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元代陈基《次韵吴江道中》写道：“两袖清风身欲飘，杖藜随月步长桥。”诗中的“两袖清风”一词，常被后世用来形容官员作风清廉。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面对官场贪腐一事上，总是分外伤神。他们也都采取了各种办法，其中，就有一个办法叫做“高薪养廉”。在近代，此法也在不断被提出。
宋太祖在开宝年间就曾提出：“与其冗员而重费，不若省官以益俸。” 宋朝时期，为防止官员腐败，从宋太祖到宋徽宗，都采用了“高薪养廉”的办法。不止是皇帝，其实宋代一些有名的政治家也是这么认为的，例如范仲淹王安石等人，他们还参与过相关制度的制定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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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高薪养廉”这件事上，在宋代上至皇帝下至文武百官都持支持态度。而宋代官员的俸禄也确实是历朝历代中最高的。 《宋历·职官志》上记载，宋代的宰相、枢密使等朝廷大员一个月的俸禄是“三百千”，也就是三百贯钱。
单看这个数字没有太大意义，要结合当时的经济状况和物价来分析一下。以包拯为例，根据《宋史·包拯传》记载，包拯在其顶峰时期一共担任了三个职务：龙图阁大学士、尚书省右司郎和权知开封府事， 其中龙图阁大学士的俸禄是138贯每个月，通过计算购买力折合成现在的价值大约是每个月12万元。
除了固定数量的钱之外，宋朝的高官还有其他的福利，每个季度朝廷会发放为数不少的绫罗绢布棉花等，每年还有一千两百石粮食也是俸禄之一，称之为禄粟。可能有人就要问了，虽然高官俸禄优厚，那地方官员呢？的确，宋朝官员在地方供职的待遇低于在京城供职，但也算得上收入不菲。 万户人口以上的县城，县官每个月的俸禄是20贯，人口少于万户的县城，县官每月的俸禄是12贯，此外还有每年的禄粟60石，以及各种补贴。
除了每个月的俸禄和福利之外，宋代官员还能得到一种“公用钱”。这笔钱放在现代看就是交际应酬费。宋代的公用钱不封顶不限时，用完之后还可以再领取。 宋代的一个节度使以公务招待为由，可以一次性领取2万贯公用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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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吏”和“官”的收入相差很大，吏的收入多由自行解决，所以经常会出现公吏贪污或者剥削百姓的情况。所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王安石推行了“吏禄”，希望以此解决公吏贪污的问题。
综上，宋代的官员收入制度看起来非常完善，如果每个朝代的官员可以互通有无的话，那么在工资收入上，宋朝的官员无疑是其他朝代官员们羡慕的对象。 然而现实情况却十分打脸，宋朝推行高薪制度后，“养廉”未成，贪腐愈多。
特别是到了宋代中期，包拯曾说当时的官场是：“黩货暴政十有六七”。贪腐之习已蔚然成风，已经出现无法遏制的态势。宋朝后期，官场上更是“廉吏十一，贪吏十九”，有史书称：“货赂公行，莫之能禁”。宋徽宗时期的蔡京、高俅等“六贼”，让官场上的各种不正之风愈演愈烈。 这么看起来，宋朝的高薪养廉失败了，但是为何宋朝“高薪”制度如此完善，却不能“养廉”呢？ 专家表示，主要是这两件事被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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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原因，俸禄体系不合理。 在这个体系里，高官和基层官员的收入差异巨大，而且职位较高的官员常会身兼数职，每个职位都有对应的俸禄可以领取。这样，官员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开，基层官员的收入其实并没有那么高。而根据当时的物价和消费水平来看，部分职位较低的官员收入并不足以保证基本生活，这种情况下，借权牟利几乎是顺理成章。
而“吏禄法”的设立，让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成为可以领取俸禄的公吏，贿赂官员之风屡禁不止。 这不但导致了行贿受贿，还让公吏人数急剧增加。根据史书记载，神宗时期的公吏人数超过太宗时期10倍有余，达到了1.1万人。这无疑是国家财政的另一重负担。如此种种，宋末大观年间，朝廷支付官吏的俸禄十分艰难，贪腐的情况越发严重。
第二个原因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 只为官员们提供高薪而不对其行为加以严格规范，只会更加纵容贪欲。宋朝初期，宋太祖赵匡胤十分重视反贪腐，《宋刑统》中也规定了严苛的条例，但是由于各级官员相互勾连，根本没有落实相关规定。 就连皇帝自己，也常常因为各种原因对犯事官员网开一面，所以最终都是“责罚未几，遇赦复叙，故态复作”。
结语
宋朝尽管有少数官员依然洁身自爱，执法公正，但是在整个朝廷风气污浊的情况下，想要以一己之身扭转整个局面是不可能的。毕竟，螳臂当车，无异于以卵击石。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整个社会状况。制定规章制度，以及严格执行制度，才是最重要的。
参考资料：
《次韵吴江道中》
《宋历·职官志》
《宋刑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