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年间，浙江绍兴某甲，少游京城，学作银匠，其心性聪慧狡黠，所制工艺务求样式新颖，构思奇巧，一时良工巧匠，无不自叹弗如。因此京师的王公贵族与世家子弟，大凡府内闺阁佩戴的发钗头饰，非出自某甲之手，不觉显贵。由此缘故，某甲得以频频出入显贵门第，并攒下数万家产。他有位小妹名唤婉姑，素得兄长疼爱，已到待嫁年纪，容貌艳丽无双，幼时许配给同乡的某乙，男方出于贫困，无法到京迎娶未婚妻；某甲又因事务繁忙不能亲送小妹回乡完婚，为此常常忧虑（以事繁不得送归，时以为虑）。
某甲有位表弟举人，北上京城赶考，投靠某甲立足，不久考完，落第而归，将要回乡之时，某甲摆酒设宴为其践行。酒过数巡，他拿出十五两白银，起身再三拜道：“有桩心事，思虑多年，未遇合适之人，今幸得小弟，此愿可了。小弟少年豪俊，且是至诚君子，倘若蒙你应允，方敢吐露心意。”举人表弟见表兄情词恳切，连忙答道：“你我骨肉至亲，只要我力所能及，自当从命，义不容辞。”某甲随后将婉姑相托付，称自己无法亲送，“今日我弟南归，恳请带小妹回归故里，顺便为她完婚，不胜感激！我略备区区银两，聊作盘缠，万勿见笑推辞。”举人表弟深感表兄情亲谊厚，于是慨然允诺。
知府由此更坚定所念，愈加得意：“如何？本府所言不假吧（吾言固不谬也）！”酷刑相加，“惨掠倍至”，两人不堪忍受刑罚酷虐，只得屈打成招，案子审结，婉姑和举人按律论死。正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时人无不交口称颂知府断案如神，百般辱骂婉姑和举人人面兽心，有负某甲托付，死有余辜。消息很快传到京师，某甲得知，惊骇懊悔，也认为小妹与表亲的所作所为，违背伦常，罪有应得。然其转念小妹婉姑自幼相依十几年，素来克己守礼，说笑走路，亦不敢稍加随便；表弟为人，也是自幼淳厚恭谨，温文尔雅，非常注意形象，如何会突然做出这般蔑礼犯法之事？经此反复思吟，某甲犹疑不决。
原先，某甲因某乙家境贫寒，恐妹妹嫁去难以维持生计，故制了不少金银首饰，大概价值几千两银子，作为嫁妆。典当金钏之人本是京中大盗，探得此事，沿途尾随婉姑、孝廉，直到浙江。出嫁那天，某乙家贫，礼事完毕，亲戚朋友便各自告辞回家。大盗趁人多之际，预先埋伏于厨房，某乙母亲到厨房料检物事，大盗突然发难，挥刀杀人；某乙听到动静，秉烛探视，强贼又冷不防骤出杀手，然后将某乙衣服同自己更换，秉烛进房。婉姑是新过门，不辨真假。两人就寝后，大盗言语试探：“听说你兄长馈赠的嫁妆中有几件金钏，做工精巧，何不拿出让我见识见识（闻汝兄赠嫁有金钏数事，制法精巧，何不出以相示）？”婉姑以为是自己丈夫，把所有嫁妆取出交给他，强贼大喜，装作赞叹不已，又和她共寝而眠。天明之后，其窥见婉姑熟睡，尽携嫁妆逃遁离去，以上便是大盗所供事实。
作者文末有言：我曾说过审案有三不可：“一不可疏忽大意，二不可意气用事，三不可固执己见，一旦疏忽大意，是非曲直未必全都分明，便已潦草结案，若有不实不尽之处，不只是害人，也是害己。倘动气用事，一朝坐堂，视犯人如是十恶不赦的仇寇，不问情由，横加刑罚，假如确属罪有应得，还不为过；若波及无辜，扪心自问，又于心何忍？每每乡下老实巴交的百姓，素日无事，看到官吏，大多便已惊恐不安，汗下如雨，何况是有事拘捕到堂对质，一见到堂上官员怒容满面，威风凛凛，纵有十分的冤情，也惊恐悚惕不敢表达。官员如果更加固执己见，则酷刑之下，哪有不违心招认的？
官员虽逞一时威福，自得其意，却鱼肉百姓，凿伤民心，一旦失权夺势，只怕乐极生悲，作恶造孽太多，因果报应也必定不少。上述案子，某府明公，少年登科，素以精明强干自负，遇此大案，居然草率以酷刑相加无辜，以致酿成冤狱。我所言之三不可，其全部触犯，最终皇帝震怒，以死抵罪，所谓罪有应得，有何可怨？希望父母官们，遇有大案，当以他为前车之鉴（愿世之为民父母者，倘遇大狱，皆当以此为鉴）。
----------------------
此案译自《苕兰馆外史》中【婉姑】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