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凡是想开疆扩土的皇帝都很重视马政建设，马业不仅是国家交通运输的必要条件，同时，还是国家强大军事实力的一个重要体现。汉武帝时期，为了获取优质马种，不惜发动战争以改良中国蒙古马的身体素质，可见马政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马政最为强盛的朝代，然而，在高武时期，马政却逐渐衰落了，后世很多学者都归咎于“典掌非人”抑或是突厥的叛乱，然而细究起来，我认为高武时期马政衰落之因与高武时期严重的边患有关。
一、高武时期马政衰落的标志
从历史记载来看，虽说武后统治可以说是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但是就马政而言，与这两个盛世有着不小的差距，甚至可以说，在高武期间，唐朝的马政衰落之势已经逐渐展现，不论是战马数量的急剧减少，还是马场的经营不善，还是马匹来源途径的减少都足以证明这一点。
1、马匹数量骤减
从现存的记载来看，唐代的马政极盛之时在于唐高宗麟德年间。唐代初期，马匹数量不过数千，《新唐书》中记载了其发迹史：“唐之初起，得突厥马二千匹，又得隋马三千于赤岸泽，徒之陇右，监收之制始于此。”唐代的官营马场由此逐渐发展壮大，拥有数千、数万乃至于数十万匹马匹，据记载，至唐高宗麟德年间时，其官营马场名下已有七十万六千匹马，唐代马政由此繁盛一时，极盛之时，唐代马匹价格暴跌，时人曾“以一缣易一马”，可见当时马匹数量之多。
然而好景不长，不过数十年光景，唐代马政已经急速衰落，至开元初年，官营马场名下仅有牧马二十四万匹，不到麟德年间的三分之一，可见高武时期的马政的颓废狼狈。张说的《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就有详细记载：“而奕代载德，纂修其绪，肇自贞观，成于麟德。四十年间，马至七十万六千匹，张氏中废，马官乱职，或夷狄外攻，或师圉内寇，垂拱之后，二十余年，潜耗大半，所存盖寡。（开元）元年牧马二十四万匹。”官营马场马匹数量的急速暴跌，可知高武时期马政确实已有衰败之象。
2、马匹来源减少
从现存记载来看，唐朝初年的马匹来源除了依靠本身引进良马种饲养繁殖之外，其来源多种多样，从与游牧民族如突厥、吐谷浑等的战争中缴获马匹是其中一个马匹来源。据统计，贞观四年，李靖率军平东突厥，“获杂畜数十万”；贞观九年，李靖再次率军平吐谷浑，“获杂畜二十余万”；永徽三年，梁建方等大破西突厥于牢山，“获牛马杂畜七万”。与游牧民族的战争使得当时唐朝的马匹极大的充盈。
再则，唐太宗在位期间，万国来朝，是当时的“天可汗”，所以当时少数民族政权纷纷表示臣服，称臣纳贡，向唐朝进贡马匹。如贞观元年，西突厥统治者叶护可汗遣使请婚，献“马五千匹”，再如贞观十六年，薛延陀来请婚，“献马三千”。又是当时马场牧马的一大来源。
除此之外，统一战争期间收缴的马匹和在当时降部地区设置的马场、以及当时的茶马互市等都是当时唐朝马场牧马的重要来源。然而在高武时期，情况就极为不同，首先，此时国家已经统一，马场设置完毕，牧马难以在短时间得到极速增长。而同时边患严重，“互市”基本停止了，马匹也得不到补充。
而由于军事实力下降，游牧民族贡献马匹的事也大为减少了，而且数量也不如以往，只有长安三年突厥默啜遣使“献马千匹”等极少的记载；而由于战事失利，从与游牧民族战争中缴获马匹的事情几乎也没有了。正是因为多方位多来源的马匹补充减少，麟德之后，高武时期的马政就逐渐衰落了。
二、高武时期马政衰落的原因
唐高宗晚年时身体不适，多由武后执政，身为女子，在古代政治场处于劣势地位，在武后执政期间，对内有李唐皇族子弟的反抗，对外有突厥的反叛，内忧外患不断；而在武后执政期间，过于打压杀戮忠诚于李唐皇室的武将，造成战时无将可用的局面，还重用没有军事才能的武氏子弟为将为帅，于是在边战中屡屡受挫；同时，由于唐朝的马场大多设在边疆地区，战乱一起，马场难以经营。多重原因之下，致使唐代高武时期马政衰败。
1、武后执政，内忧外患不断
唐高宗晚年时身体极为不好，而武后此时已经掌握了朝中大半权力，并积极谋求登基，然而与一般的垂帘听政不同，武后想要登基，这在当时男权主义盛行的封建社会是极难让人接受的，不仅许多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的大臣对此不满，斥责其“牡鸡司晨”，即便是武后最信任的“国老”狄仁杰也劝阻武后还政于李唐，立其与高宗之子为太子。
而丧失了皇室权力并时刻受到武氏威胁的李氏皇族对其更是不能容忍。于是自高宗晚年武后执政之后，就遭受到了大唐国内忠于李唐皇室的的势力的反对，登基之后，反对声势越演越烈。而武氏子弟为积累政治资本，就需要积累军功，以提高武氏家族的威望，这就影响了武则天对外政策，而由于李唐皇室子弟的举兵反抗，如光宅元年“柳州司马李敬业举兵于扬州以讨乱”。
无独有偶，垂拱四年八月庚戌，“越土贞举兵于豫州以讨乱”，使得武则天不得不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应对国内反对势力的反抗。对内，武则天需要以武立威，重用武氏子弟为将为帅，提升威望；对外，需要武氏子弟亲赴边疆坐镇。而由于武氏子弟的军事才能低下，这势必导致武则天在对后突厥的对抗中缺乏底气，需要花费更多的人力物力才能勉力维持边疆安稳局面，这就促使了武周进行对外活动的效率的降低。
同时，即使投入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也没能保持太宗在位期间的万国来朝的盛世局面，边战屡战屡败。而对于武则天来说，相对于边境少数民族政权的叛乱，她更为重视李唐皇室子弟在国内的举兵反抗，花费在其中的精力和人力物力更多。这些都导致了对外战争的屡次失败，使得战马消耗加剧，无法以战养战，牧马得不到及时补充，致使高武时期马政衰落。
2、名将被杀，重用武氏子弟
国内的反抗势力在消耗武周国力的同时，也刺激了武则天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而展开对于李氏皇族与朝臣的大清洗。在清洗中，一些威震边境的名将如黑齿常之、程务挺等被杀，严重削弱了武周军队的军事实力，也是高武时期边患更为严重的一大原因，使武周在面对外敌时更加不利。史书记载:“突厥闻务挺死，率相庆，为立祠，每出师，辄祷焉。”武则天此举，虽是为了维护统治，排除异己，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无异于是在自毁长城。
同时由于武周国内的极力反对，武则天在很多事务上都更为依赖于自己的集团。武则天在面对突厥、契丹的南下犯边时，时常不去任用朝中经验丰富的将领去应战，反而派出自己宠幸的大臣出征迎战，为他们积累政治资本，如僧怀义与武氏子弟率军出征。这些人在朝廷上争权夺利，谄媚君王是好手，但是对于军中事务是一窍不通。
在他们的领导下，武周军队消极避战，徒耗军费，往往以数倍于突厥的兵力尚无所获，例如神功元年，“武爵宗军至赵州，闻契丹将骆务整数千骑将至冀州，爵宗惧，欲南遁。或曰：‘虏无瑙重，以抄掠为资，若按兵拒守，势必离散，从而击之，可有大功。’爵宗不从，退据相州，委弃军资器仗甚众。契丹遂屠赵州。”临阵脱逃，致使边境生灵涂炭，可见武氏子弟之无能。
武则天屠杀名将，大肆重用武氏子弟，用人力物力去积累他们的军功威望，使得与少数民族战争如同儿戏一般，边患不解，反而越发严重，而边疆战争的屡战屡败，不仅使得马匹消耗加剧，也丧失了唐朝作为君主国的优势，牧马来源减少，致使高武时期的马政逐渐衰落。
3、南下犯边，马场屡受侵犯
唐代是以军事起家，作为“马上皇帝”的唐高祖李渊以及唐太宗李世民都很重视骑兵的发展，从历史记载拉看，唐代的官营马场的管理已经十分严格，并且已经有了科学的规模化饲养马匹的方法，如定量饲养，不同季节给予不同的饲料等，并且取得了较大成就，至少在麟德年间，唐朝的马政规模已经远超前朝。
然而即使如此，由于当时的草料丰美之地如河曲等地大多远离中原腹地，且地广人稀，管理难度大。加上部分马场所在的“河曲丰旷之野”，是唐初集中安置突厥降附部落的地方。世人皆知，突厥部落雄踞河曲已久，在河曲之地实力不可谓不深厚，即使突厥部落已经归顺唐朝，但是其多有反骨，时常撕毁和约。如永隆元年，突厥“迎颉利从兄之子阿史那伏念于夏州，将渡河立为可汗，诸部落复响应从之。”就是最好的例证。
居安思危，由于唐太宗时期军事实力雄厚，名将辈出，于贞观四年，趁突厥内讧众叛亲离之际，加上天灾四起：“频年大雪，六畜多死，国中大馁”之 际，唐太宗命当时名将李靖统领大军，重创突厥，此后突厥实力大伤，臣服于大唐，换来了边境五十多年的和平，但自调露以后，突厥降部反叛，其势力越发雄厚，屡屡进犯，作为当时重要战略资源的马匹自是突厥南犯首抢物资。据记载，高宗调露年间突厥降部叛乱后，夏州一年多损失官牧马 18 万。
因为马场位于边疆，中原地位难以照应，加上突厥反叛，屡次南犯抢夺马匹，马场经营也就越发困难，成为了高武时期马政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小结
历史上，很多学者将唐代高武时期马政衰落的原因，归咎于“典掌非人”，认为武后执政期间的不当措施才致使马政衰落；亦或归结于内附突厥的叛变，正是因为突厥的叛变使得高武时期丧失军马购买途径之一。但是归根究底，我认为是因为武后执政期间，内忧外患严重、且屡败屡战，而朝廷武将屡受打压杀戮，致使战争失利，无法以战养战，战马得不到补充，而马场大多建立在硝烟弥漫的边疆地区，使得经营不利，战马屡遭掠夺。以上种种，才是唐代高武时期马政衰落的主因。
参考文献：
1、《武则天执政时期的北疆政策及其影响》
2、《唐代马政若干问题研究》
3、《唐五代畜牧经济研究》
4、《论唐高武时期马政衰落的原因》
5、《论唐代陇右马政衰败与西北地区吐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