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朝到如此，民间一直流行着“张献忠屠四川”、“八大王剿四川”的故事。说张献忠和他的军队以杀人为乐，占领成都后，专门派兵出去杀人，将四川百姓、文人统统杀绝派于是才有清朝初长达百余年的“湖广填四川”大移民。
张献忠字秉吾，号敬轩，陕北肤施县(今延安)柳树涧人，生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九月初十。张献忠自幼家贫，读书不多，成年后曾在官府做捕快，后被革职，又投入军营当边兵。在军营中受人欺侮而行凶杀人，差点被判死罪。鉴于他曾立过战功，方免一死，挨了一百军棍，关入狱中。他出狱后，穷无所归，就投入了王嘉胤的造反部队。张献忠相貌奇伟，面目微黄，声如巨雷，艺高力大，作战时剽勇果侠，屡立战功，在王嘉胤的指挥下自领一军，自称西营八大王。
崇祯三年(1630年)王嘉胤遇害，军队由张献忠掌权。崇祯六年(1633年)，他首次入川作战，攻克夔州(奉节)等地。第二年二月，张献忠再次率军入川，一路上“以走致敌”，所向披靡，拖得官军团团转,疲于奔命。当兵部尚书杨嗣昌带领官军入川追剿时，张献忠又乘隙“一日夜行三百里”飞驰出川，于十四年(1641年)正月攻破了空虚的襄阳，杀了襄王。
崇祯十六年(1643年)，张献忠在湖北称“西王”,将楚王朱华奎抓来沉于长江。12月，张献忠第四次攻入四川，次年春攻克夔州，6月克涪州(涪陵)，6月20日克重庆，杀瑞王朱常浩和巡抚陈士奇等“衣冠”、“士大夫”“一万余人”。8月9日，攻克成都。不久，正式建立大西国，年号大顺。
1645年春，清军从陕西入川攻打张献忠。一年后，张献忠撤出成都。1646年11月27日，张献忠遭人出卖被清军射杀于西充凤凰山。
张献忠率领几十万大军转战十六年，几进几出四川，不知杀了多少人。明末学者顾炎武却说，张献忠在常德“不妄杀人,惟宗室无得免者”。他进攻重庆时，曾放出话来，开城投降免死；不投降攻下就洗城。攻克重庆后，也并未“洗城”，但官府军政要员一律处死，还将一些顽抗官兵的耳朵、鼻子割下来送到各州县，企图恐吓瓦解各州县的抵抗。在成都建立政权后，他的军队常“因岁饥，转掠富户”，凡遇反抗者，全部砍头。
张献忠由造反起家，虽然建立了政权，但忠于明朝的官僚、富户和文人认为他是贼寇窃取天下，暗地里纠集武装杀新官，张献忠则以更加严酷的手段进行镇压。他本来就对封建文人抱有偏见，开科取士时，又听说有人在青羊宫、大慈寺公开诽谤新政权，进行捣乱，于是又大开杀戒。
张献忠带着几十万军队，要军饷粮食；建立大西政权，要巩固，倘若把四川人都杀光了，几十万军队饭碗咋解决？张献忠在湖广(今湖北、湖南)一带转战时，曾发公告“三年免租,一民不杀”。张献忠进川时，打着“澄清川狱”的旗子；向成都进军时特别下令：“归诚草木不动，抗拒则老幼不留”，并先传“招降牌”，明令“倘能杀王府官吏，封府库以待，则秋毫无犯”；射洪县“百姓开门迎贼”；“官兵降者不杀”。乾隆《涪州志》载，张献忠军队里“不蓄老弱，不携妇女，三日一检，不私橐金，良为悍寇”。他们是不贪财，不贪色，“饥则聚掠，饱则弃余”的“流寇”军队。
历史事实本来十分清楚，为何人们会将四川人口锐减全都归罪于张献忠呢？
查“张献忠洗四川”之类的故事源头，主要有这样几本书：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沈荀蔚的《蜀难叙略》、毛奇龄的《后鉴录》等。这些书大多是当时文人的私家著述，这些文人都仇恨张献忠，至于原因这些文人多家境富裕，后又归顺了清王朝，当然不会说清兵杀人、吴三桂杀人，也不会说地主武装杀人，于是将罪责全部加给“贼寇”张献忠。他们还编了许多“草杀”、“天杀”、“开科杀士子”等似是而非的故事。毛奇龄甚至说张献忠一次就“草杀”了六亿九千九百万四川人，《明史·流贼传》照录，说张献忠在四川“杀男女六万万有奇”。
其实，明末四川只有人口三百万(《明史》)，中国历史上人口真正超过1亿，已经是乾隆十四年(1749年)的事了。张献忠在四川，哪里能杀六亿人呢？有的文人还编出张献忠有“七杀碑”，碑文曰:“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这块张献忠的“圣谕碑”于20世纪考古时被发掘出来，碑文曰：“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此碑至今仍立在广汉市房湖公园,游人均可参观。
不过，也有文人相对客观一些，《蜀警录》说：“大抵蜀人死于贼(兵灾)者十之八，死于饥者十之二，仅存者又死于虎口”；民国《南充县志》也指出，顺治十一二年后数年，“民之死于兵者半，(余下的)死于荒者半，死于虎者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