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如果我们纵观各国历史的话，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世界上的很多王朝在宫廷中都曾有饲养各种种类的豹子的记录
。从公元前十五世纪的古埃及法老，到中亚地区的阿拉伯帝国，抑或是中国的汉唐时代，豹子在史书典籍中屡屡出现。
豹甚至成为各地区文明间交流的"大使"，通过互赠礼物、进贡等形式，促进了亚非大陆的文化交融。
中国本土的环境大多不适宜野生豹的生长
，故而历朝宫廷中饲养的豹子大多来源于外邦进贡。唐朝时国力鼎盛，皇帝更是实行相对开明的对外政策，一时间万邦来朝，各国入长安时便会进贡当地的奇珍异宝，豹也在其中。因而
有唐一代，宫廷中饲养豹以作观赏、祭祀之用的现象十分普遍，达官贵人都以"养豹"为身份的象征。
但到了明代，养豹的记载却明显减少，很多人甚至因此下定论明朝宫廷不养豹。其原因一是明代统治者崇尚节俭，养豹耗费颇多，故而逐渐减少。二来明代对外交往日趋僵化，外邦所贡的豹子也越来越少。但在史书记载中，豹真的完全消失了吗？我们又能从中窥见明代宫廷的何种风貌？
一、史书中的"豹"有多个种类
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之后，想要扫除前代元朝统治者对中原习俗留下的影响，于是终止了元代颇为流行的"豹猎"活动。
所谓"豹猎"，指的是在出行捕猎时以豹子为辅助手段
，豹子的作用类似于我们现在说的猎狗。再加上此时中原地区与西域的联系一度中断，阻隔了与外邦贸易往来的途径，致使明代宫廷中养豹的数量明显减少，而洪武之后的官方史书似乎也在刻意回避这一现象。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唐骑马带豹狩猎陶俑
1、豹的多个名称
动物学界对豹这一物种的划分有争议，我们所熟知的大致有猎豹、金钱豹、雪豹。而
在古代史书典籍中常常出现的"豹"，指的大多是猎豹
，
野生的猎豹在中国境内至今尚未发现
，这已经是动物学家的共识，因此历代宫廷中的猎豹只能是由非洲、中西亚地区贸易或进贡所得。
豹在古代文献中常常被记作"文豹"、"驯豹"、"豹"等，指的大多都是猎豹。到了明代，猞猁也进入中原地区，常常被称为"土豹"，这是与前朝不同之处。
我们接下来提到的豹虽然在生物学上并不都是属于豹科，但在史书中却被冠以"豹"的名称。
亚洲的猎豹
2、
明代的豹有哪些种类
猎豹在明代史书中被称为"文豹"和"金线豹"。前者不难理解，乃是自古以来经常使用的叫法。而
"金线豹"的说法出现于明代医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
，"其文如钱者，曰金钱豹；如艾叶者，曰艾叶豹。次之，又西域有金线豹，文如金"。意思是说
金线豹是西域来的
。
至于为什么要将猎豹称作"金线豹"，大抵是因为猎豹全身毛色淡黄并有许多小黑点，与金钱豹身上的铜钱状花纹有所不同，所以有了"金线"之称。朝鲜的《李朝实录》中有这样的记载："中国以海青为第一宝，以金线豹为第二宝。"说明了金线豹在明代地位仅次于海东青。
海东青也用于狩猎
至于上面提到的
"艾叶豹"，指的则是雪豹
，其皮毛是灰白色的，布满了艾叶状斑环，主要活动于环境恶劣的高原地区，因此数量极其稀少。
同时，
明代把猞猁称作"土豹"，也归入了豹的行列
。猞猁相对于豹子来说体型较小，有一对长着黑毛的尖耳朵，尾巴却很短。猞猁自唐代起逐渐被驯化，成为出行狩猎的得力助手，出土文物中也多有骑马带着猞猁捕猎的场景。
总结来看，
明代宫廷中的豹包括金钱豹、猎豹和猞猁。其中饲养数量最多的是猞猁
，因此我们不能以现代生物学知识一概而论。
猞猁体型比猎豹小得多，在明代被称为"土豹"
二、明代宫廷中豹的多种来源渠道
由于中国本土不适宜野生豹子的生存，因此
明代宫廷中饲养的豹大多数来源于外邦的交易与进贡，少部分来源于境内边远地区，从永乐一直到嘉靖初年，百年间一直延续。
1、与外邦的贸易与朝贡
明代的史书中没有关于朝鲜进贡豹子的记载，但在朝鲜的《李朝实录》中却有相关记载，"分别于宣德五年贡土豹三只、宣德六年贡土豹十只，宣德七年贡土豹一次。"
仅两年时间，朝鲜作为明朝的藩国，就已经进贡了土豹十数只
，不可谓数量不多。而这些土豹大多是朝鲜在本国内捕获而来，少数是从当时的女真部落购买所得。直到1467年，明朝才取消了朝鲜的此项进贡。
明代的统治范围
明朝的对外交往中，与帖木儿帝国的来往是十分重要的。
明太祖起就已经建立了与帖木儿帝国的联系，直到1507年帖木儿帝国灭亡，双方间交往颇为密切
。帖木儿帝国阿姆河流域广泛分布着猎豹，明代文献《西域土地人物略》中记载，"把黑旦"（今巴格达）出产金线豹，这一地区正好在帖木儿境内。而帖木儿帝国文献中亦有沙哈鲁汗派遣癿不花到明朝进贡猎豹的记载，两相印证，能够说明
豹是此时双方朝贡关系的重要纽带
。
但到了公元1447年，沙哈鲁去世后，帖木儿帝国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危机中，无力进行大规模捕豹活动，因此自永乐朝后逐渐减少了进贡的次数。
除了朝鲜和帖木儿帝国，有记载的对明朝进贡豹的地区还有：东察合台汗国（大概位于现在的新疆地区）、忽鲁谟斯（伊朗波斯湾霍尔木兹甘省一带，郑和下西洋时就曾四次到达此地）、阿丹（现在的也门亚丁一带，郑和第六次下西洋时到过此处）、满剌加（现在的马六甲海峡）。
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
总结来看，
当时进贡给明朝的豹有的是在当地捕获的，也有的是在中转贸易中获得，其数量不可小觑
。
2、明朝境内征收所得
明代境内也有少部分边远地区有豹出没，因此设立了相应的征收标准和要求，豹成为明代部分地区土贡的内容之一。
当时的宁夏地区是重要的出产豹子的地域，宣德年间宁夏土贡中就有"豹子"的记录，这里的豹指的便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猞猁。
但是想要上贡豹子却并不是一件易事，从豹子的抓捕、饲养再到千里迢迢地运进京城，这其中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对本就不富裕的宁夏地区形成了沉重的负担。
直到1510年，宁夏地区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叛乱事件，为了稳定当地的政局，朝廷才不得已取消了豹子的进贡。
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豹房"，指的是明武宗为了享乐而修建的奢侈场所，之所以被称为"豹房"，其原因就在于明武宗好豹，饲养了大量豹子，它们主要来源于凉州地区。
武宗下令凉州太守在当地捕捉土豹"二三十只"，但当地无法满足这一庞大的需求，官兵们只能铤而走险出境到邻国抓捕，如此才能满足明武宗的要求，这也使得凉州地区成为武宗时土豹的主要来源地。
各地都要向中央缴纳贡品
除了凉州，明武宗还下令榆林和广东地区抓捕金钱豹、奴儿干都司抓捕土豹，使得正德年间成为明代宫廷中的豹最活跃的朝代。
总的来看，
明朝永乐、宣德、正德三朝是豹最为活跃的年代，
其原因一是由于国力雄厚，二来也是这三朝皇帝对豹的喜爱。此时的豹以土豹，也就是猞猁为主，猞猁较金钱豹更容易驯化和饲养，成为宫廷中的"宠儿"。
但随着着帖木儿帝国灭亡和东察合台汗国的分裂，外邦进贡的豹数量明显较少，再加上嘉靖年间施行新政，释放了宫中大半鸟兽，明朝养豹的记载这才逐渐减少。
三、豹在明代宫廷中有何用处
虽然明代统治者崇尚节俭，下令禁止养豹，但其实豹在宫廷中未曾真正消失，多用来观赏、祭祀和狩猎。
1、供贵族观赏
明代迁都北京后，西苑和南海子成为圈养奇珍异兽的场地
，据记载，"天顺、弘治、正德三朝宫廷蓄养禽兽，总数都在两万多只"，两万多只奇珍异兽，即使是中国最大的北京动物园，饲养展览的动物也仅有五千多只，其宏大的场景我们如今是很难想象的。
忽必烈大汗坐在大象上
这些奇珍异兽大多都是用作观赏，皇帝还常常让随行的大臣进行赋诗，以彰显国力的雄厚
，"忽鲁谟斯等国之金钱豹、驼鸡，占城之大象，西域之狮子，乃至国内贡进之驺虞"，珍奇异兽数不胜数。据记载，
这其中猎豹和猞猁的数量平均每朝都有几十只之多，正德年间更是有接近一百只
。
2、用作狩猎之途
用豹子进行狩猎，这一直是历代王朝屡见不鲜的狩猎活动，明代统治者也沿袭了这一传统。
早在明成祖北上北京的过程中，就已经有相关的记载
："紫髯胡儿饲玄豹，攫拿捷疾好牙爪。锦裀驮得不动尘，过眼应空东郭逡。"
这首诗是当时随行的翰林学士胡广对成祖围猎场景的描述。"紫髯胡儿"指的就是来自西域的驯豹师，"锦裀驮得不动尘"，描写的正是原本端坐在马背上的猎豹，在看到猎物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抓捕猎物，成功后再跳回马背的经过。如此精彩的捕猎场景不禁令人拍案叫绝。
骑马带猞猁狩猎唐三彩
而想要获得如此一只猛兽，就需要驯兽师长期的训练，
色目驯豹师就起到了重要作用。
自永乐一朝开始，已经出现了"罕东卫养狮豹回回"、"养狮豹回回"的记录，说的就是来自西域的专门驯兽之人，这些
专门的驯兽师常常跟随进贡的奇珍异兽一起来到京城。
明代较之前历代的不同之处，便是
土豹开始占上风，取代了猎豹在狩猎中的地位
。其实早在唐朝时期，猞猁就已经从阿拉伯世界传入我国，与猎豹一起进行狩猎活动。后来帖木儿帝国崩溃，明代能获得的猎豹数量大不如前，便只能选取捕获难度较小、且境内就有分布的猞猁作为替代。
四、"豹房政治"与豹有何关系
明武宗的"豹房"几乎成了他的代名词，在很多人眼中，明武宗更因为修建了如此奢华的场所而被认为是贪图享乐的昏君，甚至被称为明朝最昏庸无度的皇帝。
1、豹房并不是政治场所
实际上，存在了十四年之久的
"豹房"，其实并不是明武宗处理政事的场所，"豹房公廨"才是。
养豹的豹房与虎城位置相邻，位于太液池西北岸，其位置有详细的记录。而豹房公廨的位置经过考证，"在腾禧宫以北、赃罚库以南、蓄豹豹房与百兽房以西及皇城西墙西安门之十库以东一带"，"东西约阔二百米，南北长二百至二百五十米"。说明二者指的不是同一处场所。
与豹为乐的明武宗
因此，很多人认为明武宗在游玩享乐之地处理政务，导致政事腐败，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2、豹房的通行证：豹字铜牌
进出豹房的凭证，便是这豹字铜牌，又称豹房铜牌、豹房勇士铜牌。这是明武宗时特意为进出豹房之人铸造的，牌呈圆形、上端有云纹形柄和穿孔，正面则刻有一只蹲坐的豹子。背面则刻有"随驾养豹官军勇士悬带此牌，无牌者依律论罪，借者及借与者罪同"，说明
此牌正是进出豹房的凭证，作用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通行证。
值得注意的是
上面刻的豹的形状，却是猞猁与猎豹的合体
。豹字铜牌上的豹双耳直竖，这种形象在中国古代乃至世界上屡次出现，都是猞猁的象征。但同时却有长长的尾巴，我们知道，猞猁的尾巴极短，反倒是猎豹在出土文物中一直以长尾著称。
唐代鎏金猞猁纹银盘
怎么会出现猞猁与猎豹的结合呢？这与此时宫廷中豹的种类发生变化有关。前面我们说过，土豹成为明朝养豹的主要品种，猎豹数量有所减少，
豹字铜牌上豹形象的融合恰好反映了明代豹概念的扩大。
结束语
：养豹，自汉朝起，便在中国历代王朝形成了一股热潮，君主以豹证明国家实力的强大，在史书记载和出土文物中都能得到证明：陶俑、唐三彩、壁画……
豹的出现往往是王朝实力的象征，更是对外交往关系的见证。养豹已经远远超过娱乐赏玩的目的，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内涵。
明代通过郑和下西洋大力拓展了对外联系范围，这一点从豹的来源上就能说明，东南亚、中亚、北非都有进贡豹的记载，仅从范围来说，有明一代豹的产地远超前朝。虽然养豹对经济产生了一定影响，有时甚至导致边疆地区的一些动乱，但却
也成为中原地区同外邦文化交往的枢纽，促进了不同文明间的交融
。
但随着帖木儿帝国的消亡，加上中亚地区生态环境逐渐恶化，来自中亚地区的豹数量越来越少，
明朝也成为豹在宫廷中活跃的最后时期
。
参考文献
《中国动物志》
李时珍：《本草纲目》
《李朝实录》
《明实录》
金幼孜：《金文靖集》
胡广：《胡文穆公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