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右司谏韩琦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一份奏章弹劾宰相王随、陈尧佐及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四人庸碌无能,大宋绝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毁坏”。
宋仁宗听取了韩琦的意见,当天就将这四人同时罢职,这就是宋人热议的“片纸落去四宰执”。
《清平乐》中讲到散朝之后,夏竦追上韩琦,夸赞他的战斗力指数前所未有的爆棚:“片纸落去四宰执,必可载入史册的呀。”
看看话不投机,韩琦冷言冷语带搭不理的,夏竦又换了个法子跟他套近乎:“前几日我得了几片残简,上面有几个字,折磨得我都快魔怔了,我遍查古书,可是还是没有……”
夏竦想说韩司谏你学识渊博,啥时候抽空帮着看看呗!没想到话没说完,韩琦就板着个俏脸,极不耐烦地扬长而去。
这段表面看是韩琦对夏竦的不屑,其实还说了夏竦的一个爱好。
夏竦自小聪明好学,以文学起家,有名一时,“自经史、百家、阴阳、律历,外至佛老之书,无不通晓”。
被古字“折磨得我都快魔怔了”这句可不是编剧随手写的,有所本。《宋史》说夏竦“多识古文,学奇字,至夜以指画肤”,他平素爱研究古文奇字,碰上参研不透一时认不出的,往往食不知味寝不安枕,有时候晚上睡觉时还在身上比划着琢磨。
《宋史》依据的是宋神宗朝宰相王珪的祭文《夏文庄公竦神道碑》:“祥符中,郡国多献古鼎、钟、盘、敦之器,而其上多科斗文字,公乃学为古文奇字,至偃卧以指画侵肤,其勤若此。”
类似这样的小细节,在《清平乐》中数不胜数,至于观众能看出多少,那就看个人的造化了。有的,看个热闹;有的,会心一笑。
在这个在这个资本为王,电视剧已经进入集体弱智的时代,还能有这么一群人,能这么样的坚持精耕细作,让人感叹。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坚持,我们才可能看到更多品质精良的东西。
“蒙你不弃,幸何如之”!
关于夏竦讨好韩琦这段,是编剧对他的一种看法,虽然爱耍心机,但夏竦却未必能干出这种低三下四的事。
王珪《夏文庄公竦神道碑》中说夏珪就因为自视甚高,很少高看他人,所以才人缘不好。
不过身居高位,夏竦也不翻着白眼自傲,基本是不卑不亢。“公自以材器高,未尝过许人,故士大夫遥生惮疑,而少己附者。公居亦防畏,不敢以贵执自安也。”
夏竦死后,仁宗准备赠谥号“文正”,然而司马光、刘敞等人坚决反对,言“世谓竦奸邪,而谥为正,不可”。仁宗没办法,最后改成了“文庄”。
南宋史家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说“大臣之谥极美者有二,本勋劳则忠献为大,论德业则文正为美”,“文正”,这是文官死后都希望得到的谥号,范仲淹就是“范文正公”,曾国藩是“曾文正公”,司马光死后也是谥号“文正”。
在唐朝和宋初时是“文贞”,魏征就是“文贞”,因为宋仁宗叫赵祯,为了避讳,“文贞”就不能用了,“文正”最热门。
老宰相张知白去世后谥“文节”,御史王嘉言认为他“守道徇公,当官不挠,可谓正矣”,可谥“文正”,最终没能更改。
夏竦这回正相反,“文正”没当成。
“正”有“内外宾服”、“清白守洁”、“直道不挠”、“诚心格非”、“心无偏曲”、“守道不移”等义,未必有那么多人真在意,“正”字的字面意义就足够了。“忠”也好,“庄”也罢,都不如“正”来得直接全面,一身正气,啥都包括了。
仁宗对夏竦的印象都不错,想谥“文正”,对夏竦一生的评价很直接。
庆历七年(1047年),仁宗拟升夏竦为宰相,最终因为反对的太多而作罢,“乃复以为枢密使,进爵英国公”。
同时还御书飞白“忠信”赐之,安慰他虽然说你坏话的人多,不过就算全世界都跟你为敌,朕挺你!“为时谤伤者甚众,而朕独知卿也”。
这是王珪碑文中的说法,《宋史·王珪传》说王珪有个绰号是“三旨相公”,此人一向无主见,只知上殿“领圣旨”、面圣“听圣旨”、下朝“得圣旨”,就凭着这套全活儿,在朝中混得舒舒服服,“自执政至宰相,凡十六年,无所建明,率道谀将顺”。
王珪这是应宋神宗的要求写的碑文,应当说他对夏竦的评价,是神宗也认可的。从真宗、仁宗到神宗,对这位臣子的评价都挺正面。
对夏竦的评价,向来两极分化,北宋的官员最爱用“君子”、“小人”来互怼,但恰恰最难用“君子”、“小人”来衡量,也正是这帮人,仁者见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