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热播的《长安十二时辰》中的著名官二代王韫秀称其父挂四镇节印，控疆万里，带甲二十万，军威遍布西域数十国。这阵仗大的让狼卫都起了绑架她威胁老父亲帮忙打大食的主意，毕竟每一个女孩背后都很可能站着一个女儿奴老爸。
而其实剧中的王忠汜在历史中也有原型，他就是同音不同字，身兼朔方、河东、河西、陇右四镇节度使的王忠嗣。王忠嗣的地位有多高只需要看一组数字就能明白。
唐中期以后需为了适应对外战争的需要在边区设置节度使，唐玄宗天宝年间由于府兵制的崩溃，方镇所募兵成为了战争主力，从帝国东北到西南的边疆防区共设置了十个节度使，而上表中黄色部分加蓝色部分就是王忠嗣的辖区，其兵力共有267700，这几乎就占去了大唐国防力量的一半。而绿色及蓝色部分就是后来那个灵活死胖子安禄山的三镇辖区，兵力183900，不仅相距王忠嗣部还有不小的差距，更因为河东镇仅是遥领，安禄山所能影响的只是河东军体系中的高秀岩的大同军部分，甚至平卢军也就史思明那一半听其节制，但就靠这一镇大半的军力就几乎令李唐王朝命悬一线，可想而知当年王忠嗣的影响力该有多大。
既然西北军如此强势，为何造反的不是王忠嗣，或者说后来的哥舒翰呢，照理来说从河西陇右而来的部队进入关中显然要比幽燕地区的军队起兵犯阙还要经过虎牢，潼关一众网红关隘要简单许多，退一步来讲只要守住河西走廊就可以拥有广阔战略纵深的西北防区也要比南临华北平原的东北防区有更大的割据可能。
十镇节度使驻地
为什么恰恰是安禄山成了出头鸟，很大原因不在于他是最重要的节帅，而恰恰是因为相对于西北节帅来说，他并没有那么重要。换言之，对于李唐王朝他的威胁并不是最大，这既换来了中央对于他控制的放松，也给了他超出职权经营河北提供了最大的便利。
为什么说东北防区的主帅并不重要，明明单单范阳一镇的兵力就多达九万人，是天宝十镇之首。这其实得从唐朝的边疆策略说起，我们知道，古代中国之强，莫若汉唐，相比于汉朝，唐朝无疑更有外向性，它的外向性不仅在于长安城里万国来朝，中外商贾络绎不绝的景象，也不在于黑齿常之、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一众非汉族将领的闪耀，更在于一个个直抵咸海，深入伊朗高原的唐刀战士。
这种饮马万里之外的豪迈，来源于历代唐朝皇帝的积极拓边，李隆基也不例外，从辽东到帕米尔高原的万里国界线上，唐军与奚、契丹、东突厥、突骑施、吐蕃诸多国家同时开战，这种我要打十个的姿态曾经和孟子有过恳谈会的魏王也有过。为了避免像魏国一样翻车，那就得尽量避免两线同时开战。但是同样的经验，拿破仑和希特勒都知道，可一旦上了头，没蓝的sk也敢追残血满蓝带跳刀的SF，打一边稳一边很多时候都是一种理想状态，李隆基在这点上其实已经做得足够好了。
有唐一代有两个最大的对手，一为突厥，一为吐蕃，比较来说唐玄宗时期的突厥更像一个日渐陨落的巨人，靠着默啜可汗的个人能力，强行carry。其威胁主要在东部，依靠仆从的契丹、奚发起进攻。自从默啜可汗在开元四年（716年）死于铁勒九姓的溃兵手下后，奚和契丹的动作就小了很多。而吐蕃的攻势则更为咄咄逼人，从陇右到河西，甚至连帕米尔高原上的小勃律都有吐蕃的旌旗。
关于吐蕃带给唐朝的压力，我们可以从节度使防区的兵力配比数字来了解一二，天宝十镇除了范阳、平卢主要面向契丹、奚以外，其余各镇均在针对吐蕃的战事中出功出力。具体来说主要用于西北战事陇右、河西、朔方、安西、北庭五镇兵力多达256700，如果再带上剑南、岭南两镇，则西线面对吐蕃、突骑施、南诏的兵力则占据了62%的唐朝边防军力量，这还没算上唐与吐蕃惨烈的石堡城一役中损耗严重的河东军。
与之相匹配的唐玄宗统治时代在唐军在西北战线的军事行动有多达38次，而面对东北的契丹和奚这个数字则降低到了9和2.。我们可以从中清楚的看到唐朝对于吐蕃积极军事打压，对契丹和奚羁縻怀柔为主的西攻东抚策略。
开元十五道
或许大家会好奇，不是说西打东抚吗，怎么还会有金城公主入藏，其实和亲在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政权的外交中属于一种常规选项，唐朝和亲的公主中又以文成公主、金城公主最为有名，但她们都是属于唐军在战场上取得优势后，吐蕃为求缓和关系的一种手段，而且文成公主属于远支宗室，金城公主虽然自幼被唐中宗收养在宫中，但毕竟只是唐中宗侄子邠王李守礼的女儿。相对而言，下嫁奚和契丹首领的公主中，就有4位是当朝皇帝唐玄宗的外甥女。另外一组数据则更为明显，唐玄宗时期，和亲的公主共有9位，有7位是是嫁给了奚和契丹的首领。大唐和亲多为吐蕃，这种印象其实完全是因为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和亲的历史成就更高，文化ip属性更明显。
而安禄山的胡将身份又决定了其对当权者的威胁较小，为什么，玄宗一代以突骑施人哥舒翰、高句丽人高仙芝、突厥人安禄山为代表的胡将纷纷受到重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得从唐初的制度开始说起。
安禄山画像
大家或许很难想象中国历史上疆域最为辽阔的汉族帝国竟然是一个小政府的代表，在李世民时期，长安的文武百官是真正意义上的百官，其人数最少时只有643人，就算扩大到全国各级官吏也就7000多人，这都不用和以冗官闻名的北宋相比，就算是明清也超出他许多。
而反应在兵制上，唐朝也是能省就省，府兵制本身就是种兵农合一的征兵制度，府兵们平时耕田劳作，农闲由折冲府负责军事训练，战时则应征奔赴边疆。但是这兵也不是你想当就能当的。
《长安十二时辰》中崔六郎做各种见不得光的生意筹钱就为了给崔器买一个军籍这是很现实的状况，因为早在李世民时期，天下的农户就被按照贫富分为九等，六等以上的农户，每三丁选一丁为府兵，免其租庸调，但兵器、粮食衣装等均须自备，二十岁开始服役，六十岁免役。可见光有军籍还没用，出征时朝廷除了盔甲以外其他一概没有，身无余钱那就是裸装上阵——送死。
府兵受人青睐不光是因为戍兵三年一轮，更因为唐朝前期开疆拓土，带着战功回来爵位和土地都有了，因此成了许多诗文不行无法在科举中脱颖而出的富农、有产者们的最佳出路。而分布在各地的折冲府中又属两都京畿地区最多，再加上李唐起家的河东地区，区域兵力已经占到全国的五分之四，这就是将强干弱枝写在了台面上。
但是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大一统王朝统治，土地兼并现象日益加剧，贫富差距的扩大导致府兵制丧失了它存在的基础土地，满编的折冲府越来越少，到了开元十一年（723年），有感于府兵制的名存实亡，唐玄宗开始在全国推广募兵制，为了鼓励国人到边疆去，他规定边防军家属可以随行前往，中原土地兼并严重，那边区啥都缺就是不缺土地，举家前往的还可以分房分田。
不过西北、东北边区毕竟是地广人稀的地方，要想牢牢掌控这里，当地的带路党那自然是少不了的，而这些被打服了的当地原住民往往会在唐军据点城市附近定居生活，这也就是李益的诗歌：生长边城傍，出身事弓马。少年有胆气，独猎阴山下中所说的城傍。由于少数民族往往弓马娴熟，民风尚武，因此称了唐军最好的兵源补充地。唐军在安西北庭两镇总计只有44000人，却一直打到了葱岭，这些少数民族的仆从军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就拿东西两大帝国大食和大唐决战的，高仙芝阵中就有许多西域政权的部队，唐军最后的败因也是因为仆从部队葛逻禄人的反戈一击。
既然军中有了大量的胡人，那么胡将的起用在唐朝这个开放的朝代也就成了必然的结果。而加剧胡将崛起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中央权力的制衡与争夺。
因为边军长期定居防区，兵将之间的隶属关系更加稳固，各镇的部队逐渐有了私人部曲的成分，节度使也是对这种事实上的私兵化部队在制度上加以明确。但开元年间的节度使们其实还不像元和以后的节度使，他们的权力受到了很大的制约。
我们知道唐初的武人仕途的终点可不是镇守一方的统军大将，而是统领百官的宰辅，出将入相形容的正是唐朝的边帅累积了足够的战功就可以入朝为相，真正的位极人臣，而这种进阶选择对于政权的稳固其实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简单来说，边帅领兵越久，在当地民政、军政有着深厚的影响力，把他们调入京城为相既能把他们与联系紧密的军队分离开来，又能满足大帅们的政治野心来置换他们手上的兵权。
但是一个人的出现使得这个铁律化为了乌有，他就是《长安十二时辰》中林九郎的原型李林甫。他能独相19年除了确实是能吏以外，他的权术也功劳不小。正是他为了避免汉族大将累积战功后入京分割相权，建议唐玄宗大规模起用胡将，理由就是汉人将兵，长于筹划短于战阵，而胡人则天性勇武，起用胡人对于拓边大有裨益。
这时候唐玄宗正因为薛讷在东北十余年恢复不了营州而怒火中烧，李林甫这出刚好打准了部位，那位长于制衡的帝王也是深表赞同。不过李林甫这话虽然是为了自己谋利益，但也确实有一定道理。后来的汉将王忠嗣认为太平将军，当抚恤训练士卒，不可疲中国之力以邀功名，这种态度决定了他并不想不计代价的拿下吐蕃控制下的石堡城，也正是以此为导火索，四镇节度使身陷囹圄。而继任的胡将哥舒翰则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以数万人的性命做铺垫拿下了石堡城。
在唯结果论的帝王眼中，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也坚定了其继续起用胡将的信心。
其后杨国忠得势，为了对抗李林甫极其支持下的西北军领袖安禄山，他积极拉拢哥舒翰作为依靠，唐玄宗也乐于看见这种制衡的局面，一面将哥舒翰封为西平郡王，一面又将安禄山封作东平郡王，用安禄山制衡本就关系不睦的哥舒翰的意图溢于言表。
总之大量的胡人将领出现使得宿将入朝的情况很难出现，出将入相的节帅成了根深蒂固的地方土帅，为日后的藩镇割据创造了前提条件。
安禄山的大本营范阳镇
而让这团已经点燃的柴火烧的更旺的不是别人，正是各种秀下限的唐玄宗。我们知道府兵制中兵员的补给装备都需要士兵自备，但是募兵制就没有了这个优势。为了供应边区近五十万的大军，唐朝的军费从贞观时的200万钱增加到了1210万，加上其他的面料、粮食消耗，可以说翻了六番都不止。为了缓解日益加剧的军费危机，唐朝的边军开始在驻地屯田，起初还是专人专事，后来这个营田大使的工作就被节度使们兼任了，除了农事之外，产盐地的节度使比如说朔方的节帅就有权插手关内盐池所产的分配。
后来的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就兼任着河北营田使、海运使、经略河北度支。这种节度使统管地方财政的情况正是援引先例后的结果。
就连节度使割据地方最后所差的人事权也在唐玄宗一道节度使兼领采访使（一种监察地方官的职位）的诏令后一并获得了。至此之后节度使也就成了史书中所形容的集军事权、民政权、财政权、监察权于一身，赐双旌双节，得以军事专杀，行则建节，府树六纛。
可以说安禄山的起兵时唐中期后内政外交战争策略的结果，但从根本上来说是土地兼并导致了均田制的崩溃，贫富差距拉大使得府兵制名存实亡，万里边疆多处开战也使得边防军需要长驻地方，应运而生的就是募兵制。
同样为了适应频发的战争需求，兵将相知的地方节度使成为了边区稳定的军事领袖。而为了弥补募兵制带来的巨大军需压力，节度使们掌握财权成为了最佳的解决办法，为了使边疆成为高效的后勤基地，人事权和检察权也就随之掉到了节度使的口袋里。
此外中央朝廷多股政治势力相互的制衡又加剧了节度使专权的局面，李林甫为了压制地方上的汉族将领入朝辅政分割相权，建议大肆起用胡将，安禄山以此为契机大肆往上爬。后来杨国忠得势，杨李之间又是一番口蜜腹剑的争夺，安禄山又被李林甫引为制衡杨国忠和哥舒翰的外藩势力。而从更大的范围来讲，由于唐玄宗西攻东抚的策略，导致西线兵力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为了避免西线久历战阵的将领怀有异心，东线范阳卢龙镇的制衡就特别重要，也正是唐玄宗主观上认为东北防区乃至安禄山相对西线诸镇并不那么重要，仅仅是作为制衡的棋子，这就更加剧了安禄山在地方上的越权行为。
可以说安史之乱时初唐制度在经历了100多年的捶打后已经趋于彻底变形，从强干弱枝的军事布局向强枝弱干的军事布局转变。各种修修补补的同时也有更多的bug被制造了出来，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做好防止地方武人专权的制度补完，就算没有安禄山，史思明也会有王禄山、陈思明之流出来捅破这层窗户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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