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注重实际和经世致用，既反对程朱理学也反对陆王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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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对清代学术史颇有研究，在清初诸儒中，他极其推崇顾炎武，十分敬慕他的为人，深信他不仅是经师，而且是人师。
同时，梁启超还极力称道顾炎武的学风开创之功。指出：“凡启蒙时代之大学者，其造诣不必极精深，但常规定研究之范围，创革研究之方法，而以新锐之精神贯注之。顾炎武之在清学派，即其人也。”
他又说：“炎武所以能当一代宗师之名者何在？则其能建设研究之方法而已。”
梁启超所说是指顾炎武对于清儒经学的影响。
清儒的经学与汉儒、宋儒都有所不同，这一派的学问“经一百多年才渐渐完成”，“但讲到筚路蓝缕之功，不能不推顾亭林为第一”，所以，梁启超称：“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个人”。
顾炎武（1613年——1682年）原名绛，字忠清。明亡，改名炎武，字宁人。亦自署蒋山佣。因家住江苏昆山亭林镇，故又号亭林，学者称为亭林先生。
顾炎武
顾炎武出生在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祖上好几代在朝廷担任官职，家中有不少藏书。但到顾炎武时，由于倭寇的侵扰，财产受损严重，家道渐渐中落。因此，青年时期的顾炎武深受当地豪强的欺压，对社会弊政有所不满，14岁时便与好友归庄一起参加了复社。
复社是当时东南地区的一个政治性的学术团体，名气很大。顾炎武的眼界也大大地开阔了，他交结朋友，议论时政，正式踏上了社会道路。
顾炎武本来读书较多，有很好的学问功底，然而却连年应乡试不中，于是，他毅然抛弃了科举应试，转而研究有关国计民生的学问。从此，他认真阅读二十一史和全国州县方志等等，辑成了《天下郡国利病书》。
清兵入关后，又继续南进，在江南大肆屠杀。顾炎武遂投笔从戎，并参加了保卫苏州和昆山的战斗。他的嗣母在家乡沦陷后绝食身亡，临死前，嘱咐顾炎武说：“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国破家亡的惨痛事实，激发了顾炎武坚决抗击清兵的决心，他的名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改过来的。
抗清失败后，他仍不甘心，继续从事抗清活动。
他化名改装，扮成商人，先后游历山东、河北、北京、陕西、山西等地，交接豪杰，密察山川形势，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意在恢复明朝统治，挽救民族危亡。后来康熙时征召博学鸿儒，他依然一再拒绝。
《日知录》
他一生颠沛流离，却没有停止学术研究，对历史、地理、音韵学、考据学、金石考古等都有独特的见解和深厚的修养。其著作主要有《亭林文集》、《亭林诗集》、《音学五书》等，尤以《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有名。
顾炎武广闻知识，多方涉猎，其目的是“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
为此，他大力提倡实学，鼓吹经世致用，反对空谈心性和不务实际。
他十分强调为人要“行己有耻”，做学问应“引古筹今”，而这样做，最终也是为了服务于现实。诚如顾炎武所说的那样：“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
在治学方法上，顾炎武强调实地调查和系统掌握第一手材料，用他的话说，就是“历九州之风俗，考前代之史书”。将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结合起来，以探求事物之理，不能离开社会现实而只以古人的书本为准。顾炎武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而且每到一地，都细致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
全祖望在《亭林先生神道碑铭》中写道：“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之。”潘次耕在为《日知录》所撰的序中也说：“先生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
顾炎武
在掌握了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将相关问题的材料进行归纳，将书上的材料与事实相比照，反复考订研究，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
顾炎武的许多著作都是实地考察与书中知识相结合而撰成的。
顾炎武注重实际和经世致用，使他在哲学思想上也贯穿了一种求实精神。
如在理气观上，他所表现出的唯物主义倾向就十分明显，认为“盈天地之间者气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非器则道无所寓”。
他对理学持明显的反对态度。他说：“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又说：“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
他认为研究经学需要长时间的努力，而当时讲理学的一些人，连最起码的古代经典都不读，只是抱着近儒的几本语录，空谈心性，妄想一旦顿悟，这种所谓的理学不过是禅学而已。
黄震
所以，在《日知录·夫子言性与天道》中，顾炎武引南宋黄震的话说：“夫子述《六经》，后来者溺于训诂，未害也；濂洛言道学，后来者借以谈禅，则其害深矣。”
顾炎武不仅批评程朱理学，也激烈地抨击陆王心学。
他认为王学的兴起，造成了社会上空谈良知心性的学风，“今之君子，聚宾客门人数十百人，与之言心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穷困不言，而讲危微精一，我弗敢知也”。
他甚至认为王守仁的“良知”说是造成这种空谈心性学风的直接原因。
顾炎武
由上可见，顾炎武的学术宗旨与宋明理学（包括心学在内）的空言谈理、忽视当世之务根本不同，他一生“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
他所提出的“经学即理学”的口号的确转移了一代学术方向。
他“一面指斥纯主观的王学不足为学问，一面指点出客观方面许多学问途径来。于是，学界空气一变，二三百年间跟着他所带的路走去”。
顾炎武倡导的扎实细密的考据方法，严谨朴实的学风，对乾嘉时期汉学的形成，客观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尽管这与顾炎武的初衷不符。
所以说顾炎武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人文主义思想启蒙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