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殿试是明朝与朝鲜王朝选拔人才的重要制度之一，其核心内容是策问。两国殿试策问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各自建国时就在继承前朝的基础开设、发展并完善。明朝与朝鲜王朝都是君主专制，儒家思想文化是其意识形态的主流，这种制度及文化观念直接地反映在两国殿试策问中。
殿试策问是由皇帝或国王直接或间接命制的，直接反映了最高统治者的思想。殿试策问也就成为两国古代文化重要载体。那么朝鲜王朝的殿试，又与明朝殿试有何不同呢？他们是否原样照搬？
两国殿试的起源、发展
殿试是中韩两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两国的科举制度发展过程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占有重要的地位。
殿试是中国与韩国古代科举中最高一级的考试。由于是皇帝亲自在殿廷内主持的考试，故又称“御试”“廷试”“亲试”“殿前试”。殿试制度有两个主要特征：首先，殿试必须是皇帝亲自在殿廷前主持考试，而不是礼部(曹)或其它机构；其次，参加殿试应试者必须是参加礼部(曹)考试的合格者，即及第者。以上二点紧密相关，必须同时具备才是完整意义上的科举殿试。
中国汉代的察举策试多由皇帝亲自主持，并多在殿廷举行。殿试作为一种制度正式确立于北宋开宝六年(973)，“唐以来或以礼部所取未当，命中书门下详复，至宋太祖、太宗重其事，故御殿亲自复试”。随着官僚的发展和封建统治政策的调整，宋太宗增加了科举取士的名额，并通过殿试强化了对新进士的加恩笼络。
自太平兴国二年(977)起，开始对殿试合格者赐予袍笏、赐宴和赐诗以示恩宠，授官也更为优厚。自宋太祖实行殿试以来，对礼部所选者有所黜落，且成为常例。宋代科举制基本消除察举、九品中正制等用人制度，成为选人任官的重要甚至是唯一途径和手段。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为了自身利益而加强对科举制的操纵就显得极为必要和重要。
殿试的确立成为君主专制统治的重要工具而日臻完善，在具体运作上也增加了弥封、誊录等制度，避免考官和贵族徇私舞弊的发生，是科举制成熟的重要标志。元朝科举制度经历两兴两废，其殿试基本上承袭宋制，称为“翰林院国史院考试”，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制度，包括周期性的考试时间和严密的考试规程。
高丽科举制度是在积极吸收、借鉴中国唐、宋科举制度基础上发展成熟的，其殿试形成相对宋元要晚，高丽殿试的产生和发展与其需要密切相关。高丽后期，恭愍王为了清除以座主门生关系结成的文阀贵族的弊端，于恭愍王十八年(1369)，采纳任朴之建议，借鉴元朝科举制度，实施科举三层法，即乡试、会试、殿试三阶段考试。
高丽前期一度实行的复试得到了恢复，并变成了殿试。殿试的设立对加强高丽王权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明朝承元制，进一步地发展完善科举制度，并把科举作为治国重要的制度，其中殿试也相应发展成熟。朝鲜王朝由于建国比明朝较晚，殿试也比明朝晚22年施行。在继承高丽朝殿试制度的基础上，朝鲜王朝殿试开始于太祖二年(1393，洪武二十六年)，“坐报平殿，试知贡举左侍中赵浚、同知贡举艺文春秋馆大学士金凑所举尹定等三十三人，以宋介臣为第一。”
两国科举殿试的作用
殿试由天子亲策于廷，故又称廷试。它是科举制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皇权操纵科举制的一个重要手段。科举制是古代封建王朝的人事任用制度，是支撑和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重要基石。科举初始，统治者意在结识中层地主阶级为主的知识分子，消除前朝以世族势力为基础的官僚选任制度的影响，但对控制和操纵科举的意义尚认识不足。随科举制的发展，殿试逐渐受到重视，殿试成为维护统治者利益的重要手段。
殿试的形成是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会试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等经典，殿试是在会试的基础上进行的，殿试的结果直接与应试者选官定职挂钩，这就决定了统治者从各方面考查应试者，其标准与会试的笔试有所不同。殿试方式及其内容的确立，从体制上保证了这一主旨的贯彻。到了明朝，殿试形成了一整套严格的程序，是整个科举制度的完善，其作用和影响更加突出。殿试开考、读卷、传胪唱名、礼部赐宴与上表谢恩，皇帝临轩，仪式庄严隆重，故有谓“廷试以三月十五日，而十八日传胪，二十二日谢恩，赐状元袍服，故事，上皆视殿”。
殿试制度是统治者强化专制集权的必要手段殿试制度的形成既是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产物，也是官僚发展的必然结果。殿试作为抡才大典，始终处于君主控制之下。虽时常由文臣拟制策问，但都由皇帝选定并以其名义发布。
殿试不设常设机构，往往是临时组建的机构，由皇帝亲自主考，这一做法树立了皇帝的尊严，加强了君主对科举考试以及高层次人才的控制，以此显示只有皇帝才能授予最高等级的称号。凡进士及第者，统称天子门生，他们所感激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天子，这对于清除“恩出私门”的宗派影响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
明朝后期，虽然也再次出现以有司为座主，门生结党，沉滓再起，危及政局，但终究没有酿成祸乱，这与殿试制度的实施是分不开的。
韩国古代也同样如此，科举是为了体现选人的公平公正性，殿试的价值在于体现皇帝的恩宠，以此来笼络知识分子。殿试规范化可以避免官僚贵族舞权作弊，更重要的是收买人心、控制人才、集权中央。
人们把参加殿试看成是实现自己远大抱负的重要途径，甚至是唯一途径，而皇帝也达到笼络天下士人的目的。
试促成文官阶层的兴起，促进了文官的发展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明朝与朝鲜王朝统治者在以武力夺取政权以后，都转向安邦治国、发展经济，用科举教化制度来削弱军阀割据，兴文抑武，推行文官，一方面是巩固皇权统治。
另一方面也是推动了社会进步，殿试的确定保证了这一进程的顺利完成。两国皇帝以殿试作为手段对科举的操纵，促进了中下层知识分子的兴旺发达，直至形成了比以往体制更为进步的文官。而殿试作为一种定制被历代统治者沿袭下去，也说明了殿试是君主实行人才专制的一个直接手段。
两国殿试不同之处
明朝与朝鲜王朝对武科殿试的重视程度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由于明朝重文抑武，社会环境较安定，文官集团的繁荣，因此明朝中前期武科殿试虽然几经提出讨论，但最终都没有实施。随着社会矛盾的增多与激化，不安定因素的增加，也逐渐开始关注武科殿试，直到明朝晚期，国家受到战争的威胁，此时才开始真正重视武科殿试的考试。
朝鲜王朝由于建国之初就是武官集团发达，把武科殿试与文科殿试放在同等地位，随着国家危机的出现，进一步加强了武科殿试的地位。宣祖二十六年(1593)开始经常只开武科而不开文科。
殿试作为科举中最高级别考试，因而管理考试、评判分数试官的选用就显得至关重要，他们多由学识和德行皆好的人充任。由皇帝本人充当试官是理想的，但从学识水平和工作量来看，皇帝显然不能完全胜任，如明朝有些皇帝素质较低，甚至有皇帝不识字。因此，需要皇帝从高层官员中挑选任命，组成一个公正高效的组织机构来完成殿试工作。明朝殿试由内阁主持，皇帝亲策，朝廷重臣任试官。殿试相应机构只是在每次考试时设置，具有临时性。
朝鲜王朝殿试也非常重视试官的选拔，要求不仅要有才华，而且要其德行公正严明，明朝与朝鲜王朝都非常重视殿试组织机构的组建，虽然是临时性机构，但由于是皇帝亲策，人员的选任和配备都受到了高度的重视。一是为了体现殿试的公平公正性，防止舞弊的发生，两国殿试均采取了回避制度。朝鲜王朝实行“备三望”的选任试官制度，试官多是三品以上德才兼备的官员；明朝则是各部门重要官员，其中都要有内阁人员和各部尚书等高级别官员充任读卷官。
朝鲜王朝与明朝因地域环境的差异，在相似的文化氛围下，也有着各自特殊的国情。使得统治者在思考现实问题时存在着很多不同，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也直接地反映在两国殿试策问中。明朝策问对问题提出思考和讨论，往往更注重宏观、抽象的问题，主要包括理论、社会风化等形而上的问题。这些问题一般不涉及当时社会出现的具体的现实矛盾问题，而往往要求基于所读的“四书”“五经”等儒家著作讨论问题，如明朝洪武四年首次殿试策问以古先皇帝敬天勤民、明伦厚俗的君道、治道为问，基本上属于儒家理念问题，并非现实亟待解决的问题。
朝鲜王朝殿试策问对问题的思考则注重微观、具体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都是朝鲜国王所关心的问题具体体现，世祖三年殿试策问中有“诸葛亮作八阵，李靖制六花阵，刘裕用步兵，唐宗选千骑，古之名将所为如此，其于强弩劲马之势，何者是？”
朝鲜王朝大量引进和吸收中华文化，但毕竟不是儒家文化圈核心，因而其文化呈现着多元松散与自由的状态。使其思考现实的问题时的视野不同于明朝的传统保守观念，而是更加的自由与开放。在殿试策问内容所涉及的范围方面，明朝更为传统和保守，朝鲜王朝在遵循传统的同时敢于突破。
由此可见，两者还是有不小差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