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1年，苏轼被任命为“签书凤翔府判官”，于是他告别父亲和弟弟，带着妻儿来到凤翔府任职。
凤翔府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凤翔县，当时从京城汴梁到凤翔需要走上几天时间。就是在这次去凤翔的路上，苏轼写出了给弟弟苏辙的那首《和子由渑池怀旧》，其中“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一句非常有名，和苏轼这位大诗人顺适自然的为人做事态度十分贴合。
虽然苏轼以诗词留名青史，但是历史上真实的他可不仅仅是一位诗词大家，他还是一位真心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宋朝官员。
苏轼担任的这个“签书凤翔府判官”，其职责主要是协助知府处理事务，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办公室主任，有时可能还需要审理一些案子，平时工作并不是太忙，可以看作一个闲职。
此时苏轼不过25岁，正是满腔热血、希望奋发有为的年纪，他在这个闲职上呆了4年时间，虽然年轻的诗人心中有风花雪月，不过在日常工作中却不是轻轻松松地混日子。
凤翔离渭水不远，当地每年运输南山木材都要走从渭水进黄河的路线，期间途经砥柱山，砥柱山水势险恶，运输途中经常会发生危险。一旦木材有失，负责运送的衙吏就会受到惩罚，按照当时的规定，受罚严重的甚至会直接倾家荡产。
苏轼了解到这个情况后，经过实地勘察、各地走访，根据实际情况专门修改了相关的规定，扩宽了负责此事的衙吏在运送过程中的自主调整范围，从而使运输过程中的危险减少了一半。减少了运输途中的危险，损失减少，因此受到惩罚的衙吏也就少了。
苏轼担任的职位并没有多少直接接触百姓生活的机会，但是苏轼却做得十分接地气。
苏轼到凤翔的第二年，春天时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下雨，老百姓们担心会影响小麦的生长，非常担心，都急切地期盼下一场大雨。
干旱一直持续到三月份，有一天突然天降甘霖，让百姓们十分喜悦。
这场及时雨一直下了三天才停，老百姓们这才认为雨水充足了。
恰好在这一时期，苏轼在公馆北面修建的亭子完工了。为了纪念这次喜降甘霖，苏轼把这座亭子命名为“喜雨亭”，还写了一篇《喜雨亭记》表达内心充溢的感情。
一位文学大家写一篇文章并不是什么难事，难的是他把自己的文章和实际生活紧密相连，更难得的是，这位年轻的普通官员将自己个人的喜怒哀乐与当地的百姓民生紧密相连。
1069年，苏轼从凤翔任上回到京城，此时正是王安石执政、准备推行新法期间。
苏轼了解到王安石将要采取的措施后，不顾王安石权高位重，直接上书反对王安石变更科举等举措。以苏轼写文章的功底，他在奏疏中旁征博引，论述有力，十分具有说服力。
苏轼的奏章让宋神宗猛然醒悟，于是他连忙召见苏轼，和他细谈政令的得失等一系列问题。宋神宗甚至十分明确地告诉苏轼：哪怕是我犯下的过错，你也可以大胆地说出来！
苏轼和宋神宗有了这番交谈之后，一向没有城府的他就把当时的情况向同事做了描述，王安石很快也就听说了。
变法在即，苏轼的态度、宋神宗对苏轼的态度都不能不让王安石担心。
苏轼不仅有地方工作经验、做事有热情，他还头脑清醒、富有辩论能力，以他的诗词文才在朝廷内外都有很高的号召力，所以他对新法的反对态度、宋神宗对他表现出来的倚重，让王安石不高兴的同时也颇为忌惮。
为了让工作顺利开展，王安石把苏轼任命为开封府推官，想用繁琐的公务困住苏轼，让他没精力关心新法的事。
苏轼到了推官任上，很快就施展开拳脚，把手头的案件审理得清清楚楚，一时声名鹊起。
很快，苏轼就又表现出他对管理事务的热情。
到上元节的时候，宋神宗为了增加宫廷的节日气氛，特别下了敕令，让开封府采买浙江出产的花灯。不仅如此，宋神宗还特别小气地命令开封府，让他们想办法压低价格，以节省宫廷的开支。
对于这种“劫贫济富”的行为，苏轼马上就指了出来，他再次上书，明确指出宋神宗是“以耳目不急之玩，夺其口体必用之资！”
苏轼说得非常直接：你一个当君主的，就为了自己取乐的玩意儿，愣生生从老百姓手里抢夺吃用的生活必需品，像话吗？
“愿追还前命！”您赶紧收回您的旨意吧！
宋神宗果然就收回了自己的诏令。
这是真正的“心存百姓”，为了老百姓的利益敢和君主直接叫板，这样的人从古至今能有几人？
尽情挥洒笔墨书写诗词的苏轼很可爱，而这样敢于挺身而出、一心为民请命的苏轼十分可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