”，却已然“武备废弛、法纪不张”。
“指挥法不行于千户，千户法不行于百户，百户法不行于旗甲，旗甲不能束军。上陵下替，习以成风祖宗建设卫所，编立军伍，原有定额经今二百年余，流亡事故十存二三”在组织作战的过程中，朱纨还发现了地方官员瞒报、虚报边境海防的相关事宜。
部分沿海官员为海洋走私贸易的巨大利益所吸引甚至与海寇勾结下海经商。“所司尚有相戒越申，及谓瞒上不瞒下者。盖历年海上之祸，达于朝廷者百之一二耳。”“虽有沿海官兵之设，如臣先奏所谓奉公法必见怒于私党，犯私怒必难逃于公案，随俗则有利而无害，犯法亦远害而近利，非漫言也。”地方官员或是秉公执法而受到地方势力排挤，导致政途受挫。或是被厚利吸引，为地方走私大开方便之门。
海洋贸易的暴利
在中国、南洋诸国、葡萄牙以及后来的日本海商的共同经营下，双屿港一跃成为东亚海域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贸易平台。贸易的产生来源于对彼此商品的需要，市场决定了贸易的产生。
两国之间定期的朝贡贸易虽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彼此对于商品的需要，但这种定时定量的贸易活动根本无法满足任何一方的实际需求。
巨大的市场和稀缺的物资，又使得商品价格水涨船高。暴利的回馈又反过来刺激着商人的神经，促使其带回更多的物品，导致了市场的进一步扩大。香料就是非常典型的一种商品。中国直至明末，本土所产香料仅有麝香一种，但不论官府还是民间对香料的需求都是极大的。南洋诸国则盛产胡椒、苏木、降真、沉香等香料。
因此这些物品常被作为朝贡贸易中的大宗货物。
洪武十一年（1378），东南亚小国湓亨前来朝贡，携带“胡椒二千斤，苏木四千斤，及檀乳脑诸香药百花”洪武十五年（1382），爪哇国朝贡“胡椒七万五千斤。”琉球虽不产香料，但会出于朝贡贸易的需求前往南洋诸国购买。
“琉球国中山王察度遣使亚兰匏等上表贺正旦，进马二十六匹，硫磺四千斤，胡椒五百斤，苏木三百斤。”朝廷还会将胡椒、苏木等香料作为俸禄或是赏赐给予官兵。官员得后可自用或出售以得其利。“祖宗生财之源，胡椒、苏木俱官吏俸粮之助。”
“赏京卫官军方荣等，银十万九百三十六两，绢六千八百八十疋，胡椒一千二百四十四斤。”
在民间，胡椒等香料一般是作为调味品或是熏香。民众认为这些香料于人有延年益寿之功效，因此广受欢迎。
百斤胡椒在南洋收购价格不过白银一两，运到明朝后价格可翻二十余倍。朝贡贸易中，明廷以苏木每斤一贯定价购入，而《明实录》中则记录：“苏木每斤准钞五十贯”即仅苏木一项即可获利达五十倍。低廉的成本，便于携带的特点，还有足够诱人的暴利促使不少中国海商将香料作为必备的大宗货物。
香料的走私之盛
香料走私之盛使得嘉靖皇帝也不得不下令禁止。走私之盛绝不仅限香料，丝织品也是东亚海洋贸易中极其诱人的商品之一。“丝，所以为织绢纻之用也。盖彼国自有成式花样，朝会宴享，必自织而后用之若番舶不通，则无丝可织。每百斤直银五六十两，取去者其价十倍。”由此可见，中国的丝织品在日本被看作是高档礼服，而且差价诱人。
中日的海外贸易需求还体现在朝贡贸易过程之中，为牢牢把握朝贡贸易的机会，使臣会携带大量私人物品前往明朝。
此外，贸易产生的巨大利益还吸引了大量日本商人加入朝贡团体。薛国中曾对日本来华贸易的朝贡队伍人员做过统计，商人占到使团成员的四分之三，而且“贡物外所携私物增十倍。”
山胁悌二郎曾对崇祯年间，以郑芝龙船队（六艘）向日本的运输的中国货物品种和数量为例进行过统计，货物包括：生丝30720斤，丝织品90920反，木棉麻布及其他织品40110反，砂糖39000斤。
此外还有矿物、皮革、苏木、药物等。
同期除郑芝龙船队外，还有其他九十一艘来自明朝的船只，其上装载的生丝量达到96455斤，木棉麻布及其他织品198433反，砂糖5711500斤，矿物52280斤，苏木79200斤，药物73460斤。从这些统计中也不难发现，与朝贡贸易货物相比，民间私人贸易的内容不以奢侈品为主，本土的手工艺品、丝织品、药品等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物品成为了走私商品的主流。
根据李金明统计，日本贡例中的丝、铜钱、刀等商品在中国售出的价格平均高于日本本土三倍。
贡例的价格会由于贡品总体数量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若将同类商品放在民间交易的平台上，差价只多不少。
葡萄牙商人带着扩张和征服的愿望来到东亚，与以上三个国家商人不同的是，他们对东亚地区的具体货物并无很大追求，但其带来的火器获得了诸如南洋诸国、中国以及日本的青睐。
为获得更多的白银带回本土，葡萄牙利用自己高超的航海技术和武器装备成为南海诸国、中国以及日本商队的“友好合作者”。林希元曾说“然以彼之悍勇轻生，欲杀其十人非偿以数十人不可”。足可见其战力之强。他们在南洋诸国购买货物贩运至中国东南沿海，换取中国本土的物资，再将这些货物运送至日本换取白银，最后再将这些白银送至东南亚——如此形成了一个三角贸易。
总的来说，可以说，葡萄牙商人把握了东亚地区商品交换的规律，从而在其中充当了马车夫的角色，大肆攫取利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