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春秋战国时期起，古代很多政权，为了扭转政权的颓势或更好的发展，明智的统治者往往会采取不同的改革措施，以继续维护政权的统治。
比如商鞅变法，比如戊戌变法，再比如我们今天要说的王安石变法等等，但是，变法会严重损害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阻力重重，除了商鞅变法外几乎所有的变法都是以失败告终。
其中的王安石变法，更是遭到了广泛的反对，除了大官僚、大地主和富商的反对，就连变法中要给予保护的农民，同样也是非常痛恨变法。
变法的目的除了对国家和皇帝有利，大多变法不是有利于百姓吗？为什么就连底层的百姓也痛恨王安石变法？这还要从变法的原因说起。
北宋中期冗官、冗兵、冗费问题严重，朝廷已经入不敷出，不得不有所改变。
北宋建立后，为了防止出现唐朝末年和五代时期藩镇割据、武将篡权的问题，制定了相互掣肘的重文轻武政策。
为了让官员们相互制约，北宋的政治结构非常复杂，这就需要大量的官员，而原来一个人就能干的时期，现在却需要三四个人来干，官员数量激增。
仅以科举为例，宋朝科举取士人数是唐朝的5倍、元朝的30倍、明朝的4倍、清朝的3.4倍，在科举制度史上可谓是空前绝后。
另外，宋朝当官除了科举外，还有特权阶级的“恩荫”、花钱买官的“纳粟”等，可谓是五花八门，路子很多。到了宋神宗时期，官员数量达到了25000多人，他们大多无所事事，空吃国家俸禄，冗官问题非常严重。
至于军队，宋朝军队人员的构成也“非同凡响”，宋朝的兵制是雇佣兵，是要发工资的，而招兵的方式也很特别。
宋朝招兵不一定是军事需要，如果哪里遇到了灾荒，那就招兵：如果哪里出现了流民，那就招兵。结果，宋朝的军队成了一个大的收容所，什么饥民、流民、无业者，全都来当兵，这使宋朝军队由初期的10万人迅速蹿升到100多万人。
这么多军队不是派往边疆巩固边防，而是大多集中在京城附近由国家养着，《水浒传》中林冲“80万禁军教头”的称号，听起来很牛，而这么多军队在宋朝是很正常的事。
而冗官、冗兵现象又造成了冗费，到宋神宗熙宁年间，朝廷收入是5060万，这在历朝历代都是巨额，但支出也达到了5060万，朝廷是没有盈余的。
以至于有一次，宋神宗想按惯例封赏大臣，结果发现拿不出钱财，弄得宋神宗非常尴尬，朝廷已经到了不得不改变的地步，这就是王安石变法的背景和原因。
以增加朝廷收入、减轻农民负担为目的的改革措施。
王安石变法开始后，陆陆续续颁布了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等法令，我们看看这些法令是如何开源节流的。
1，均输法。
均输法就是把京师需要的物资，由过去的地方采购改为中央直接采购，把商人把持的“轻重敛散之权”归于政府，减少政府开支，减轻农民负担，说白了就是减少中间商赚差价。
2，青苗法。
青苗法就是把国家过去为了防止灾荒建立的常平仓等官仓的粮食，在青黄不接时贷给农民，等粮食成熟后农民归还时收取20%的利息。
这种措施既可以让农民避免富商收取的高额高利贷，帮助农民渡过难关，同时也可以增加政府收入。比如公元1073年，政府得到的青苗利息达到了292万贯。
3.市易法。
变法以前，宋朝的物价受到富商的操控和干扰，往往让平民的利益受到损害。而市易法，就是国家出手采购滞销的商品，市场缺货时再卖出，这有利于物价的平衡，维护平民的利益。同时，低买高卖，也增加了政府的收入。
除了这几个变法，还有军事上的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等，这些看起来都有利于底层百姓和国家的利益，但在实施时，却变了味道。
所用非人，变法焉能不败？
任何法令和政策的实施，都需要一套班子去实施，但王安石变法时选用的班子，却是个“各怀鬼胎”、“良莠不齐”的班子。
支持变法的不一定都是支持变法本身，王安石的变法班子很多人就是如此；不支持变法的并非不支持变法的本身，比如苏轼等人。
王安石在选用变法班子时，并没有详细考察班子人员的品行和目的。
比如蔡京，后来成了北宋奸臣之首；比如被称为变法“二号人物”的吕惠卿，正史这样评价他：“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无不为”；再比如李定，是为了报司马光、苏轼的弹劾之仇才投入王安石门下。
这些人来执行变法，其结果可想而知。对于指出变法中出现问题的忠直之臣苏轼等人，王安石则一概不听，并把他们当作变法的阻碍，不遗余力的把他们排挤出朝廷。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变了味儿”的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是个“执拗”的变法者，变法开始后，总是一意孤行，听不进对变法弊端指正的意见，发现弊病也认为是正常的，而不是采取有效措施规避。
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总是想当然，虽然自己在地方时曾经试验过相关措施，但他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大多数人不是王安石，绝大多数官员没有王安石那样的操守，也不可能按他认为的方式认真执行变法。
比如青苗法，本来是利国利民的好办法，但是在执行时却变了味儿。
青苗法本来是收取20%的相对低息，以有利于农民，但法令一层层传达下去，那些执行的地方官员却随意加息，并且强行放贷。
结果，低息贷款成了政府垄断的高利贷，强行放贷又让那些贷不起和不需要借贷的农民叫苦不迭。青苗法就这样让农民不断变穷，为了还清贷款，甚至要变卖家产、卖儿卖女，造成妻离子散、被迫流荡。
再比如市易法，本来是好的平抑物价的有效手段，就是今天仍然是好手段，比如前段时间猪肉价格上升，国家投放储备肉。但是，宋朝的官员在执行这一法令时同样“变了味儿”，政府成了最大的垄断机构和商店。
结果，政府收什么产品，什么产品便宜，政府卖啥啥贵，把民间的很多正当利益抢过来，压榨农民，造成民怨沸腾。
比如，当时乡下一个农妇大早起来喂猪，把猪食倒进食槽后冲着猪大喊：“王安石，快起来吃，吃饱了滚去睡。”
历史上几乎没有哪次变法像王安石变法这样，遭到广泛的愤恨和反对，底层的老百姓反对，中层的富商、官员（比如司马光）反对，就连最上层的曹太后、高太后也反对，向宋神宗施压。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深层原因：人治社会的法治，还是需要人治来维持。
为什么明明是利国利民的变法，最后却成了害民之法？除了王安石考虑不周、操之过急外，还有用人不当的原因，而根本原因，还是人的问题。
王安石生活的年代，是封建社会，是人治社会，任何法令的推行，都需要人来实施，法令的实施效果，很大因素受到执法人员的态度和执法力度。
同样的措施，为何现在社会用起来利国利民，在宋朝却截然相反？社会不同，效果自然也不同。
王安石的变法在那个年代是超前的，是不容于那个社会的措施，他缺少同行的人，从始到终几乎只有他自己一个人，他一个人在黑暗中高举火把向前冲，不被周围的黑暗所容。当这个“另类”倒下时，周围却是一致的狂欢。
这不是王安石的个人悲剧，也不是那个时代的悲剧，这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和思想限制。
对此，大家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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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宋史》，《宋史纪事本末》，《全宋笔记》，《细说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