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字子厚，取“厚德载物”之意。
张载年轻时，读书之余极喜谈兵论武，慨然以功名自许。有一年，他甚至联合了懂军事的焦寅等一批志愿者，要组成民团去边疆保家卫国，收复失地。
18岁那年，张载写了一封斗志昂扬的信，寄给正在戍边抵御西夏入侵的偶像范仲淹，强烈要求从军。
在延州面谈后，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他认为张载见识不凡，是个不可多得的读书种子，日后必成大器，就拒绝了张载入伍的请求，给了他一本《中庸》，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
国家危难之际，你有这个投笔从戎想的法是好的，可报效国家不一定非得当兵啊，干好你擅长的事就行了。戍边征战，自有其人，比如狄青这样的。
张载很聪明，一点就透，不投军了，还是回去当文化人。
《清平乐》拍了这段故事，遗憾的是对于知道张载的，自会脑补一些故事。但对于那些不知道的观众，这一段就有些莫名其妙了。
事实上这也是《清平乐》取舍上的一个难题，太多的经典人物和精彩故事，不说，下不了狠手；说了，又往往显得没头没脑。
《中庸》是当年的基础读物，张载不可能没读过，范仲淹这就是个象征性的鼓励。就像鼓励那些膀大腰圆的：别看琼瑶了，送你本金庸。
一本《中庸》哪够张载研究的，此后十余年，他又遍读佛道之书，可长年累月钻研也没啥成就，知道这不是自己的菜，又回头苦读《六经》。
这回越读越有心得，于是就得瑟。
嘉祐元年（1056），37岁的张载至汴京（开封）考进士，在文彦博的邀请和帮助下，在开封大相国寺搞了个《易经》系列公益讲座。
张老师是真有范儿，也真虎，弄个铺着老虎皮的椅子往上面一坐，开讲！远远一瞅，跟“座山雕”似的。
听讲座的人还挺多，讲坛的名气也不小。有一天，程颢、程颐兄弟俩来“踢馆”了：张老师你不是讲《易经》么？好，咱们也来讲讲！
请！
双方一交嘴，张载认输了，把虎皮金交椅给撤了，把听众们也都解散了：咱这坛子今儿算是被人砸了！这俩姓程的小子比我牛，你们跟他俩学吧，“汝辈可师之”。
对程颐、程颢，张老师真是够捧的！
捧完了，张载又找到程颢、程颐深谈。这哥俩儿也是来参加考试的，张载“与二程语道学之要，涣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尽弃异学，淳如也。”
所谓的“道学”，不是道家的学问，是以儒学为本、掺杂了佛道的思想。“道学”和“理学”的出现，是北宋中期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
咱自个儿的学问够牛的了，不需要再参考钻研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干就是了！
刚说完不如人，张载又信心十足地表示已经找到了自成一家的方向，通晓了“道学之要”，要大干一场。这是《宋史·张载传》的说法，前后有点矛盾。
这也不奇怪，这事本来就有两种说法。
……
《宋史·张载传》这段主要依据的是张载的学生吕大临的《横渠先生行状》，吕大临的原文如下——
“嘉佑初，见洛阳程伯淳、正叔昆弟于京师，共语道学之要，先生涣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尽弃异学，淳如也。”
文字基本照搬，但《宋史》加了点东西，写得更戏剧化，也就更不可信。这或许跟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的不同版本，以及程门弟子的说法有关系。
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中，最初有与二程论《易》后“见二程尽弃其学”的话。
程颐晚年收的得意弟子、被尊称为“尹子”的尹焞（tūn），有一天跟老师聊到吕大临文章中的这事，询问具体情况。“张子”的本源，真是出自本门么？
程颐惊讶地表示：“表叔平生议论，谓颐兄弟有同处则可；若谓学于颐兄弟，则无是事。顷年嘱与叔删去，不谓尚存斯言，几于无忌惮。”
表叔？
是的，张载是程颐、程颢的表叔。
程颐说张载表叔的文字言论，跟我们两兄弟是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那属于不谋而合，要说他是跟我们学的，没这回事！“尽弃其学而学焉”这样瞎扯的话，当年吕大临写《横渠先生行状》时我看到后就让他删掉了呀，没想到还有，这也太肆无忌惮了！
吕大临确实是修改过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修改版，不过他最初的版本当年也流传于世。朱熹说两个版本他都见过——“按《行状》今有两本，一本云‘尽弃其学而学焉’，一本云‘乃尽弃异学，淳如也’。”
…
吕大临原是张载的学生，张载死后，他入了二程门下。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张载过世，吕大临的《横渠先生行状》约写于元丰二年(1079)，至于他为啥不顾先师“学有本原，四方之学者宗之”的事实，非得把程颐、程颢这俩老侄儿硬安成张载的老师，没有记载。
此时，吕大临已拜了二程为师，这么搞，多少有点人走茶凉的意思。
跟吕大临一样，二程的弟子们当时都不遗余力的宣扬张载学出二程的故事，杨时说“横渠之学，其源出于程氏”，游酢说“友而师之”。
张载的“关学”，与二程的“洛学”、周敦颐的“濓学”、苏东坡父子兄弟的“蜀学”、王安石的“新学”、朱熹的“闽学”，百花齐放，是宋代儒学的不同学派。
“关学”在张载死后即逐渐衰落，其门下弟子有不少入二程门下。而张载终成一代宗师，与二程、朱子齐名，他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语录，成为北宋之后学者们追求的最高境界。
“横渠四句”，把文人存在的意义，把那种历史使命感，总结到了极致。
范仲淹知人善任，婉拒了张载的“报国之心”，这才有了一代大儒，这才是真正的为国，这才是真正的远见灼识。
范仲淹一生，不但自己以身作则、尽忠职守，平时还很注意提拔后进，他的部下中有很多都在他的举荐下成为朝廷重臣，在他的教导下成为文坛巨子。《宋元学案》言范仲淹“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
张载，这就是范仲淹跟《岳阳楼记》一样的完美操作。
确实，张载堪称是范仲淹为国求贤的典型代表；而范仲淹，又是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最佳形象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