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之于政治之上的国家权力结构放在如今也有例可循，但令人容易忽略的是，在中国的历史当中，也曾经有过宗教治理的王朝一元。
元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这样的基础因素铸就元朝的政治统治过程当中必然存在一定的民族特色，而这个特色便显化为宗教治理。
元朝之前，蒙古族宗教治理的实现基础便已经有一定的基础。其先民在蒙古国时期不断征战和扩张的壮国方式以及采取的政策、法规以及多元宗教的传播都让蒙古国进入元朝时期开始实行特有的治理方式。
元朝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时代，相较于其它政权具有其独特性和时代性。建立政权之前，蒙古民族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内部独立对峙状态。
蒙古民族的发源地位于蒙古高原，环境的恶劣和辽阔的高原赋予蒙古族骁勇善战的民族特性。
民族之间分散许多部落，它们的生存和统治并不单纯地依靠首领的领导，民族的信仰是另一大领导核心，同时也为日后元朝时代中，宗教于政治当中发挥影响作用的现状打下历史背景条件。
建立元朝这个统一王朝对于铁木真而言并不容易，王朝建立之前，铁木真所面对的现状是纷扰不止的外忧内患之景。对外，金国对蒙古高原虎视眈眈，时不时便出兵骚扰。
内部各部落之间达不到团结一致对外的态度，部落冲突时不时上升至双发开战的程度。
在此现实基础之上，铁木真树立起统一蒙古高原，建立属于蒙古族的政权时代。
历史证明了铁木真的能力，后者甚至将势力的建立范围扩大到整个世界。金国、西夏、南宋与北亚无一例外都成为了大蒙古国的垫脚石。
巅峰之时，大蒙古国成为了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国。如此庞大的载体之下所蕴藏的是一个极其复杂得多民族国家背景。
不同部落和民族都成为大蒙古国的血液，伴随着势力扩大的显性优势，如何对多民族的国家进行有效治理成为统治者思考的首要问题。
1260年，元朝帝国诞生，唐朝灭亡后的350年再一次出现大一统的局面。截至此时，元朝呈现不同民族人口往来频繁，各地人口交叉杂居的生活状态。
如此复杂的人口交流是历史上首次呈现的复杂程度，边疆的少数民族陆续融入内陆并分散至各地。
不同民族文化的交融在一定程度上协助各民族提高对彼此的认同，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文化碰撞。
高度往来的民族交流受到极高赞美，《麟原集》如此记载：“惟我皇元肇基龙朔，创业垂统之际，西域与有劳焉。
泊于世祖皇帝，四海为家，声教渐被，无此疆彼界，朔南名利之相往来，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于是西域之仕于中朝，学于南夏，乐江湖而忘乡国者众矣。
岁久家成，日暮途远，尚何屑屑首丘之义乎！鸣呼，一视同仁，未有盛于今日也！”
足以可见，元朝时期的民族多样性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正是在这一现实基础之上。统治者所面对的统治帝国是基于横跨欧亚大陆的超大帝国，不同的民族相交融更意味着管理者必须思考如何在多种文化的群众之间建立共识政权。
元朝建立之后，伴随各地民族之间的交汇越发的密集，宗教文化之间也不断发生碰撞。
在政权建立之前，蒙古的部落所拥有的宗教信仰为萨满。萨满本身的宗教信念贴合于自然，认为万物皆有灵性，而宗教当中的“孛额”拥有着和掌管万物的上天沟通的能力。
在蒙古高原上所孕育出来的族群自然更加信服这种贴合自然的宗教，也正是因为族群都拥有萨满信仰，所以孛额本身也在族群当中拥有一定的信服力，是蒙古社会当中权力掌管集团的特殊存在。
在元朝政权正式建立之后，萨满教自然也拥有了国家宗教的性质。萨满教当中的重要任务－“孛额”和“额度根”被统治者赋予极高的政治地位，奠定了萨满教在后续政权生活当中的基本地位。
除去萨满教以外，领土不断扩张的过程当中，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和摩尼教等宗教也不断涌出。
不同于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态度，元朝对于各种宗教的态度倾向于包容，其中因素有统治者的喜好影响。
在成吉思汗为首的政治领导群体当中，多能见到支持扩张以求强大的政治态度。
也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意图之下，蒙古在政府欧亚大陆的过程当中，不断和不一样的宗教文化接触，最终形成元朝以包容态度对待各宗教文化的特点。
蒙古人最初接触佛教的途径来自于西夏和金国，西夏自身便是宗教文化兴盛之地，其流传的佛教在汉地广为盛行，并同其他几大宗教共同组成西夏自身的宗教体系。
在蒙古人同西夏激战的过程当中，后者也在不经意间变成佛教影响蒙古人的桥梁。
最为出名的便是成吉思汗在听闻藏传佛教中人－藏巴东库哇等人于山中修行的事情之后，主动召见。之后成吉思汗又同意了藏巴东库哇请求护佑寺庙与僧侣免受一死。
以上种种，都足以证明元朝统治者对于宗教文化的敬意。
至于由金国传入的佛教文化为汉传佛教，最早同蒙古地区建立宗教文化联系的代表人物是海云印简，在后续的政权生活当中成为北方汉传佛教文化的领导者。
成吉思汗更是委任其与师傅为官方指定佛教领袖人物，由此，二者正式建立汉传佛教同元朝之间政权联系。
其他宗教在蒙古东征西拓的过程当中，交通逐渐被打开。除去国家宗教和佛教以外，其他宗教同样在蒙古的宗教体系当中构成重要组成部分。
民间的其他社会方面也在宗教交流碰撞的过程当中给予极大地推进动力，而对于国家治理阶层而言，这样的融合碰撞是国家治理喜于乐见的场面。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审视宗教治理，后者无疑是前者推动国家治理的重要推力。二者之间属于相辅相成的关系，国家政权给予宗教生长、成熟的环境基础和动力扶持，而宗教则是在政权稳定之后增强后者公信力。
于民众而言，宗教信仰具有抚慰民心和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同时在元朝多民族的社会基础上。
宗教信仰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民族关系融洽的作用，这一点是元朝统治阶层所奉行的武力政策无法能够匹敌的板块。
元朝扩张版图的一贯策略依靠的是武力征服，但是在统一民心方面却不能依靠武力。正如其他朝代所依的宗教一般，元朝的统治者在借助宗教，宣扬“天授权”的思想，从而获得元朝统治者自身的认可。
正是基于政治需求，元朝统治者对于所有宗教的态度都秉持一点：只要宗教能够为政权统治服务，无一例外会受到政权的保护。
双方互利互惠的关系之下，元朝统治者将宗教转变为教化百姓，维护政权的工具。
统治者甚至为了能够实现“以因起俗而柔其人”的需求，统治阶层也会选择同宗教高层建立密切往来关系，将其命定为宗教事务处理问题的负责人。
密切的往来关系之下，统治阶层实现借用宗教力量教化的目的。
元朝所奉行的政教治理理念从后人的角度来看是中华文化相交融的催化剂，在这一阶段，各种宗教文化相融合最终形成的文明成为了全中华各族人民认同度十分高的文化资源。
交融的文化共识对于后人而言，赋予了后人造就边疆稳定的文化条件。
统治者对于不同宗教文化持有“宗教平等、信仰自由”的态度，也使得宗教和政权都以相对和平的氛围当中实现共同成长的目的。
也正是因为生存于相对自由的社会氛围，外来宗教在元朝的社会环境之内能够不断传播，各民族也实现了相互了解，相互容纳的目的。
元朝对宗教的高度包容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独尊态度，因此也吸引了大量的宗教来到元朝境内。后人所了解的马可波罗也正是在这一期间来到境内，传播西方文化。
从这些现实方面来看，宗教的文化传播也能够成为中外经济文化往来的桥梁。
凡事都具有两面性，自由信仰宗教虽然对元朝政权给予一定的好处，但同时也因为过度尊崇的关系，元朝政权本身也受到宗教束缚，宗教参与政治治理。
但是缺少相应的管理明细，必然使得权力实行的过程当中产生负面行为，这一点也成为了历史诟病元朝准许宗教参与政治的一大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