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可能都对宋代太后这个名词耳熟能详，事实上，许多宋代太后都曾经垂帘听政。
据现代学者统计，两宋时期垂帘听政的太后多达九位，要知道，整个中国王朝时代，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垂帘听政的太后总共不过29人，宋代就占据了近三分之一，这个比例不可谓不高。
那么，我们不禁好奇，不是说文人士大夫不喜欢女性干政吗？作为文人士大夫政治最发达的宋朝，为何会出现如此多的太后垂帘听政呢？
再者，如此多的太后垂帘听政，为何没有发展出武则天一般的女皇帝呢？
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探究。
宋代多垂帘听政的太后，有着宋朝皇帝自身的原因。
在宋代皇帝中，以年幼身份继位的就有仁宗、哲宗、恭宗、端宗、怀宗五位皇帝，五位皇帝中，年龄最大的也不过十三岁，最小的只有四岁。
这些年幼的皇帝自然无法独立执政，这个时候太后就必须出面辅佐新君，就此形成了垂帘听政体制。
其次，还有一些宋代皇帝因为自身的疾病而无法亲自处理政务，这个时候，相较于将大权交给外姓臣子，由太后听政无疑是更好的选择。
例如，宋英宗即位之初，感染重病，一度无法正常处理朝政。如《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上疾增剧，号呼狂走，不能成礼”。
第三，还有若干的皇帝在继承皇位时未能按照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继承，而是通过其他手段继承皇位，此时，为了稳定朝局，皇帝一般会选择抬出太后为自己站台，以此论证自己的统治合法性。
例如，因为宋仁宗没有自己的儿子，所以只能在宗室中选定了一名皇子，这就是后来的英宗。
英宗是由仁宗在世时敲定的人选，在他生前，他就特地安排曹太后关照英宗，这一安排其实就体现出了仁宗的政治智慧，他早就料到，自己去世之后，英宗必须依靠曹太后才能站稳脚跟。
曹太后对此也心知肚明，在仁宗驾崩之时，曹太后为了避免出现意外，第一时间隐瞒了仁宗驾崩的事实。
由于仁宗是在夜里驾崩的，当时的“左右欲开宫门召辅臣”（《续资治通鉴长编》）。
如此一来，仁宗驾崩一事就会公之于众。曹太后知道，在旧皇驾崩，新皇尚未登基之时，权力之争尤其激烈，一切都要小心为上。
所以，他驳回了打开宫门的请求，甚至按照往常的安排，给仁宗准备了早点，以此营造仁宗尚在人世的假象。
一直等到英宗进入皇宫，曹太后才让英宗宣告仁宗驾崩，准备丧礼事宜，曹太后的小心翼翼于此可见一斑，这也是为何，在英宗登基后，会让曹太后垂帘听政一年。
除此之外，另一个著名的得位不正的皇帝是宋徽宗。
在宋哲宗去世时，没有子嗣，皇位空悬，几位大臣和皇太后的意见发生了分歧。
当时的宰相章惇力主册立申王，但是，神宗皇后，也就是向太后力主册立徽宗。
大臣终究拗不过太后，据《东都事略》记载，“宰相章惇有异议，后毅然独断，决策立徽宗”。
正是因为徽宗得位不正，还受到了以章惇为首的朝臣的反对，徽宗才再三请求皇太后摄政，要知道，当时的徽宗已经是成年人了，完全有独立决断的能力，徽宗此举的目的可谓昭然若揭，就是要利用皇太后的正统性为自己站台，巩固自己的地位。
宋代太后的听政模式在仁宗时期确立，因为仁宗时期的刘太后是宋代历史上第一个垂帘听政的太后。
据《宋史》记载，当时有大臣请刘太后到别殿听政，也就是说，皇帝在正殿处理朝政，太后只能待在另一个宫殿中。
刘太后没有同意这项安排，而是派自己人下了一道谕旨，谕旨中说道“皇帝视事，当朝夕在侧，何须别御一殿”（《宋史》）。
如此一来，刘太后就与皇帝同在一殿，高坐于皇位之旁，皇帝在左，太后在右，在太后前挂上帘幕，隔绝外臣。
刘太后这种安排表现出刘太后不甘成为傀儡摄政者，希望自己能够享有充分的摄政权。
此后，历代摄政太后根据自身性格与权力欲望的差异，对这种摄政方式或是略加改变或是原封不动地承袭。
例如，在英宗时期摄政的曹太后就改变了刘太后的摄政方式，放低了自己的姿态，不再和皇帝同一大殿处理政务，而是在另一小殿听政。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曹太后“御内东门小殿垂帘听政”，皇帝在大殿处理完政务后，再进入小殿和曹太后商量，尽管只是所处宫殿的不同，但却也反映出皇太后地位的下降。
哲宗时期摄政的高太后又改变了曹太后的摄政方式，因为她的权力欲望明显又高于曹太后，她与“皇帝御延和殿，垂帘听政”（《续资治通鉴长编》）。
既然宋代有如此多的太后垂帘听政，且不乏一些权力欲望较强的太后，那么，为什么宋代太后没有变成武则天呢？
个中原因颇为复杂，既有宋代太后自身的原因，也有外在制度的原因。
从宋代太后自身来讲，宋代儒学颇为发达，出生文化水平较高家族的女性大多受到良好的女德教育，懂得自我约束。
例如，第一位垂帘听政的太后刘太后，在听政期间主动听从臣子的谏言，绝不重用外戚。
又比如，高太后在哲宗时期垂帘听政，前后长达九年，在她听政之时，也有谄媚的臣子提出，要按照武则天故事举行庆典，高太后对此严词拒绝。
此外，当大臣请求她与皇帝共同前往文德殿之时，她也搬出了国家礼典和儒家经典，主动拒绝了这一请求。由此可见，宋朝太后有着较高的思想觉悟。
再加上，宋代太后垂帘听政大多不是太后主动请求，而是受到皇帝嘱咐或臣子要求。
例如，宋哲宗登基时，群臣曾多次劝谏高太后垂帘听政，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大臣力请太皇同听政，太皇再三辞避……事不得已，乃从权宜”。
由此可见，在群臣的再三请求之下，高太后才勉强同意垂帘听政。
众所周知，宋朝是文人士大夫政治的全盛时代，宋朝太后中未曾出现武则天式的女帝，与士大夫对女主政治的警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早在刘太后垂帘听政之初，就有大臣上奏，劝谏太后控制权力欲望，节制外戚，避免重蹈外戚专政的覆辙。
刘太后作为宋朝第一位垂帘听政的太后，她的权力尚且没有受到垂帘听政规制的约束，具有较大自主权。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刘太后垂帘听政时间长达十一年，直到身亡的那一刻，她的手中依旧紧紧攥着朝政大权。
即便如此，文人士大夫依旧前赴后继地阻挠刘太后试图逾越本分的行为。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刘太后曾经试探性地询问大臣，武则天是个什么样的皇帝，被大臣给说的哑口无言，大臣义正言辞地说道“唐之罪人也，几危社稷”。
此后，又有谄媚人士上奏要立刘氏七庙，要知道，立祖宗七庙是天子的特权，一介皇太后做出这样的事情，这摆明了是要试探群臣的态度。
当时的群臣对此极为敏锐，以吕宗道为首的大臣说道“若立刘氏七庙，如嗣君何？”（《续资治通鉴长编》）
又有一次，刘太后想要穿一次龙袍，这一次群臣又是议论纷纷，以薛奎为代表的大臣力谏不可，最终使得刘太后打消了这个主意。
面对相对温和的太后，宋代士大夫也不会忘记时常规劝。
在高太后垂帘听政时，当朝大臣时不时地上奏，要太后遵守祖宗家法，其中，章惇说的话最为典型，他说道“太皇太后同听万机，当动循故事，不可违祖宗法”（《续资治通鉴长编》）。
甚至于，刘太后略显逾越礼制的做法也被宋代士大夫作为反面典型教育后世太后，例如，《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在孟太后垂帘听政之时，有大臣对太后说，“不可尽依章献明肃皇太后故事，以成谦顺之美……”。
虽然在奏札中没有明确指出刘太后的不足，但是，话中暗藏的褒贬与警告却不难体会。
正是由于一代代宋朝士大夫前仆后继地监督者太后垂帘听政，才保住了宋代太后始终无法完全把持朝政。
纵观中国古代王朝历史，宋代太后垂帘听政的数目居历朝历代之最。
为何会有如此多的宋朝太后得以垂帘听政呢？个中原因颇为复杂。
首先，有不少宋代皇帝幼年即位，只能选择太后辅政。
其次，有不少宋代皇帝体弱多病，在病重之时，太后就成为名正言顺的摄政人选。
最后，宋朝偶尔会出现皇帝得位不正的情况，例如宋徽宗等等，这个时候，拉出太后站台，便成为新皇巩固皇位的重要手段。
那么，为什么这些宋朝太后没有变成武则天呢？
一是因为当时的儒学教育逐渐发达，太后们有着自我约束精神。
二是因为士大夫政治的发达，对宋朝太后起到了强大的监管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