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就是在狂风中翻滚的一片枯叶"——司马光（译自《司马光文集.与侄贴》）
出山
宋神宗元丰七年十一月，历经十五年宵衣旰食、皓首穷经，司马光终于修成了煌煌354卷的《资治通鉴》。
他的名字，自此和左丘明、司马迁、班固这些大家并列，成为中国史学天空中璀璨星辰之一。
司马光像
这一年，他六十六岁。
按照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的说法，这时他已是"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精力尽于此书"，唯一的愿望，就是皇帝能在清闲时分，"时赐省览"，"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司马光文集》）
资治通鉴
然而，时代并没有给他安然老去的机会：五个月之后，也就是元丰八年三月，宋神宗赵顼驾崩，太子赵煦继位，是为宋哲宗。
这时的赵煦，只是个九岁的小孩子，皇室的大权，都着落在他的祖母——太皇太后高氏手中。
与她锐利、激进、富有野心的儿子不同，太皇太后高氏在政治上是个彻底的"保守主义者"，宋神宗和王安石所遗留下的成果，在她眼中无异于洪水猛兽，需要不惜代价地予以改正。
宋神宗
但是，作为一个深宫妇人，在没有羽翼的情况下，她无法与变法派相抗衡。因此，在她掌握权力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组建一个能够在外廷彻底贯彻自己意图的臣僚集团，而这个集团的领导者，毫无疑问——属于司马光。
于是，暌违十五年后，司马光先任陈州知州，随即又官拜门下侍郎（副宰相），再次进入了北宋帝国的权利中枢。只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条宰辅之路，未来会变得那样艰难。
破题专家
在八股文中，"破题"无疑是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只要在那些不知所云的题目中找到发挥空间，科举之路就至少成功了一半。
作为北宋诗人，司马光自然没写过八股文，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破题"的专家——
关于司马光其人其事，流传最广的，当属"司马光砸缸"。
司马光砸缸
在小学课本中，我们用这个故事来教育孩子们遇事要沉着冷静、思路多元，然而，从人物性格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说明了司马光很重要的两个特质：
他很清楚事情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为了解决主要矛盾，他能找到最直接的办法。
打破那口大缸六十年后，司马光的面前，又出现了一口名为"王安石新政"的大缸，他要做的，就是将它彻底粉碎。
然而，这口大缸远比想象中坚硬：虽然新政的最大支持者——宋神宗已经驾崩，王安石也已闲居江宁多年，缠绵病榻。
但朝中上下，支持变法的官员仍然为数众多，特别是执掌政事、军务的两大重臣：尚书左仆射（宰相）蔡确、知枢密院事的章惇都是最为强硬的变法派，压得司马光动弹不得。
有一件事，很能说明司马光当时的处境：
由于政见不和，章惇和司马光之间的关系历来不睦。司马光复出之后，章惇总是对司马光冷嘲热讽，使得司马光很没有面子。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司马光请章惇的好友苏轼前去斡旋。苏轼劝说章惇："三国时期的许靖名不副实，让刘备看不起，法正劝说刘备："若不尊重许靖，传扬开去，天下那些不了解许靖的人只会说我们不重贤人"，连许靖这种人都不可随意轻慢，何况名重天下的司马光呢？"
跳槽达人——许靖
章惇赞成苏轼的意见，之后，司马光的日子才好过了一点。（《宋史.苏轼传》）
在这段对话中，苏轼和章惇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将司马光看做一个偶像、一个吉祥物、一个安抚保守派官僚的象征......然而，司马光想要的绝不止如此。
作为一个史学家，司马光对于千年之间各类权谋斗争手段无比熟稔，事实上，在他进入重返朝政之前，他的"破题之路"已经开始布局。
神宗皇帝驾崩后，太皇太后高氏下旨，向司马光咨询今后的施政方向，而司马光却避开了变法的话题，转而上了一道《乞开言路札子》。
表面上看来，这道札子再平常不过。但在当时的朝廷中，却有着非常特殊的意味。
作为一个雄心勃勃的改革者，王安石在压制保守派时一贯不遗余力，这种党同伐异的作风随着变法深入开始无原则地扩大开来，无数附庸在"变法"大旗之下，想要捞取更多个人利益的官僚们开始捕风捉影。
从保守派官员的一言一行中罗织罪名，逐渐形成了一种针对不同言论的"恐怖主义"——元丰二年爆发的"乌台诗案"便是最好佐证。
乌台诗案对苏轼和保守派而言 都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在中国的历史中，士大夫们向来喜欢针砭时弊，王安石以及变法派的做法，无异将自己放在了大多数士大夫的对立面。
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做法，在失去皇权的庇护之后，瞬间会变得不堪一击。
司马光的这道札子，正是瞄准了这一点：当太皇太后代表宋哲宗接受了这一建议后，原先那些因言获罪的保守派官员们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回到朝廷当中，成为反对新法的马前卒、急先锋。
更妙的是，"广开言路、纳谏如流"一贯被视为皇帝的美德之一，变法派们纵然能够看穿司马光的用意，也绝不可能大张旗鼓地提出反对意见，只能一边表示同意，一边咬牙切齿，私下痛骂这只蛰伏在洛阳的老狐狸。
这就是"阳谋"。这就是水平。
影视中的司马光
这道札子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短短数月之内，继司马光之后，吕公著、苏轼、苏辙等一大批保守派官员纷纷回归朝廷之中，朝政的天平逐渐倒向了保守派一方。
在做好准备工作之后，司马光接连上书，称王安石新法"病民伤国"，要求"更张新法"。在他的带动下，一众保守派官员也纷纷赤膊上阵，以笔墨为武器，向新法发动了致命一击。
在保守派官员的猛攻之下，保甲法、均税法、免役法、青苗法......数月之内，新法体系土崩瓦解，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终于走向了末路。
不称职的"权相"
得知新法被全面废止后，王安石忧愤成疾，于元佑元年四月郁郁而终。
这时，已经升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当朝宰相的司马光却做了一件让不少人大跌眼镜的事——他向朝廷建议，追封王安石为太傅，给予其极高的哀荣。
王安石像
对于王安石这位昔时好友兼多年政敌的去世，司马光的感情是相当复杂的，但是，他对王安石厚加抚恤，绝不单单出于"物伤其类"的情感表达，而是有更深一层的原因——
在后世史家眼中，对于司马光推翻王安石新法一事，看法无限趋于两极：赞美者将其看做挽狂澜于既倒的功臣，批判者则斥其为断送北宋中兴的首恶......
然而，有一点却是两方公认的，即司马光反对变法，纯粹出于一片公心，绝非阴暗狭隘的携私报复。
司马光很清楚，保守派里并不都是光风霁月的高尚君子，变法派中也不都是急功近利的奸妄小人，要真正恢复他心目中的清明之治，必然需要一个多种意见并存的宽松政治氛围。
因此，在他最后的岁月里，司马光要剪除的不仅仅是一项项新法，还有缠绕在北宋这颗大树上最致命的一束藤蔓——党争。
事实上，在他复出之初，就曾经不止一次地向变法派表达过善意：他不仅承认蔡确、章惇等人扶立新帝的功劳（"宰臣蔡确等启迪神宗皇帝建立储贰......宜迁一官"《司马光文集.辞转官第二札子》）。
而且当保守派们纷纷弹劾蔡确等人时，他也曾试图制止过这些攻击（"（刘）挚元祐初任言责，（蔡）确仍在相位，与王岩叟（对蔡确）排击不已，司马光深不以为然。时傅尧俞为秘书监，温公（司马光）即属令谏（刘）挚止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九》"）
不仅如此，司马光对于身边的保守派官员们，也刻意保持着距离——吕公著与他同为保守派魁首，又同在相位，但司马光除了与其保持公务往来之外，从未在私下进行交流。
范纯仁是他多年好友，但当其建议重开"青苗法"以筹措军费时，司马光却直斥其为"奸邪"；更特立独行的是，司马光在家中贴了一张"客位榜"，明确表示，在家不谈公事！
范纯仁画像
司马光的这些行为，都充分说明，他想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个守正公允、不偏不倚、不图私利、不立私党的"道德模范"，并希望用这种榜样力量，感召变法派与保守派捐弃前嫌、团结一致地共同为国效力。
看到这里，恐怕读者诸君都会不约而同地做出评论——很傻很天真。
在每一个封建王朝的历史中，"党争"都是必备的戏码之一：汉朝有"党锢之祸"，唐朝有"牛李党争"、明朝的东林党和阉党打的不可开交、尸横遍野......
这其中既关乎权力的争夺，也牵涉利益的分配，更包含不同立场的对峙，这些矛盾几乎无法调和，更不可能靠着树立一个道德标杆便能够消弭。
东林党人的诞生地
于是，司马光陷入了囚徒困境之中——他官居一品，却对朝政缺乏影响力；他在道德上无可指摘，却没有官员相信他。
他努力团结所有人，却被所有人抛弃......在他的最后岁月里，保守派变本加厉地攻击变法派，甚至将矛头对准了司马光自己，讥刺他"虽有忧国之志，但才不逮心"，甚至提议另换宰相人选。
无比信任和支持他的太皇太后高氏，也慢慢地对他产生了怀疑；更可怕的是，新法被废除后，他却拿不出更有效的手段来富国安民，北宋在积贫积弱的下坡路上越滑越远。
本文的第一句话，正是司马光在面对这种困境时的无奈长叹。
风中枯叶 司马光的心境写照
作为一个病入膏肓的朝代，北宋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权臣，这个人可以是周公旦，也可以是张居正，甚至可以是曹操、是刘裕、是曾国藩......这个人必须敢于抛弃所有，只要是为了这个国家。
不幸的是，这些要求，司马光完全做不到。
作为一个以"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自矜的士大夫，自幼熟读的四书五经、道德文章，既成就了他的盛名，也束缚了他的灵魂——他可以成为一个好人，也可以成为一个好官，但永远成为不了他应该成为的那个人——这不仅是司马光的悲哀，也是北宋的悲哀。
结语：
元祐元年，九月初一，六十八岁的司马光溘然而逝，死前呓语，都是未完成的国事。
朝廷追封司马光为太师、温国公。京城百姓扶老携幼，纷纷前来哭吊，如同自己的亲人去世。
八年后，变法派重新崛起，北宋党争再次掀起了高潮，宋哲宗褫夺司马光谥号，屡次追贬官位。蔡京得势时，又将其列为奸党，刻在碑上昭告天下。
明代时，司马光被称为"先儒司马子"。
康熙年间，司马光名列历代功臣之一，从祀于历代帝王庙。
......
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
参考文献：
《宋史》
《续资治通鉴长编》
《司马光文集》
《朱子语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