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破产法领域，可能没几个人知道多诺万。
这还真不怪读者孤陋寡闻。在破产法领域，多诺万犹如惊鸿一瞥的彗星，短暂地照亮了漆黑的夜空。
在多诺万异彩纷呈的人生历程中，上世纪30年代在破产法领域的小试牛刀，只不过是其人生腾飞的起点。如果把人生比作一趟旅程，那么多诺万在破产法领域的打拼，只不过是旅途中经过的一个小站。这个小站足够小，小到连多诺万的传记作者都可能会忽略它。
多诺万全名是威廉·约瑟夫·多诺万（William Joseph Donovan）。1883年，多诺万出生于美国布法罗。早年，多诺万有意献身于宗教事业，但进入大学研习神学之后，多诺万放弃了牧师梦，寄望于成为律师。
1903年，多诺万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在拿到艺术学士学位后，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一员。在他的同班同学中，有一个同学叫富兰克林·罗斯福，不仅成为美国总统，也成为他人生巅峰期的顶头上司。
大学毕业后，多诺万回到布法罗，投身于律师业务。多诺万和他的团队以民事侵权索赔为主要案源，白手起家，后来还兼并了布法罗当地的其他律所。如果顺着这个轨迹发展下去，多诺万应该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律师。
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多诺万的人生轨迹。
1916年初，他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委托，前往欧洲游说英国和德国，要求两个交战国允许价值百万美元的救援物资运抵当时正在闹饥荒的比利时、塞尔维亚和柏林。
1916年6月底，多诺万收到一份来自国务院的电报，要求他以“一号军团”少校的身份，前往德克萨斯州南部边境平息叛乱。
1917年3月，多诺万干脆加入军队，接受军事训练，随后被整编入麦克阿瑟领导的42师。多诺万很快被派往法国前线，出生入死，身先士卒，骁勇善战，博得了“野蛮比尔”的诨号，获上校军衔。
因负伤而复员的多诺万，继续其律师生涯，也逐渐成为政坛新星。不久，多诺万成为布法罗和纽约西部的联邦检察官，在执行禁酒令、打击贩毒等方面不遗余力，名满天下。尽管也有丑闻，但媒体的聚焦足以让他获得全国性的知名度。
1923年柯立芝担任美国总统后，多诺万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导师哈伦·斯通出任司法部长。多诺万则成为斯通的助理，负责司法部的刑事调查，继续与私酒贩子斗智斗勇。1925年3月，斯通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他也被提拔为助理检察长，成为司法部的“三号人物”，也成为司法部日常运作的操盘手。
一成不变且乏味至极的机关生活，不是多诺万想要的，他想要的是可以纵横驰骋的战场。1929年3月，多诺万离开司法部，在纽约新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大萧条导致经济普遍不景气，也带来大量企业合并、收购及破产，这在客观上为多诺万在法律服务领域东山再起创造了商机。
在这个过程中，多诺万前期积累的知名度，让他有机会领衔对破产腐败问题的调查，在破产法领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大卫·斯基尔撰写的《债务的世界：美国破产法史》中，提到多诺万在破产法领域掀起的惊涛骇浪：
1929年，在大萧条之初，人们长期以来对于破产管理的积怨终于从纽约南区的一场有关破产法的大丑闻中爆发出来。当时，威廉·多诺万领导了一项地区法院调查，后来胡佛管理层又发起了后续调查，人们根据这两项调查得出了两个非常关键的报告，这就是1931年的《多诺万报告》（Donovan Report）和1932年的《萨奇报告》（Thacher Report）。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美国早在1787年的宪法中就规定了“破产条款”，制定统一破产法的立法权保留在联邦国会。但在近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全国性的破产法屡立屡废，整个19世纪大部分时间属于无法可依的状态。这种状况直到1898年《美国破产法》颁布，才得到大幅度改善，随着法律的稳定，破产市场越来越大，破产业务成为法律服务市场上的香饽饽，明星律师层出不穷。
但与繁荣如影随形的，则是混乱和无序。公众对于破产界的糟糕印象与日俱增。人们普遍认为，破产业务是一种极为肮脏的业务，充满权力寻租和不当交易，“当时的破产操作就像是低水平的闹剧。”
在当时的破产业务中，同行们更加青睐为托管人提供法律服务。这是因为在破产服务市场，债务人大多数付不起可观的律师费，而债权人因为有抵押物保障权益，往往也不需要太多法律服务。在破产程序中，赚钱的选择，要么是担任托管人，要么是为托管人提供律师服务。尤其是后者，其计费模式取决于提供法律服务的时长，操作空间大，收入当然也十分可观。
在这种情况下，破产业务就有了很多上下其手的空间。且看斯基尔的描述：
但是，在一些地区，破产法律师们很快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来操控这套选任程序。破产法律师们了解到，大多数的债权人并不很积极地参与这个过程，因此破产律师得以通过获得债权人的代理投票权，通过选举自己指定的人来担任破产托管人。这样，托管人就可能聘请这名律师本人或者他的朋友来做托管人律师。更有甚者，有时破产法律师们完全绕过这个程序，直接安排自己担任债务人的财产管理人。尽管财产管理人唯一的工作只是监督保管债务人的财产，一直到托管人被任命。但是，由于这些破产法律师充当了财产管理人的角色，他们常常拖延任命托管人，一直到他们几乎完成了管理破产财产的所有任务为止。人们非常痛恨这些做法，并攻击这些操纵破产程序的人是“破产帮”。
公众对于破产界的胡作非为怨声载道。按照联邦大陪审团的报告，在当时的破产业务中，“代理律师、财产管理人、托管人、资产评估人、监管人、拍卖人，以及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内部或者其管辖范围内的其他个人、协会或者公司严重滥用职权并玩忽职守。”纽约市律师协会向托马斯·萨奇法官提出申请，要求由联邦地方法院针对破产实务中的乱象展开调查。
多诺万上校成为领衔这个调查委员会的不二人选。
从1929年6月开始，在长达3个月的时间内，多诺万领衔的调查委员会，不仅每天都召开听证，还检阅了1000多个破产案件的卷宗，传唤了近4000名证人。这场调查的结果，可以说触目惊心——
这场调查共造成十二名律师受指控；一名律师潜逃并自杀；两名律师承认有罪并判处监禁；一名律师因为收买证人做伪证已经在服刑；四名律师从纽约律师协会辞职；四名律师被剥夺律师资格；还有一名律师受到公开谴责，另外有一些律师受到了惩处。合众国拍卖人和两名监管人受到指控，破产记录办公室的一名职员被开除，并试图自杀。在调查进行的过程中，一名联邦法官辞职。
《多诺万报告》发布后不久，托马斯·萨奇法官转任联邦司法部副部长。萨奇继续针对全国范围内的破产司法和实务展开调查，随后发布《萨奇报告》。尽管后者的细节远不如前者充分，但两份报告的结论基本一致，即破产实务中存在广泛的利益冲突和腐败现象，债务人对破产的滥用也司空见惯。
两份报告的发布，打响了上世纪30年代美国破产法改革的第一枪。相关改革的建议，如在司法部下面设立联邦破产署并担任公职管理人、设置监察人（examiner）并以公务员身份对每个债务人展开调查、监督托管人任命等，都在后续的立法中被制度化，成为美国现代破产行政管理体系的先声。
这一仗打完，多诺万就去政界、军界、情报界开辟新的疆土了。他曾代表共和党竞选纽约州长，但不幸铩羽而归。他热爱冒险，梦想着带兵作战，戎马倥偬，但各种机缘巧合，却始终奋战在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他不仅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沟通的秘密使节，也创建了战略情报局，成为美国情报体系的重构者。
有关多诺万剩下的故事，不需要我多讲。读者诸君翻开美国传记作家道格拉斯·沃勒的《美国中情局教父》《多诺万的门徒：“二战”时期美国四大间谍》两本书，就可以打开多诺万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前者是多诺万的传记，主要展示了他多姿多彩的一生，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情报领域纵横捭阖的壮举。而后者则讲了多诺万在情报领域的几位得力下属的传奇：艾伦·杜勒斯、理查德·赫尔姆斯、威廉·科尔比和威廉·凯西，他们在二战期间跟着多诺万出生入死，在二战后都担任过中央情报局局长。
多诺万一生转战多个战场，但真正扬名立万却是在情报系统。终其一生，他似乎都未意识到，他的性格太不适合波诡云谲的政坛，在政坛他是失败者。但多诺万在情报界，确实出类拔萃，无出其右者。
相比之下，多诺万在破产法领域的贡献反而昙花一现。上世纪30年代，他在美国破产法领域掀起的惊涛骇浪，已经随着时光流逝而平息。但是，《多诺万报告》的改革“遗产”，至今依然生机勃勃。
斯人已去，但多诺万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尊敬。那美好的仗他已打完，不是吗？
（作者陈夏红为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