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辉）夏朝是否存在？夏朝文化中心在哪？夏朝国都在哪？对于中国人来说，至今还是个迷。对于中国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来说更是一个无解之谜，以致有学者认为，夏文化探索是中国考古学的“哥德巴赫猜想”，是考古学能否重建古史的试金石。
虽然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到近二十年来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国历代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做出了前仆后继的艰苦努力，在黄河流域也找寻到了二里头遗址之类的疑似夏文化的遗址，但二里头遗址考古情况与文化内涵显然无以支撑夏朝国都所代表的高度文明的华夏文化与历史。
考古学家邹衡曾说，“在古代文献记载中所见夏商两族活动范围即在黄河中下游的平原地区，已经不太可能再发现什么新的考古学文化了。同时，因为夏朝同商朝一样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必然就包含在这一空间和这一时间已经发现的诸文化诸类型的各期段之中。我们说，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
做为中国考古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当代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基本客观陈述了目前考古学界对夏文化探索的现状。但对过去夏文物考古的成果与未来在夏文化研究的方向上，发生了重大错误，将为夏文化研究带来指导性的错误，使得夏文化研究成为各路历史学者相互之间个人观点的争论，而背离了中国历史学界与考古学家对夏文化研究的初衷：破解夏文化的中心——夏朝国都，使之成为中华民族、华夏民族民族自信的精神来源，中华历史源远流长的历史事实。
通过考古学这一现代学问寻根问祖，重建中国上古史，探索中国文化和文明的本源，成为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伊始直至今日的一个最大的学术目标。
孔子思想与孟子思想，是中华儒家思想的精髓，代表了中华文明的思想内涵，被称为孔孟之道。孟子依据前代历史的文化的梳理与总结，形成的孟子思想称为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孟子思想产生的本质来源于对历史人文的总结，孟子所述历史，就称为我们破解夏朝历史的最原始史料，而且是最生动、最细致的史料，其历史价值远远超出其他编年体史书的价值。
《孟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叛），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正是这样一篇包含重要夏文化研究意义的论述。
孟子的“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正是对夏朝最后一位帝王夏桀因众叛亲离，而导致夏朝灭亡时，对夏朝国都规模、环境、地理的详细生动描绘。
司马迁《史记•夏本纪》记载“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尚书•汤誓》记载，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
从《史记•夏本纪》和《尚书•汤誓》两部中国文史最重要、最可靠的记述来看，夏朝夏桀时期，众叛亲离、失道寡助、天下畔之、亲戚畔（叛）之是夏朝夏桀失国的根本原因。《孟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与《史记•夏本纪》《尚书•汤誓》三者所述完全为同一历史事件，那么，《孟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所述天子失国时的城郭，正是中国历史学界与考古学界久寻无果的夏桀夏朝国都。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孟子的这些对夏朝文明发展的高峰阶段夏桀失国时夏朝国都城郭的描绘，是我们破解夏朝历史最关键、最重要的历史信息。中国历史学界与考古学界对夏朝国都遗址考古的确定，必须符合这些描绘，否则结果只能是水中捞月。从这一方面来说，二里头文化遗址完全可以排除其为夏朝国都、夏文化遗址的可能性。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如此规模宏大的城郭，不仅是夏桀时期的国都规模，而且是4100年前大禹父亲鲧治水时期，大禹氏族部落的都城规模。在《淮南子·卷一·原道训》记载：“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宾伏，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由此可见，大禹之所以能成为万国诸侯拥戴的天子，成为四方来朝、四方来贺的天下共主，大禹的仁德是最主要的，但当时大禹部落积累发展形成的高度文明形式，也是夏朝能成为中国第一个世袭王朝的基本原因。这也是笔者判定夏朝470年历史，只有唯一一个国都的根本原因，其他所有文化遗址对夏都的附会只能是贻笑大方。而历史学家邹衡关于“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必然就包含在这一空间（黄河流）和这一时间已经发现的诸文化诸类型的各期段之中。我们说，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显然是错误的，因为现在考古界发现的所有文化遗址类型中，没有一处符合孟子的描述。
天道循环，成也城郭，失也城郭。大禹因“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宾伏”，而夏桀却因“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叛）之”而被夏朝时的偏远氏族部落商汤所灭亡，不能不让孟子感叹《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历史教训。其历史经验教训，也成为孟子主导思想“仁德”施政的儒家文化来源。
那么，孟子所描述的夏朝国都“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究竟在哪里呢？这才是破解夏朝历史、夏文化的关键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所有对夏文化的研究，只能是纸上谈兵、盲人摸象、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根据笔者个人对夏文化多方面的综合研究，位于大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淮河流域涂山北二十公里处的夏水北淝河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正是具有“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等多重特征的大禹至夏桀时期的唯一夏朝国都。
为什么淮河流域的夏水北淝河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成为夏朝国都，而不会是其他地区，尤其是黄河流域呢？
“通过综合研究，我们现在已经基本可以肯定，中国史前农业萌芽于上万年之前，但是经过漫长的积累、发展，直到大概距今6000年或者稍早一点，成为了一个相对成熟的农业体系，这个体系也就成为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西辽河流域这样一个广大地区内，人们主要的生产、生活活动的内容，也是他们社会发展的一个最主要的基础。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从距今6000年左右我们看到了相关区域里各地方文化向文明化发展的加速度过程。”（赵辉，北京大学文博学院院长、先秦历史教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非笔者）。
根据中国文明历史发展历程研究，在距今10000~8000年间，中国早期农业已形成了以粟为代表的北方旱作农业和以水稻为代表的南方水田农业两大系统，以及与手工业、家畜饲养业相结合的南稻北粟格局。而孟子所述的“米粟非不多也”正隐含了夏朝国都具体地理位置的重要信息，在远古年代只能是位于气候温暖湿润、河流湖泊纵横、水源丰富、土地肥沃的淮河流域。
在淮河流域的气候条件，不仅同时适宜种植以粟为代表的北方旱作农业和以水稻为代表的南方水田农业；而且淮河流域丰富的水系，更是人类文明发展前期的渔猎文明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在前期渔猎文明的基础上，走向更加高度的农耕文明，是一个地区物质文明与文化长期发展形成的物质基础。离开这一人类早期文明发展基础条件，只是以文献或考古为依托的夏文化研究，也就称为空中楼阁，与事实背道而驰。
笔者通过对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独立个人自费考古考察发掘，古城遗址从6000前的仰韶文化启始，延续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殷商文化的各种文化类型，完整地记录了中国所有代表性的文化历史时期，与赵辉教授的论述中华文明发展历程存在一定程度的吻合。
至于夏水北淝河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究竟是华夏文明发展的最高峰，四方湖文明“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华文明探源成果发布会）；还是中华地区四方区域文明，向四方湖地区“辐射文化影响力”形成四方湖畔的夏朝国都，相信在四方湖文明的后续深入研究中，自然会得到一个符合华夏文明自身发展规律的本源答案。
夏朝历史、夏朝国都、夏文化已经破解，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考古学的“哥德巴赫猜想”终将解开。现在剩下的重要工作就是国家考古部门、专业人员以其权威职责对夏水北淝河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的考古验证，相信他们必能完成这一华夏民族的历史使命，为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自信做出杰出贡献。（作者：赵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