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唐朝时期，儿童疾病的保障与治疗方式有哪些？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儿童的健康离不开医疗保障与治疗，唐代是我国古代历史上较为重视医疗与医学的时期，尤其是地方医疗机构的设置。
唐代儿童疾病的保障
刘禹锡《答道州薛郎中论方书书》云：愚少多病，犹省为童儿时。夙具襦袴，保姆抱之以如医巫家。针烙灌饵，咺然啼号。巫妪辄阳阳满志，引手直求，竟未知何等方何等药饵。遂从世医号富于术者，借其书伏读之。得《小品方》，于群方为最古。
又得《药对》，知《本草》之所自出。考《素问》，识荣卫、经络、百骸、九窍之相成。家之婴儿未尝诣医门求治者。这则材料反映了唐代医疗的许多信息，首先，刘禹锡为儿童时多病，被保姆抱至巫医家中治疗。唐代社会医巫并行，巫者在医疗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很多人同刘禹锡一样在生病后前往巫医家中治疗。
从史料来看，在刘禹锡习医后，家中婴儿不再需要去医者家中求治，可以靠家人自行医治，刘禹锡所撰《传信方》中即收有小儿药方。刘禹锡之例反映了唐代儿童疾病治疗的两种方式。除此以外，唐代儿童生病后如何治疗？医疗保障又如何？
唐代儿童医疗机构与组织
唐代医疗机构为综合性的，无专门小儿医疗机构，因此小儿生病后需向综合性的官方医疗机构和民间医疗组织求治。可为儿童提供医疗服务的官方医疗机构由中央和地方组成。唐代中央医疗机构包括尚药局、药藏局和太医署，中后期又增加翰林待诏、翰林医官等承担部分尚药局职责。
中央医疗机构主要负责皇室医疗，那么负责皇室儿童的医疗机构有哪些？对皇室儿童来说，尚药局中司医、医佐“掌分疗众疾”，可为皇室儿童提供医疗服务，分别有五人及八人。
当皇帝年幼时，负责皇帝医疗的尚药局也主要为儿童医疗机构；当太子年幼及太子娶妻生育子女后，负责太子医疗的药藏局也为小儿医疗机构，二者为特殊情况下的儿童医疗机构。
此外，宫官中尚食局有司药、典药、掌药各二人，东宫内官中司馔下有掌医三人。《旧唐书·职官志》对司药的职责明确记载为“掌方药”，掌医职责为“主医药”，他们可能也是医者，可向皇室儿童提供医疗服务，是对司医与医佐的补充。成璘墓志记载成璘与其子成文会皆医术出众，都曾任大内上阳宫医博士。
据此，大内一些宫城中可能设有医博士负责医疗，但具体医治对象不得而知。可为儿童提供医疗服务的地方医疗机构，唐代各府州都设有医博士及助教各一人，这些医博士、助教及医学生负责一个府州医疗。当儿童生病后向地方医疗机构寻求治疗时，据程锦研究，“首先需要病人牒知所属官司，由所属官司请医、药，其次需要主医药官司给医、药。”
这种程序不但十分繁琐，而且府州一级官方医者有限，一来一回也需要耗费不少时间，儿童能否等得起是一个问题，具有局限性。此外程锦在讨论地方政府医疗事务时，划分为当地所属和非当地所属，但在实际讨论中所分析对象皆为镇戍防人、丁匠、行军等非当地所属人员，不知作者从何得出当地所属医疗之结论。
镇戍、丁匠、行军等群体皆有隶属，与一般儿童无隶属关系不同，笔者以为程锦所得结论似乎更贴近非当地所属人员的医疗程序，一般儿童的疾病治疗程序当与之有不同之处。
目前资料尚无法了解一般儿童寻求地方医疗机构治疗之程序，但《唐会要》记载开元二十七年（739）玄宗下敕，令各州医生“各于当界巡疗”，可见负责地方医疗的医学生等人定期于州内出巡治疗民众疾病，儿童自在其列。唐晚期地方医疗机构中可能出现了节度医院。
张康墓志记载其曾任“淮南节度医院散兵马使”等职，以此来看似乎唐末淮南藩镇设有节度医院。但从张康任节度医院散兵马使以及家族无医学背景来看，笔者更倾向此为行政机构，不负责具体医疗。地方医疗机构虽然每年不断培养医疗人才，但这些人员显然无法满足一州儿童的医疗需求，《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开元时“僻州少医药者如故”。
为了弥补地方儿童医疗不足问题，唐代采取将简单有效的药方牓示于路的方式。玄宗撰写《广济方》，令郡县官员将其写在大板上，在村坊等路上展示；德宗撰《广利方》，希望“闾阎之内，咸使闻知”，应该也是牓示于路。
文宗颁布《济要方》，“于所在郡邑标建碑牌”。这种刻有药方的石碑还为到中国旅行的阿拉伯人看见，并记载于游记中。
《广济方》《广利方》等都已散佚，从《广济方》辑本来看，其中包含了治小儿惊痫方、治小儿五惊夜啼龙角丸方、治癥癖二方、治小儿天行二方、治小儿霍乱二方、治小儿腹满方、治小儿疟二方、治小儿痢五方等许多治疗小儿疾病药方，涉及小儿各方面疾病。因此，这些牓示于路的药方对儿童疾病的治疗起了一定作用。
在朝廷影响下，地方官员及民间也将药方牓示于路或刻于石上传播，韩滉担任浙西观察使时将某僧治疗蛊毒药方“仍刊石于二县之市”；可能在唐初开始凿刻的洛阳龙门石窟药方洞洞壁上遍布药方，药方中也包含治疗儿童疾病的药方。民间医疗组织是儿童医疗的补充，刘禹锡幼时生病就是前往巫医家中治疗。
唐代为儿童提供医疗服务的民间医疗组织主要为病坊及药铺等民间医者。南北朝时已有病坊，但当时治病对象主要为僧人，唐代病坊开始收治一般百姓。据学界研究，唐代至少在贞观十七年（643）已有病坊，早期为寺院僧人管理，武则天长安年间在病坊置使专知。
官府开始介入病坊管理，一般为官督寺办，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将京城丐者收入病坊，病坊从专门的医疗组织转变为综合性慈善机构，官府向病坊提供本利钱，甚至给病坊寺田来增强救助作用。目前学界认为病坊的出现对唐代社会底层群众的医疗起了一定作用，但所起作用有限。
从《唐天宝年代敦煌郡会计牒》所记病坊有四尺床二张、八尺床贰张、白氊伍领、席伍领、绯絁被叁张、椀拾枚、匙箸各拾口等物品来看，病坊能容纳的人口确实有限。除了病坊，唐代民间药铺集制药、卖药、行医于一体，药铺普遍存在，为生病儿童治疗。
除了药铺，唐代民间医者遍布闾阎之间，为刘禹锡看病的巫医即是一个，或生病儿童上门求医，或游走行医。民间药铺与医者也多集中于长安、洛阳、广州、扬州等繁华大城市，僻远州县药铺与医者较少，李德裕被贬崖州后就言生病后“药物陈裛，又无医人”。
虽然通过牓示药方于路的方式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作用有限，甚至部分地区信巫不信医，无医人。从以上来看，与前代相比，唐代儿童医疗机构与组织得到很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保障，但受时代限制，存在局限性。无论是官方医疗机构还是民间医疗组织，都分布不均，医者数量不足，尤其是僻远地区。
唐代小儿医学发展
刘禹锡习医时，所读关于小儿医书只有东晋陈延之《小品方》，那么唐代小儿医学发展如何？唐初，太医署培养医学生时将少小单列一科，少小科取得独立。在《备急千金方》中将少小单独立为一篇，仅次妇人之后，将少小科提高至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切促进了唐代小儿医学的发展，中国古代少小科基本规模底定。
从唐代小儿医学专著来看，《旧唐书·经籍志》收有《少小方》十卷、《少小杂方》二十卷、俞宝《少小节疗方》一卷，《新唐书·艺文志》收有《少女方》十卷、《少女杂方》二十卷、俞宝《小女节疗方》一卷、《俞氏治小儿方》四卷、姚和《众童子秘诀》三卷及《众童延龄至宝方》十卷、孙会《婴孺方》十卷等，共七部五十八卷。
《通志·艺文略》有唐代王超《仙人水鉴图诀》一卷，其他诸如《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通志·艺文略》《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玉海》等也收录许多小儿医书。
据陈邦贤考证，唐代已经亡佚的医书还有孙思邈《玉关（要）決》、刘氏《刘氏方》、不著撰人《孺子方》、紫阳道士《保元七圣至宝方》、唐内翰《小儿宫气集》三卷及不著撰人《候水镜图》等六本，这些书中《孺子方》《小儿宫气集》明显为小儿医学专著。
除了这些唐代小儿医学专著，其他传世医学著作也十分重视小儿医，王焘《外台秘要》对小儿疾病进行了探讨。从这些医学著作来看，唐代小儿医学得到重视并取得了发展，那么实际情况确是如此吗？敦煌文书中医药写本多为先唐作品，孙思邈《千金方》在唐代并未产生很大影响，刘禹锡在习医时只见前代《小品方》，未曾阅读孙书，似乎唐代小儿医学取得的成就在实际中并未得到较大传播。
总的来说，造成唐代医书受众不广的原因主要在于当时书籍为雕版印刷，往往很快失传，一般人很难阅读到医籍。但这并非唐代特有之问题，宋代活字印刷术普及以前所有医籍流传都受众有限。因此，虽然唐代小儿医学取得的成就并未在实际中取得较大传播，但从官方少小科独立及众多医者撰写小儿医书来看，唐代小儿医学还是得到重视并取得发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