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分为北宋和两宋两个阶段。
公元960年，后周诸将发动陈桥兵变，拥立宋州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为帝，建立宋朝。到公元1126年，金兵攻破汴京，导致靖康之耻，北宋灭亡。
公元1127年，康王赵构在商丘即位，建立南宋。公元1276年，南宋君臣向元朝投降，南宋灭亡。公元1279年，南宋逃亡小朝廷与元军爆发崖山海战，小朝廷军民二十余万人尽皆葬身海上，南宋彻底覆灭。
宋朝两次灭亡，一次亡于东北崛起的女真族金国政权，一次亡于草原崛起的蒙古族大元政权，两次皆亡于异族政权，古代中国第一次由少数民族执掌国家政权。
为何宋朝两次亡于异族政权？两宋败在哪里？
这是一个关于民族与政权之间关系的问题。
国家有四大要素：国土、民族、文化、政府。这是对近代西方传入的民族国家说词重新解释。在古代中国，政权与国家并非是划等号的，民族的划分也与血缘没有关系。
一：在古代中国，政权指的是并非是国家政权。
政权，在古代中国，与政府是不划等号的。古代中国的国家，指的是与州一级行政并立的地方政权。这是自汉朝推行郡国制度的一个延伸。
在宋代，中国存在着多个政权并立的局面。除了赵宋政权，还有西夏、辽国、回纥、大理、交趾、大理、吐蕃诸部，后来回纥退场，金国、蒙古两个政权相继加入。
这种各民族政权并立的局面，不仅是汉朝郡国制度的延伸扩大，还是唐朝的羁縻州以及都督府的行政区划的遗留。即：唐朝君主除了是汉族人的皇帝之外，还是各个少数民族的天可汗。
隋唐易代，造成大量的人口损失，唐朝建立后，拓展版图，不仅不移民设郡县，反而无视“五胡乱华”的历史教训，将大量少数民族人口内迁，补充内部人口损失。
例如，燕云十六州之所以会成为安史之乱的策源地，之所以在五代之时脱离后唐的版图，根源就在于这个地区的民族成份十分复杂，汉族是主体民族，但是吐蕃族、党项族、朝鲜族、吐谷浑、奚族这五大部族的人口占比也十分高。
辽国建立后，为了与中原后周、赵宋政权抗衡，又大量将东北各族迁徙到燕云十六州，其中女真族、渤海族、朝鲜族占绝大多数。燕云十六州成为了汉、吐蕃、党项、朝鲜、吐谷浑、奚、渤海、女真、契丹九大民族的汇聚之地。
在唐朝时，吐蕃、党项、吐谷浑三族都是生活在青藏高原，随着唐朝崛起，各族百姓跟随天可汗征战四方，这三族就是在唐太宗以及唐高宗两位大帝征讨高丽之时，迁入燕云十六州的。
二：在古代中国，其民族定义与现在民族定义是不同的。
从燕云十六州的例子，就可以看出，无论是赵宋，还是西夏，或是辽国，其实都不是单一的民族政权。其民族划分，依靠的不是血缘，而是地域。迁入燕云十六州后，不管以前是什么民族，都一律会被视为汉族。
例如，辽金易代之时，辽国残余势力裹挟草原各族向西逃亡，进入西域后，建立西辽政权。北宋政权被金国所灭之时，向南逃亡的，除了北方汉人外，草原的蒙古人、达旦人、契丹人，这些没有跟随辽国残余势力逃亡的各族，后来竟然跟随赵宋政权向南逃亡。
以契丹人为主体的西辽政权进入西域后，只是国名仍为辽，但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都被看作了回纥人。赵宋政权在南方建立南宋后，无论是汉人、还是北方其他各族都一律被视为南人。女真族建立金国，迁都至燕京后，便以汉人自居，或自称中国人。仍生活在东北的女真族各部，依然还是女真人。
古代中国的民族和近现代的民族，有着根本性不同，这种不同并非是以血缘划分，而是以地域划分。
弄明白了古代中国民族与政权之间的关系后，就很容易知道宋朝两次被异族政权所灭的原因了。宋朝两次被灭，仅仅是古代中国，在唐朝崩溃之后，从各地区的大氛围割据，走向局部统一，最后完全实现大一统的过程。
从这个大视角看待宋朝两次被灭，那么宋朝的灭亡就属于改朝换代的内容了，其灭亡就是改朝换代的必然结果。
一般来说，改朝换代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内部的民族起义或者农民起义，如秦汉易代、元明清三代更迭就是如此；另外一种则是内部的政变或者禅让，如汉魏晋易代、隋朝代北周而建、唐朝代隋，这三者就是如此。
如果还有第三种改朝换代的方式，也只是前两种方式的交替进行。唯有宋朝的灭亡，不属于前两种，也不属于第三种，而是成为了朝代更迭的一个特例，从而引起历史学家们巨大的争议。
当然，有的历史学家将宋朝之后，朝代更替的原因总结为异族灭亡模式。元明清民国四代，就属于这种模式，蒙元汉明满清，在朝代之前都带有鲜明的民族性质。到了民国，孙中山建立的民国就是汉族的民国，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
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与这个口号还是有一定关系的。虽然后来孙中山改口五族共和了，但依然遭到其他民族的质疑。外蒙脱离中国，虽然有列强干涉的原因，但也不能完全无视这个口号的影响。孙中山电令外蒙王公前往南京开会述职，就遭到拒绝。
异族灭亡模式，除了元明清三代之外，辽金元明显也是这种模式。唐辽金元明清，六朝一脉相承，朝代更迭用的就是异族灭亡模式。辽金元是这种模式的形成阶段，而元明清直到民国，则是这种模式的延伸阶段。
之所以导致产生这种异族灭亡模式的朝代更迭，根源就是文明中心的转移。
文明中心即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是首都所在地，是各个地区生产生活的唯一标准。
中华文明，自黄帝时代起，文明中心一直在河南地区。这个地区被称为中原。人类文明的起源，一般来说都是在大河流域冲积平原，而且是温带地区或者亚热带地区。热带以及寒带地区是不行的。动植物生长周期稳定而且繁盛，能够带来充足而稳定的食物来源，这是文明兴起的必要条件。
随着文明的发展，铁农具得到普及，除了大河流域，小河流域也能得到开发。由此东夷或者西羌也有了兴起的经济基础。华夏文明向东西方向延伸。由此带来了关中地区的崛起。
在周朝，关中地区以及河南地区同时作为文明中心存在，这是两个比邻的文明中心，被称为王畿之地。为了加强两个文明中心的沟通，周朝还修建了古代中国第一条直道。所谓直道，就相当于现在的高速公路。
到了汉朝，封建制被郡县制取代，王畿之地被称为司隶。其后，两汉魏晋隋唐，不管朝代怎样更迭，国家怎样分裂割据，中国都是以这司隶为中心重新统一。首都不是长安，就是洛阳。
到了东汉末年，随着铁产量提升，钢制农具得到普及，北方寒冷地带长期被冰封的冻土以及南方的丘陵山地，都能得到开发，变成耕地。由此，中华文明的范围向北向南两个方向延伸。
传统的文明中心拥有相当的人口基础，较早地得到开发，所以在经济基础上有先发优势。隋唐由此保证了国家统一，但新崛起的燕蓟地区和江南地区，这两个地区却因为其地理位置，经济发展能力更强。
高句丽崛起以及经济中心南移就是中华文明南北方向延伸的有力证明。隋唐两朝，只能依靠隋唐大运河，才能维持传统文明中心的统御地位。
随着其他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华文明的文明区域不断向外拓展，传统的文明中心已经无法维持如此庞大的帝国。
文明中心不断向燕蓟地区、江南地区转移。是唐朝行政区划的实际要求，唐朝中后期之所以采取节度使制度。根源就是，除了这个制度，无法维持庞大的帝国版图。
作为文明中心的燕蓟地区，是草原、中原、东北，这三个一马平川的地区之咽喉所在。而这三个地区的生产方式并不一样。草原是游牧经济，东北是渔猎经济，而中原是纯农耕经济。
不同的生产方式，带来了不同的上层建筑，不同的政治和文化。
而一个国家，其版图的扩张，都是其经济生产方式的对外延伸。燕蓟地区，三种生产方式都是具备的。元明清三代的更迭，实际上是草原、中原、东北三个地区轮流执掌国家政权的情况。
作为文明中心的燕蓟地区，其成长是需要时间的。隋唐时为了压制东北，燕蓟地区就成为了军事重镇。到了宋辽对峙时期，辽国在燕云十六州推行兵民合一的军屯，进一步加快了这个地区的开发。
到了金国时期，燕蓟地区最终成为了文明中心，成为了首都所在地。其所能够统御的地区不断扩大。到了元朝时最终确定下来，有了统御整个中国的能力。从而，一直延续到今天。
新的文明中心成长需要时间，传统的文明中心衰弱也需要时间。新旧文明中心之间的牵制，南北两大文明中心之间的牵制，成为了宋金元明清五朝主要的政治色彩。
其政治角逐都是围绕着文明中心之间争夺首都所在地。汴京与临安、燕京与汴京、北京与南京，当一个文明中心因为某些原因衰弱之时，另外一个文明中心就会崛起强大的政治势力。
汴京在元朝末年，率先出现了一股政治势力，与元朝相对抗。其后，南京也崛起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结果是汴京失败，南京崛起的朱明政权取得胜利。明朝定国之后，又发生了靖难之役，这也不过是北京与南京之间的角逐。结果是北京胜利了。
综上所述，从民族与政权之间的关系、朝代更迭的方式、文明中心的转移这三个方面看，就可以理清楚宋朝兴亡的逻辑问题了。
首先，
唐朝之时，中华文明向南北两个方向延伸，文明社会的区域不再局限于中原。中原只是大唐版图的一部分。唐朝崩溃后，北宋所统治的地区只是中原和南方，北宋实际上是一个地区性割据政权。
其次，
割据政权都是内控型政治，内控型政治产生的原因就是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方式不同，各地区有自身的经济生产目的，局部统一才有利于社会生产。
再次，
不管各个割据政权有多么强大，民心士气都是向文明中心靠拢。两宋的灭亡，实际上是燕蓟地区作为文明中心，其统御能力不断加强的结果。作为割据政权，两宋灭亡是必然结果。随着各地区开发完毕，国家需要统一，汇聚最强大的力量对外扩张版图。
最后，
两宋之所以被异族政权所灭，根源在于最强大的文明中心不在宋朝境内。如果在宋朝境内，宋朝就不是被异族政权所灭了，而是被内部的农民起义所推翻了。其灭亡时间只会更早。
两宋的历史，告诉我们，观察历史，不能依靠近现代西方传来的人文视角。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是以文化为纽带的文明，而不是以血缘为纽带。民族冲突，在古代中国，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地域之间，不同生产方式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