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二十一年秋季，唐玄宗叫来京兆尹（长安市市长）裴耀卿：“爱卿啊，朕要巡幸东都去了，西京的老百姓你准备如何救治啊？”
乍一听，您一定吓一跳：长安发生什么大事了？既然有大事发生，皇帝为何要离开一线，把烂摊子扔给一个小市长呢？太不负责任了嘛。
原来，这一年关中地区遭遇了水灾，庄稼绝收了，导致三辅大饥荒，别说老百姓，就连地主家里也没余粮了。唐玄宗名为“幸东都”，难听一点说就是到洛阳讨饭吃。
怎么可能？不是“开元盛世”吗？大唐帝国最鼎盛的时期，作为帝都的长安怎么会出现大饥荒？连皇帝都要“乞食”？难道没有储备粮吗？
有一个现象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从唐太宗李世民，到唐高宗李治、唐睿宗，每一任皇帝都喜欢巡幸东都，武则天甚至将都城迁到了洛阳。其实他们的目的跟唐玄宗一样：要饭去。
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就是，关中地区的粮食产出，与暴增的人口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需求缺口，而粮食运输工作却被自然因素卡住了脖子，长安就是一座“饥饿之城”。
皇帝倒是不需要勒裤腰带过日子，但围绕皇帝的人口太庞大，妃嫔、子孙、御林军、服务人员、朝臣及其家属，林林总总几十万人。只要皇帝“东幸”，这些人口也会跟着他离开长安，等于就减缓了西京的粮食危机。
因此，唐玄宗不是“逃”，而是被迫离开。
裴耀卿名气不大，但绝对是后人值得纪念的一位先贤，他擅长经济工作，早年在长安废除“配户和市法”、改革征税制度，为唐玄宗一朝的经济平稳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对西京的粮食危机问题，裴耀卿其实早就有所关注，在任宣州刺史时，他曾经向朝廷提出过漕运改革的措施，可惜没受到重视，被搁置了。
棒子不打到头上不知道疼，唐玄宗如今满头大包，这才想起了裴耀卿。
唐朝的粮食主产区在江南，如何将粮食运送到关中是个麻烦。虽然隋炀帝疏通大运河后，南北大动脉似乎畅通了，但裴耀卿在宣州刺史任上还是发现了其中的弊端。
裴耀卿告诉唐玄宗，粮食从扬州起航，途径大运河、汴河、黄河，每一段航道在不同季节的水位相差很大，水位太低、太高都不能航船，只能等。
通常一次漕运需要半年时间，沿途消耗、人工成本导致运输费用居高不下。船工长途运输，很难熟悉所有航道，翻船、搁浅事件不断，有时候再遇上土匪劫粮，更是雪上加霜。
进入黄河之后逆流而上，三门峡又是一道鬼门关。
黄河由西向东一路奔腾，东出潼关一百多公里的地方山势突然变窄，那里水流湍急、壁立千仞。
河中心有两座小岛，将水流分割成三股，如同三座门，曰“人门”、“鬼门”、“神门”。与三门正对，有一座巨大的砥柱。船只冲出三门，速度奇快，很难避开砥柱：“岁漕砥柱，覆者几半，河中有山号‘米堆’。”
尽管这里有经验丰富的“门匠”指挥船只，但通常“一舟百日乃能上”，而溺死的船工、门匠不计其数。当地有一句谚语叫“门匠无墓”，意思是这些门匠的结局大多是葬身黄河，尸骨无存。
如果改用陆路运输，茫茫山道险阻，运输成本高得吓死人，更不可行。
唐太宗、唐高宗时期，每年一二十万石的漕运任务尚能应付，可到了唐玄宗时期，这个数字增加了好几倍，依然不能满足需求。
裴耀卿终于有机会提出自己酝酿了好几年的计划了，一项改变了长安历史，甚至影响了中国一千多年历史的伟大漕运工程“转漕输粟”拉开了帷幕。
裴耀卿的核心思想就八个字：“集中储备，分段运输。”
他在汴河与黄河的交汇处修建“河阴仓”，在三门峡的上下游各修“盐仓”和“集津仓”，三座粮仓将整个漕运分成四段。
从扬州起点到河阴仓为第一段，江南的船只航行至河阴仓就卸货返航，任务结束，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继续西行。
第二段兵分两路，一路沿洛水西行，运送东都所需的粮食至含嘉仓，另一路沿黄河西行至集津仓。
第三段，从集津仓转运至盐仓。如果遇上枯水期就立刻通过，如果遇上水流湍急的时候，就走陆路将集津仓的粮食运送到盐仓。这一段陆路不长，开凿起来难度不大，运输成本相对较低。
第四段从盐仓到关中，这一路波澜不惊，如履平地。
裴耀卿的集中存储、分段运输策略，让各水段运输更加专业化，各段同时进行，效率倍增，成本大幅降低。
唐玄宗大喜，立刻下旨提拔裴耀卿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任江淮河南转运使，全权负责漕运工程。
裴耀卿只用了一年时间就完成了相关工程，前后不到三年，关中粮仓的储备高达七百万石，节省运费三十万缗。
一缗等于一千钱，一钱相当于现在的六七元人民币。七百万石储粮，意味着关中即便一年颗粒无收也不至于饿死人。
可以说，裴耀卿延续了西京长安的繁华，甚至可以说他给大唐帝国续命百年。因为二十年后安史之乱爆发，如果不是充足的粮食储备，长安必然成为“废都”。
此后的一千年，黄河漕运工程又经历了多次修缮，但他们的方法从来没有偏离裴耀卿的思想，用清朝学者郑日奎的话说就是“祖述耀卿”。
直到1958年，三门峡大坝工程完工后，裴耀卿创建的“转漕输粟”工程才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裴耀卿做出这么大的功勋，却非常低调。那时候的唐玄宗开始“享受生活”，钱花得跟流水似的。有人建议裴耀卿：你把省下来的那三十万缗交给皇帝，足够还你家几代人富贵了。
裴耀卿却没这么做，而是将这笔钱归为朝廷收支项目。
我不清楚唐玄宗会不会因此心里不高兴，但在工程完成后的第二年，裴耀卿确实就被罢相了。
史书记载，当时的首相张九龄与另一位宰相李林甫关系不好。李林甫一心想取代张九龄，而张九龄则有意提拔自己的亲信严挺之为宰相。
唐玄宗对宰相的使用，与之前的几位皇帝都不同，他喜欢用“二相制”，一正一副。
此番用张九龄、裴耀卿、李林甫三人同时为相，已经属于“超编”了，如果严挺之再拜相，李林甫很可能被踢出，因为裴耀卿也是张九龄的好朋友、好搭档。
于是李林甫大耍阴谋，告发严挺之徇私枉法，并成功地将张九龄也卷了进去。
张九龄此人跟宋璟有点像，为人过于刚直，总是喜欢对唐玄宗指指点点，早就引起唐玄宗的不满了。
开元二十四年，也就是“转漕输粟”工程完成的第二年，唐玄宗下旨罢免了张九龄和裴耀卿的宰相之职，李林甫如愿当上了首相。
人总是那样，好了疮疤忘了痛，这时候的唐玄宗，恐怕早将“乞食东都”的狼狈忘得一干二净了。
但我们不该忘记，请向这位先贤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