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时期，汉人政权偏居长江以南，中国北方领土长期沦陷于胡族之手，面对这种分裂局势，东晋王朝开创了侨置州郡制度。
什么叫做侨置州县制度呢，所谓侨置州县，就是将原先处在北方的州县名称原封不动地搬到南方，以此收拢流民的制度，这种制度一度得到了许多东晋臣民的支持。
但是，在东晋中叶以后，侨置州县制度屡屡受到批判，在众多臣子中兴起了“土断”思潮，并推行了几次土断。
从侨置到土断，东晋王朝对北来侨民的政策究竟是如何展开变迁的呢？
1. 西晋崩溃与流民问题
西晋末年，由于晋惠帝不智，无力掌管朝政，朝政落入皇后贾南风之手，此时，掌握兵权的各地宗王对贾氏专权日益不满，最终引发了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彻底耗尽了西晋王朝的国力，使得北方一度陷入混战之中。
少数民族乘势崛起，如石勒等人纷纷起兵反晋，最终，西晋王朝在少数民族军队的冲击下轰然崩溃。
西晋贵族、普通百姓纷纷南下，躲避战乱，寻求生路。
时至，晋怀帝永嘉初年，司马睿在建业建立根据地，不久后自称为帝，北方流民眼看着南方政权建立，更加积极地向南方迁徙。
正如《宋书》所言，在少数民族浪潮的冲击下，北方诸州大都沦陷，大量流民转徙四方。
这些流民涌入东晋境内，给东晋的统治带来巨大压力。因为，流民历来是王朝统治的不稳定因素，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例如，东汉末年，州郡长官拥兵自重，纷战不休，导致流民遍地，“民不安业，捐弃居产，流亡藏窜”。
这些流民导致了各个政权内部的人口减少，税收减少，流民的流动性也不便于政权进行统治，增加了暴乱的可能性。
此外，流民迁徙后还容易与当地土著发生矛盾，例如，在西晋末年，略阳等地流民涌入巴蜀地区，“布散梁州及三郡界”（《晋书》）。
不少流民因为远离故乡，缺乏依靠，常常被当地居民欺负，从此矛盾丛生，爆发了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
2. 侨置政策的必要性
东晋政府正是看到了流民问题的严重性，才推出了侨置州县政策。
侨置州县政策一方面可以笼络和团结流民中的上层贵族，促使他们拥护东晋王朝。
因为，这些南下的北方贵族远离故土后，紧紧围绕在司马睿组成的政治集团周围，帮助司马越建立东晋政权。
司马睿的智囊王导也劝司马睿务必善待南下士族，“收其贤俊”（《晋书》）。
不少南下士族就此成为东晋王朝手握大权的重臣，其中，最为突出的莫过于琅琊王氏，甚至一度有所谓“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
这些南下士族远离了故土，便出现了经济危机，因为，他们失去了原本位于北方的大量土地，如何在南方妥善安置这些北方士族，成为东晋王朝的当务之急。
此外，这些北方侨姓大族往往携家带口，携带了大量的附庸部曲，队伍极其庞大。
例如，郗鉴“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晋书》），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因为，这些北方士族大多是一宗之主，拥有大量本族居民跟随。
如果将这些士族领袖及其跟随者打乱，编入南方政区，这明显伤害了北方士族的根本利益，无法为北方士族接受。
为了避免损毁北方士族利益，增加北方士族的参政权，设置侨置州县，让北方士族及其附庸“原封不动”地在原有行政区划名义下生存，几乎成了东晋王朝的必然选择。
除此之外，设置侨置州县，也能为北方士族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从而进一步拉拢北方士族。
南渡的北方士族失去了北方的田产，便不得不在南方重新购置，侨置州县后，北方士族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吞并大量土地。
从《晋书》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琅琊王氏等北方士族，在南方地区购置了大量田产，建造了大量乡野别墅，同时不断地收纳流民，壮大自身经济实力。
正如《世说新语》梁刘孝标注文所言“中原丧乱……江左新造，豪族兼并……”。
这些依附于大族之下的百姓可以名正言顺地逃避国家课役，从而使得北方大族迅速恢复经济实力。
对于普通流民而言，侨置州县政策也是他们的福利。
首先，在设置侨置州县后，流民可以落籍，得到一定的土地，从而解决了生存上的燃眉之急。
其次，东晋王朝针对流民制定了赋税减免政策。
对于那些纳入流民范围的百姓，将其纳入专门的户籍——白籍。东晋王朝政府对白籍人口一律免收赋税。
如此一来，东晋王朝便能源源不断地吸纳北方流民，壮大自身经济实力。
这些北方流民是南方社会经济建设的重要人口资源，他们不仅是南方农业、手工业的新兴劳动力，还将北方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传播到南方。
例如，《晋书》记载，河内人郭文在东晋初年从北方流亡到吴兴地区，在山谷之中广泛种植农作物，并推行北方地区行之有效的区种法。
这些北方人口在三吴地区的耕作使得三吴地区一度成为东晋的“关中”，整个王朝的粮仓。
北方侨民对南方社会经济开发的作用之大，于此可见一斑。
1. 为何改变侨民政策
既然侨置州县有着如此多的好处，那么，为什么东晋政府又要逐渐放弃这项政策呢？
原来，随着时间推移，东晋政权已经在南方站稳了脚跟，不再需要急切招揽北方流民，原先的侨民政策反而成了阻碍东晋发展的绊脚石。
首先，侨置州县的政策直接冲击了南方原有的行政架构体系。
侨民的迁徙时间不一，人数不一，政治力量不一，政府的处置也就千差万别，因此，侨置州郡县的数目极不稳定。
例如，当时的京兆郡居然有三个，因为，从北方来到南方的京兆人分布在襄阳等三个地方。
又比如，许多不同地区的侨民涌到一处地方，使得一个郡内就有六十多个侨置县存在。
也就难怪，刘宋史家沈约在整理这一时期的行政区划材料时说道，“百郡千城，流寓比室……版籍为之混淆，职方所不能记”（《宋书》）。
其次，许多侨民零散居住，“远者千余，近者数百”（《晋书》）。
居住如此分散的百姓，自然难以被纳入政府的统一管理之中，这无形中增加了政府的行政成本。
最后，行政区划的混乱带来了户籍制度的混乱。在西晋王朝崩溃前，西晋使用的是黄籍户籍制度。全国人口统一登记在经过染色后泛黄的纸张之上，故而统称为黄籍。
登记在册的人口都需要交纳赋税。
在永嘉之乱后，大批北方人口南下，东晋政权需要重新整理这批流民的户籍。
在侨置州县政策下，这批人口的户籍没有被归类到黄籍中，而是另立了一个临时户籍，被称之为“白籍”。
所谓白籍，就是以白色纸张等级侨民信息的户籍，以此区别于南方土著。
这些白籍人口享受着东晋政府的优惠税赋政策，另外，还有不少士族地主利用白籍政策来隐匿人口，躲避赋税。
随着时间的流逝，大部分北方人口已经迁移到南方，恢复中原无望，继续推行临时户籍政策已经失去实用价值。
而且，根据现代学者考证，时至东晋中叶，白籍人口约为90万，占据了东晋总人口的六分之一，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如此庞大数目的人口不缴纳赋税，游离于政府管辖之外。
由此可见，土断已经势在必行。
2. 何为土断
那么，究竟什么是土断，土断又是如何推行开来的呢。
所谓“土断”，就是把那些流民编入正式户籍，统一为白籍，如此
一来，同时取消白籍所具有的税收减免优惠，原先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百姓就只能老老实实交纳赋税。
第一次的土断发生在东晋晋成帝咸和年间。
这一次的土断强迫侨民按照居住地认领籍贯，同时丈量土地，制造籍册，正如沈约所说，这次土断“详实，朱笔隐注”（《宋书》），成为此后历次土断的基础。
第二次土断发生在咸康七年（341），这次土断旨在搜出许多大地主隐匿的流民，因此，在土断诏书中说道，王公以下侨民皆土断入白籍。
东晋的第三次土断由权臣桓温主持，始于兴宁二年（364），由于桓温走到了原先掌权的世家大族对立面，所以，他主持的土断颇为强硬，不给世家大族面子，起到了极好的效果。
东晋王朝的最后一次土断由权臣刘裕主持，刘裕和桓温一样，都属于东晋王朝内部孕育出的功高盖主式权臣，他们主持的土断往往能够雷厉风行地推行下去。
西晋崩溃后，大量北方流民涌入南方境内，新兴的东晋王朝为了妥善安置流民，设置了侨置州县。
一方面，这些侨置州县帮助北方流民迅速立足，另一方面，侨置州县政策也便利了北方士家大族继续在南方保有经济、社会地位。
可是，随着时间推移，享有政策优惠的侨民逐渐成为东晋王朝的负担，许多流民也借助侨置政策隐匿到世家大族之下。
于是，东晋王朝先后进行了四次土断政策，将一大批流民正式纳入户籍管理，同时取消此前流民享有的税收优惠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