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字完吾，北直隶肃宁（今河北肃宁县）人。魏忠贤家境贫寒却还喜欢赌博，其生活境遇可想而知。万历十七年，二十一岁的魏忠贤因生活所迫，选择了自阉，入宫做宦官。
说明：到了明朝万历年间，宦官制度达到了历史鼎盛时期，做宦官已经成了当时穷苦百姓的一条热门出路。不少人会主动把自己的孩子阉割或者自阉（手术存活率不高），到京城报名等待宫廷招募。这些已经净身还未成为宦官的人当时叫做“无名白”。因为阉割有悖人伦，加上贫穷，如果不能被选中，流落在市井，会被所有人耻笑排挤。为了生存这些人只能抱团成“丐阉”团伙，靠乞讨、偷抢为生。魏忠贤能熬过手术、并被选上，这运气相当不错了。
入宫之后魏忠贤就被淹没在庞大的宦官队伍中，在底层一蹲就是十几年。等了十几年之后魏忠贤发现自己没钱、没背景、没能力，坐等升迁那是痴人说梦，必须得换一个活法。于是他先巴结司礼太监孙暹，在甲子库（内廷十库之一，负责收地方上贡的特产）谋了个差事。
通过这个肥差，魏忠贤积蓄了一些资本，然后开始巴结魏朝（司礼监秉笔王安的下属）。万历三十三年通过魏朝的帮助，魏忠贤获得了进入东宫当差的机会。
魏忠贤在东宫并没有捞到好差事，而且是个相当没有前途的差事。被安排伺候太子（朱常洛）不得宠的侍妾王才人，感觉魏公公是被魏朝给忽悠了。但是人生境遇飘忽不定，这个王才人后来给太子生了个儿子，这个儿子名叫朱由校。
当时万历皇帝并不怎么喜欢太子朱常洛，而朱常洛也不怎么喜欢自己这个妾生的孩子（这两父子的喜好也一样，都嫌弃孩子生母身份卑贱）。所以魏忠贤的境遇也没什么大的变化，只能在东宫默默无闻地当差，一干就是十几年。
但是魏忠贤在默默无闻中也收获了丰厚的成果，首先和朱由校建立了牢固的关系，其次和朱由校的乳母客氏建立的亲密关系，成为了“对食”（可以理解为精神夫妻）。而朱由校因为打小不被重视没人疼，所以特别迷恋客氏（类似恋母情结吧）。
万历四十八年大明剧变，神宗皇帝驾崩，一个月后继位的光宗皇帝（朱常洛）也驾崩了。原先不为人所重的朱由校一步登天，成为了皇帝，年号天启。已经五十二岁的魏忠贤总算是迎来了人生的转机。
天启初年，内廷的权力还掌控在大太监王安手里。一开始天启也没有打算换人，还打算升王安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此时外朝的东林党凭借“移宫案”重新掌权后仍不满足，他们揪着三大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不放，打算将非东林的派系全部赶出朝堂。
天启并不热衷于三案，他多次对三案作出过解释，比方说对“红丸案”，天启说自己父皇“素有旧疾，嗣因皇帝殡天哀痛，劳瘁过伤，以致医药无效”。对“移宫案”的主要目标李选侍，他是这么说的“朕今奉养李氏于岁鸾宫，月分年例，供给钱粮，俱仰尊皇考遗爱，无不体悉。外廷误听李党渲谣，实未知，朕心尊敬李氏之不敢怠也。”
天启知道三案牵动朝堂上下众多人等，最佳方式就是把它们尘封不提。其实东林党不是听不出来天启的弦外之音，他们也不是故意就是要跟皇帝作对。他们是想完成万历年间没有完成的事业，建立自己的理想国。
单就这个目标来说，也不是什么多坏的事情，但是坏在这个理想国不接受非东林的人，而且这个理想国里皇帝是垂衣拱手的菩萨。这就注定了东林必须斗争，不但要把非东林的人全部赶出朝堂，还必须调教皇帝。这种“狂妄”也是东林虽然势力庞大，但是数次均失败的根本原因。
此时揪着三案不放，声音最大的是御史杨涟。
魏忠贤感觉机会来了，他散布谣言说，由于杨涟等人没事找事，搞得李选侍自尽了，李选侍唯一的女儿皇八妹也投井自杀了。实际两人都活得好好的，但是杨涟又不能进宫去把这两人拉出来作证，所以杨涟被搞得百口莫辩（魏忠贤把言官那一套玩得很溜，具体可见
）。
接着才是重点，制造起舆论后，魏忠贤接着造谣说，杨涟勾连内廷司礼监王安逼走方从哲，想自己当首辅。这下杨涟只能以退为进，于泰昌元年十二月上表请辞。
说明：明朝官员们辞职大多不是真辞职。辞职只是自己受到弹劾、攻击时的一种反击手段。目的是表示自身清高，绝不尸位素餐。上表请辞后，同僚们会联名上疏挽留，以此证明自己仍然被朝野上下信任、支持。真的想辞职，一般都要上表三次，所以皇帝收到官员们的辞职报告，一般都不会批复同意，以表示自己对他的信任。但是有时候皇帝为了斗争，也会故意直接同意。
天启没有按套路出牌，直接就批复了杨涟的辞呈。由此有理由相信，魏忠贤的行为是受了天启的暗示，他可能就是想赶走杨涟，平息三大案的风波。这个节骨眼上王安又出来帮倒忙，他不满天启对杨涟的处理，对于天启升他为掌印太监，坚辞不受。不管王安本人怎么想的，在天启眼里，这就是在自证魏忠贤的谣言。
对于所有的皇帝来说，主动和文官合作的太监都是威胁。天启虽然年轻，但是下起手来真的是一点也不手软。王安很快就被魏忠贤搞掉，并杀害于南海子。这个时候的魏忠贤并没有什么实权和实职（此时魏忠贤都不能被称为太监），如果没有天启的授意和默许，魏忠贤是干不了这事的。
杨涟被革职后，东林并没有消停，仍然揪着三大案不放。天启二年二月，皇帝下旨吏部、都察院：
朕览科道官，屡疏纷嚣，全无正论。辽左继陷，皆因经抚不和，以致官民涂炭。朕深切惊忧，昨张鹤鸣慷慨自请视师，具见忠义为国。江秉谦妄言乱政，已从轻薄罚，今又结党渎奏，各逞已见。不恤国家之急，臣谊何在？尔部院便传与大小各官，以后务要虚心，协力共图宗社大计。将当行事，务着实整理，毋事空言。再有仍前乱言，溷淆是非的，决不姑息。
意思就是，辽东都已经失守（此时熊廷弼和王化贞已经丢了广宁，撤回了山海关），你们这些官员除了整日吵闹之外，没一个拿出应对方案的。
但是群臣并没有理会小皇帝的愤怒，在熊廷弼和王化贞返京议罪时，争吵得更加厉害。因为王化贞是东林党（他的老师是东林骨干叶向高），熊廷弼是楚党，东林党想为王化贞脱罪的同时，整治楚党。
天启又下了一道圣旨斥责：
上谕吏部都察院：朕自御极以来日夕冰兢，守我祖宗之法，惟恐失坠。每见科道各官屡次纷嚣，前有旨，不许擅出私揭。昨览报，又见揭帖，显是不遵。全无为国为民，肆行狂噪，嚣讼弗已，是何景象？其中是非公论难泯，自奴酋发难以来，徵兵转饷，军民涂炭已极，皆因偏见党论，致使经抚不和，故将辽左疆土尽行失陷。未见恢复奇谋，朕深痛恨。新进后辈，遽司耳目，全无秉公，专行报复。逞意妄言，淆乱国政，本当杖褫。姑从轻薄惩，已后科道各官俱要虚心尽职，共襄国事。再有结党排诬的，朕遵祖制宪章决不姑息。
“全无为国为民”，“全无秉公，专行报复”，可以说天启比万历看得更透彻而且天启比万历更有勇气。最有一句意思很明显，再敢如此，我就要效法祖宗动刀子了 -- “朕遵祖制宪章决不姑息”。
已经这样几十年了的文官，哪里把小皇帝的威胁当回事儿，在他们眼里现在早就不是洪武年间了。这个时候的天启是没有办法向洪武那样直接挥刀屠戮大臣，于是他决定动用特殊的刀。
天启三年，迫于东林的压力，天启召回了杨涟。但是同时天启也让非东林的顾秉谦代替孙慎行担任礼部尚书，并入阁，又任命非东林的郭巩、阮大铖为给事中，让魏忠贤提督东厂（这个时候太监大头司礼监目掌印太监是王体乾）。
这些都是信号，很快被东林打压的齐、楚、浙、昆等派系成员就纷纷投靠魏忠贤形成了“阉党”。到这里应该可以看出，天启虽然年轻但是政治手腕并不弱于嘉靖皇帝，不过他不想直接操控群臣，而是把提绳放在自己的奴才手里。
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阉党”成分复杂，只是一个反东林的联盟。这样的组织的特点就是缺乏凝聚力，没有统一的纲领，当共同的威胁消失后就会一盘散沙。不过这些缺点，在帝王眼里都是优点。
天启四年四月，魏忠贤首先把目光瞄向了汪文言（汪主要负责东林内部联络、消息传递），试图通过他在东林身上打开一个缺口。东林找到了负责此案的锦衣卫同知刘侨，审讯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很快汪文言被无罪释放。可见魏公公斗争水平并不高。
受此影响，五月份魏公公因为在天启面前骑马，被天启训斥一通，并把他赶回家让他居家反省了几天。东林觉得机会来了，准备乘机搞掉魏忠贤。当时东林内部对此事的意见并不统一，有些人认为应该先让小臣试探一下，看看情况，留下回旋的余地。
但杨涟等不及，他于六月初一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基本是条条死罪），要求皇上立即将魏忠贤处死，并让“奉圣夫人”（客氏）搬出皇宫。看到奏疏的魏忠贤害怕了。
他居然跑到内阁找次辅韩爌求情，希望韩爌替自己说话。韩爌虽然平时不跟其他的官员走得近，但他也是东林大佬级人物，所以韩爌没有搭理魏忠贤（魏公公的斗争水平，大家自行评议吧）。没有办法的魏忠贤只得去找天启哭诉。
天启没有关心这二十四大罪的真伪，因为他最关心的罪这里面没有（宦官主动或者说背着皇帝结交外臣）。天启想的是魏忠贤倒掉，朝堂就被东林独霸了，这是他不能容忍的。
于是天启下旨申斥了杨涟，说他捕风捉影、造谣中伤。东林见一击未能成功，就要求首辅叶向高和他们一起施压。叶向高觉得这种方式太激烈只会适得其反，因为阁臣与廷臣一个声音，只会让皇帝认为他们结党（他们实际也确实是结党）。
但是东林党人并不接受这个理由，在他们的压力下，叶向高只好和稀泥。他并没有去说魏忠贤的罪行，只是建议天启，现在舆论沸腾，最好把魏忠贤免职了事。但这一样是削掉了天启的外援，所以天启直接拒绝。
两头没有讨到好的叶向高只好辞职。东林党人并没有接受教训，收敛行为。接下来的阁臣会推，已然变成了东林的内部选拔。这彻底激怒了天启，他以“朋党”定义了东林，并下旨申斥。
内外连结，呼吸答应，盘踞要地，把持通津，念在营私，事图颠倒，朋比为奸，恣行欲甚，将使朕孤立无与而后快。
面对这样的申斥，东林骨干高攀龙（都察院左都御史）、赵南星（吏部尚书）愤而辞职。这两个重要部门长官离职，朝廷又需要会推，结果会推的是杨涟（都察院）、陈于廷（吏部）。这两个也是铁杆东林。
天启干脆把陈于廷、杨涟以及参与会推的其他东林官员全部免职。至此留在朝堂的主要东林官员就只有内阁首辅韩爌（顶替叶向高）了。天启还特意要求韩爌在票拟的时候多与其他阁臣商议。
说明：从嘉靖年间开始，内阁的票拟权实际就控制在内阁首辅手中，其余阁臣最多就是提下建议。
韩爌虽老，但是并不糊涂，自然明白天启的意思。很快就上疏申请辞职归乡，果然天启没有犹豫就同意了。至此，东林与阉党的第二轮斗争，在天启亲自出马帮助下，魏公公胜。
魏忠贤虽然没啥学问但是深知斩草除根，他做了份《东林点将录》，把东林也依照《水浒》的模式排了个座次。有了名单就该考虑怎么行动了。阉党决定还是从汪文言入手。
这次没人保护，酷刑之下汪文言交代了两个重要线索，一个是甘肃巡抚李若星花五千两银子托他活动巡抚一职；一个是熊廷弼的家人花钱托他为熊廷弼免死罪。对于魏忠贤来说这都不是什么大事儿，重要的是谁收贿赂。
在阉党骨干徐显纯的亲自审理下，一个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通过汪文言收受贿赂的口供就出台了。杨涟之前的死劾时就已注定了斗争的结局，很快六人被抓捕入狱，并惨死于狱中。
但是斗争还是没有结束，天启六年正月，天启指派内阁顾秉谦、冯铨编撰《三朝要典》对三大案进行了重新定义（和东林党说得可以说是截然相反）。将胜利以法律的形式固化下来（如同嘉靖编《明伦大典》）。
编撰的过程中自然要重申东林的罪行，天启不愿意他们逍遥法外。天启六年二月下令东厂去抓捕周宗建、缪昌期、周起元、周顺昌、高攀龙、李应升、黄尊素。三月十五日厂卫抵达苏州，准备抓捕，结果激起了“开读之变”（也叫六君子之狱、六君子事件）。
关于此次民变的书籍、文章多得就数不胜数了（比方说大家都学过的《五人墓碑记》），这里就不再复述。关于这次民变笔者说一个比较小众的观点。
首先东林党代表的是工商阶级。因为那个年代没钱的平民读书非常地困难，不说书、文房四宝、老师要花费大量金钱，光是读书所需要的大量时间也是一般家庭无法付出的（得干活养家糊口）。所以读书人基本都是家境富裕或者被富商资助的。
而魏忠贤专门榨取工商阶级的钱（他觉得农户太穷，也收不到啥钱）。所以东林就煽动与商业活动联系非常密切的市民来反对阉党。实际上万历年间工商阶级发起的暴力抗税事件就非常多了。
这其实也涉及到了明朝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朝廷为什么那么穷。对应地有很多文章，大家有兴趣也可以搜索查阅看看。
如果各位没有时间去详细研究这些，笔者换一个说法也可以简单类比。明朝的开读之变可以看作明朝版的“弗洛伊德之死”，或者说明朝版的“商命贵”。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一家之言，也欢迎大家讨论指正。
经过这次血洗，波澜壮阔的东林时代落入低潮（崇祯初年又兴起过），魏公公再无敌手。此后魏公公在做什么呢。收贿敛财这些权阉常规操作就不必多提，实际几百年里也只有汪直这样的奇葩才不收贿敛财。
从大局来说，九千岁啥也没做。既没有像汪直那样，横刀立马、纵横草原；也没有像刘瑾那样锐意改革，指点江山。因为没有冯保那么高的文化修养，你让他编书弹琴、泼墨评画好像也不怎么现实。
他只是小心翼翼地伺候着天启，去实现皇帝的所有意图，然后接受天下官员的奉承马屁（九千岁的称号就是这么来的），过一天算一天（这样的奴才自然是皇帝的最爱）。有时候没有作为就是大作为，朝廷不折腾对朝廷自己、对天下来说也是一种幸福。起码天启那几年，大明王朝享受了最后的宁静时光。
对于九千岁来说，平静的时光结束得很快。天启七年，22岁的皇帝朱由校就走到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拉着弟弟朱由检的手嘱咐：
中宫配朕七年，常正言匡谏，获益颇多。今后年少寡居，良可怜悯，善事中宫。
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宜委任。
吾弟当为尧舜。
结果朱由检一句也没有做到。
第一句是希望朱由检善待自己的皇后张嫣，严格来说朱由检并没有做到，因为十七年后张嫣被迫自缢殉国（尸身也无人管，顺治入京后将其合葬于熹宗德陵）。
第三句就不用说了，差了十万八千里。
至于第二句，朱由检当时就在心里拒绝，他没明白他哥哥为什么这么说。在天启眼里，帝国是一辆马车，魏忠贤只是控制马匹们的缰绳。
登基之后的朱由检（崇祯皇帝）非常紧张，这个时候的魏忠贤也非常地紧张。崇祯紧张的是，自己会不会成为傀儡，会不会被魏忠贤直接杀掉另立新君；魏忠贤紧张的是新皇帝还会不会用我，如果不用我了，我咋办？
魏忠贤的担心是正常的，因为他很清楚他看上去权势滔天，但是权力都是皇帝的。虽然手下阉党儿孙众多，但是皇帝一个眼色，这些孝子贤孙都会毫不犹豫地大义灭亲（实际上事实就是这样）。
崇祯的担心就有些多余了，不过也在于他太年轻，没有在权力场上历练过。
我们先不管魏忠贤有没有这个能力，假设魏忠贤真想让崇祯做傀儡。那他当晚可以安排张皇后殉节；也可以安排遗诏命魏忠贤为顾命大臣辅政（冯保就干过）；可以把自己的亲信全部安排到重要岗位；可以调换宫内侍卫和宦官把崇祯看管起来（想想曹丞相怎么伺候汉献帝的）。
也许有人会说魏忠贤不敢，那他为什么不敢？良心过不去？曹操、王莽在乎过么？唐朝的权阉们在乎过么？不敢的本质还是权力或者说力量不够，明朝的权阉们从来就没有掌握过唐朝先辈们的权力。
有人说魏忠贤可以像英宗复辟后的曹吉祥那样谋反。那谋反之后呢？没有文官集团的支持他能真正的成为皇帝或者拥立皇帝么？他一旦这么做，即便是杀掉崇祯，阉党内的文臣都会群起反对，另立藩王来清君侧，他魏忠贤也还是得束手就擒。
换句话说，魏忠贤可能有决定崇祯个人生死的权力，但是他没有决定皇权的归属的权力。所以对于魏忠贤来说，要么就是急流勇退，乞求新皇帝开恩让其安享晚年；要么就是讨好新皇帝，让自己继续被庇护在皇权之下。
所以这两个人完全就不在一个频道，互相就那么战战兢兢观察着对方。过了差不多半个月，崇祯才明白过来，魏忠贤虽然被人称为九千岁，但是别说九千岁就是九千九百九十九岁也仍然是万岁的奴才。
明白了这个之后，魏忠贤的结局已然注定，很快就被去职，勒令归乡，并于途中被崇祯赐死。从头到尾没有反抗，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反抗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