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津涛
小说、评书的相关内容大多是虚构，史书也一样不能全信。
说起薛仁贵，大多数中国人都不陌生。大家即使不读清朝人的小说，不听单田芳的评书，至少也看过万梓良或者保剑锋主演的电视剧。
我们印象里的薛仁贵，就如唐太宗梦中所见：“马上端坐一员穿白小将，生得十分英俊。你看他，方面大耳，鼻直口方，齿白唇红，目若朗星，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年纪也就在二十二三岁左右，手中端着一条方天画戟。”薛仁贵的英俊与传奇，简直集合了人们对古代名将的全部想象。
历史上的薛仁贵确实是一位名将。时人称赞他“勇冠三军，名可振敌”，无论唐军，还是敌军，都敬服其勇力。但是，薛仁贵不是“常胜将军”，他的统兵生涯以两次惨败结束。
投军并不曲折
早在宋元时期，市井间即有话本《薛仁贵征辽事略》流传，后来杂剧《薛仁贵衣锦还乡》、词话《薛仁贵跨海征辽》等相继问世。到清朝，出现长篇小说《说唐后传》（俗称为《薛仁贵征东》）、《说唐三传》（俗称为《薛丁山征西》）、《薛刚反唐》等。再经当代评书、影视演绎，薛仁贵获得了比肩关羽、岳飞的声誉。
按照小说、评书的说法，薛仁贵家住“山西绛州府龙门县”，原本继承有万贯家财，但他日夜苦练武艺、学习兵法，不善经营，很快家道中落，不得不到同县的柳家庄帮工。在此期间，薛仁贵俘获柳家小姐柳金花的芳心，后者甘心下嫁，和他一起住到了寒窑之中。
真实的薛仁贵确实穷，《新唐书》说他“少贫贱，以田为业”，好像家里几代都是务农的平民。但香港学者黄约瑟检索史料发现，薛仁贵其实出身山西豪门——河东薛氏。同样出身这一家族的薛举，隋末自称“西秦霸王”，曾是李唐的劲敌。薛仁贵这一支没什么显赫的近亲，不过，父祖两代也都当过小官。因此，说书人对薛仁贵出身的发挥，并非全无依据。
至于薛仁贵的妻子柳氏，史书上没有留下名字，也不知具体出身。考虑到古人门当户对的观念，薛夫人很可能来自“河东柳氏”，和后来的大书法家柳公绰同族。
位于甘肃荒漠中的薛仁贵西征像。
我们现在知道了薛仁贵的家世，再来看看他投身军旅的过程。为神化薛仁贵，小说作者给唐太宗安排了一场梦，让他先梦见自己被敌将追赶，命在旦夕，然后突然冲出一员白袍小将，前来救驾，最后有了本文开篇所引的那段评书。在梦中，薛仁贵给唐太宗留下四句诗。
天亮后，唐太宗找徐茂公帮忙，解开诗中奥秘：有一位家住山西龙门县，名叫薛仁贵的人，注定“保主跨海去征东”。随后，唐太宗命张士贵到绛州招兵，寻访薛仁贵。这时，薛仁贵为谋出路，正决定离家投军，岂料张士贵嫉贤妒能，三次阻挠，幸得程咬金从中干预，他才勉强当上一名负责做饭的“火头军”。
在正史里，薛仁贵投军是受妻子的鼓励。薛夫人很有见识，知道丈夫的一身本事，在家里没法发挥作用，不如趁着天子东征的难得机会，到战场上谋个功名富贵。
古代小说家为突出主人公的忠勇双全，往往要给他们树立一个对立面，为此不惜“颠倒黑白”。《杨家将演义》里的潘仁美，其原型潘美，身为北宋开国元勋，本有着很好的口碑。同样，《说唐后传》为衬托薛仁贵，选择“黑化”张士贵，把他定位为庸将、奸臣。
事实上，张士贵武艺不凡，《新唐书》说他“弯弓百五十斤，左右射无空发”，曾组织义军反隋，后归顺李唐，屡立战功。1972年，张士贵的墓志铭在山西省礼泉县出土，世人知道了更多有关他的事迹，他经历征王世充、征薛举、征刘黑闼等历次大战。尤其作为秦王府的亲信，张士贵还参与了玄武门之变，自然深得唐太宗信任。
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不顾群臣反对，以援助新罗抗击高句丽、百济为名，御驾亲征。其时，张士贵在李勣（即徐茂公）、李道宗麾下，被任命为辽东道行军总管。由于府兵制下，唐廷可动员的兵力有限，所以在大规模军事行动前，还需在各地募兵。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薛仁贵“谒将军张士贵应募，请从行”，主动成为东征大军的一员。
显然，小说中张士贵几次阻挠薛仁贵从军，并惊动程咬金的故事，完全是出自虚构。
当上五品军官
对所谓“薛仁贵征东”，从小说或评书，我们记住的是：“唐丽战争”中，薛仁贵立下活捉董逵、大摆龙门阵、献《平辽论》、瞒天过海等十大功劳，可全被张士贵冒记在自己女婿何宗宪名下。直到唐太宗被盖苏文追赶，薛仁贵及时救驾，一切才真相大白。
这里有一点需要澄清，唐军的最大对手盖苏文，不是姓盖、名苏文，而是姓渊、名盖苏文。后来为避唐高祖李渊的讳，史书又称他为“泉盖苏文”。他在642年发动政变，杀旧王，立新君，独揽高句丽内外大权，奉行对唐友好政策。没错，盖苏文没有抢别国献给唐朝的贡品，更未曾叫嚣什么“战书寄到南朝去，传与我儿李世民”。
小说作者歪曲盖苏文，很可能不是有意为之，而是受了传统史书的误导。学者冯立君曾指出，唐宋史书中“盖苏文的形象其实是被有所选择地单方面‘塑造’出来，而非真实形象的记录”。比如唐太宗为申明出兵的合法性，宣称“盖苏文弑其君，贼其大臣，残虐其民，今又违我诏命，侵暴邻国，不可以不讨”。事实上，盖苏文联手百济侵略新罗是实，反唐则属无中生有。唐太宗干预朝鲜半岛上的三国纷争，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开疆拓土。
盖苏文被迫抗唐期间，薛仁贵在一个名叫安地的小城崭露头角。唐军当时刚刚攻下重镇辽东城（今辽宁省辽阳市），到达安地城，郎将刘君邛被敌军包围，薛仁贵“驰救之，斩贼将，系首马鞍，贼皆慑伏”。这14个字极有小说意味，说薛仁贵急往救援，不仅斩杀敌将，还把敌将的首级挂在了马鞍上，当即威慑敌胆。这是薛仁贵在历史上的“初出茅庐第一功”。
很快，唐军攻克安地，兵临安市城（其具体位置说法众多，可能在今辽宁省海城市或大石桥市境内）下。盖苏文集结15万援军，迎战3万唐军。在《薛仁贵》一书中，黄约瑟分析说，此时唐太宗一定夜不能寐，因为战事一旦稍有失利，他就有可能重蹈表叔隋炀帝的覆辙；薛仁贵则是跃跃欲试，“他希望打到平壤去，为自己再多拿点战利品，可以的话，也替自己争取一官半职，光宗耀祖”。
随后凶险的驻跸山之役中，李勣、张士贵指挥大军苦战。他们麾下的薛仁贵特意穿上一身白衣，手持方天画戟，腰系两把硬弓，在高句丽军中往来冲杀，所向披靡。唐太宗在阵上看到，急忙命人询问：“先锋白衣者谁？”很快有人回报：“薛仁贵。”正史中，薛仁贵的出场都如此传奇，难怪后世小说家会选中他来大加发挥。
由于史料缺失，我们现在已很难确知，唐军是在怎样的机缘下侥幸赢得了这一战。我们知道的是，唐太宗在战后召见薛仁贵，赏赐马匹、绢布、奴婢，封其为游击将军、果毅都尉，让他成为从五品的中层军官。同时，唐太宗还把薛仁贵调到了禁卫军中。
与小说中的大获全胜不同，历史上的唐军止步于安市城下，东征高句丽以失败告终。或许是为纾解烦闷情绪，唐太宗在长安再次召见薛仁贵，并大加称赞：“朕旧将皆老，欲擢骁勇付阃外事，莫如卿者。朕不喜得辽东，喜得皦将。”这话是说，朕身边的那些将军都老了，现在只有你能顶替他们出征。朕得到你，比得到辽东城还要开心。这话一方面是勉励薛仁贵，另一方面也是说给李勣、尉迟恭、张士贵等老将听，埋怨他们没能辅佐自己打赢高句丽。不久，薛仁贵被升为右领军中郎将，官居正五品。
看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在评书里，唐太宗东征归来，一下就给薛仁贵封了个“平辽王”，让他“掌管山西”，怎么到了真实历史里，堂堂“应梦贤臣”才当个五品官？实际上，薛仁贵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并非小说、评书说的12年），就从新兵跃升为军将，已属非凡。至于张士贵，他归国后，被提拔为冠军大将军，正三品。
走上名将之路
自被唐太宗召见后，薛仁贵再次有事迹见于史书，已是唐高宗即位后的第五年。当时薛仁贵41岁，主要职责还是统领禁军，保护皇室安全。
事情发生在长安城外麟游县的万年宫，宫城建在半山腰上，是夏天避暑的好去处。一天夜里，突降大雨，导致山洪暴发，洪水一路直冲宫门，侍卫们竞相逃命。当日负责值守的薛仁贵知道唐高宗还在宫中，怒道：“当天子缓急，安可惧死？”皇上身处危险之中，我们怎么能自己先跑？于是他爬上宫门，大声呼叫，让皇帝赶紧闪避。
唐高宗闻警后，急忙离开寝宫，避往高处，躲过一劫。事后，唐高宗对薛仁贵很是赞赏：“赖卿以免，始知有忠臣也。”薛仁贵由此给新皇帝留下了一个“勇敢忠臣”的印象，为自己赢得了脱离长安皇宫、重回战场建功的机会。
按照黄约瑟的推断，薛仁贵再披征袍后，曾随军出征西突厥叛臣阿史那贺鲁，其主帅是说唐系列小说的另一重要人物——苏定方。在文学作品里，苏定方和张士贵一样，被刻意丑化，他自私、奸诈，暗害罗艺、罗成，称得上是人见人厌。可实际上，苏定方也是唐朝第二代名将的代表，和薛仁贵、张俭、王孝杰等被《新唐书》编在同一卷。
唐高宗平定贺鲁后，一时间志得意满，也和其父皇一样，把目光转向了朝鲜半岛。有着征东经验的老将们，包括薛仁贵、苏定方在内，都备受重用。其中，薛仁贵在658年被任命为程名振的副手，在贵端城击败高丽，斩首三千。659年，薛仁贵作为主将之一，在高句丽境内的横山、石城，两次单骑闯敌阵，开弓射箭，敌人个个应声倒地。小说、评书对薛仁贵武力的描写有太多夸张之处，唯有精于箭术这一点，和史实相符。
相比之下，苏定方比薛仁贵大22岁，晚年常常充任统帅。660年，他被任命为神丘道大总管，统率十万大军，联手新罗，一举灭亡百济。第二年，苏定方又率军征讨高句丽，只是这一次他没能复制之前的成功，面对盖苏文的坚守和突降的大雪，无功而返。
苏定方的失败，为薛仁贵留出了第三次出征高句丽的可能。对此战的背景，王旭在《泉男生与唐丽两方之渊源》一文中有过详细叙说。666年，泉盖苏文去世（比唐太宗整整多活了17年），长子泉男生继承了他的官位和权力。盖苏文的小儿子泉男建、泉男产心中不满，趁泉男生往各地考察之机，发动政变，全面夺权。泉男生有家难回，被迫向唐朝请降。唐高宗立刻给泉男生加官进爵，意图利用他平定高句丽。
铁勒人契苾何力奉命接应泉男生，薛仁贵负责殿后。唐军行至新城（可能是今辽宁省抚顺市境内的“高尔山城”），遭遇敌军夜袭，薛仁贵紧急赴援，“斩首数百级”。在金山，前锋唐军失利，又是薛仁贵所部及时出现，从侧翼击溃敌军。随后，契苾何力率大军乘势攻下南苏等三城，与泉男生成功会师。唐高宗看到捷报后，亲写诏书，嘉奖薛仁贵：“金山大阵，凶党实繁。卿身先士卒，奋不顾命，左冲右击，所向无前，诸军贾勇，致斯克捷。宜善建功业，全此令名也。”
紧接着，唐高宗命李勣挂帅东征，可唐军开局不利，历时半年，才在泉男生的协助下攻克重镇新城。这时，薛仁贵被李勣从后方调至前军，率2000人进攻扶余城。他手下偏将一致认为己方兵力太少，不宜强攻。唯有53岁的薛仁贵锐气不减当年，反驳说：“在主将善用耳，不在多也。”意思是行军打仗比的是主将会不会用兵，而不是士兵的多少。薛仁贵像往常一样，冲在战阵的最前面，大破敌军，攻下扶余城。
在唐军威慑和泉男生影响下，高句丽各地纷纷归降，薛仁贵和李勣很快会师在了平壤城下。泉男生再次发挥作用，他暗中策反泉男建手下大将僧信诚，令其趁夜打开城门，放唐军长驱而入。宝藏王、泉男建等随即被俘，高句丽至此灭亡。
战后，薛仁贵奉命统率2万士兵，和统领海军的刘仁轨一起驻守平壤。其头衔变为右威卫大将军、检校安东都护、平阳郡公。官职正三品，爵位正二品，赶上了张士贵。
隋唐几代帝王，历经数十年，以耗尽天下财富、无数百姓家破人亡的代价，终于在668年将高句丽并入版图。这些战争的受益者，或许只有唐高宗和他手下的苏定方、张士贵、薛仁贵们。前者满足了征服欲，后者收获了名誉、财富和权力。
晚年有诸多污点
在三征高丽前五年，即661年，薛仁贵曾有所谓“三箭定天山”的事迹。
新、旧唐书对此言之凿凿，说铁勒十余万人反唐，郑仁泰、薛仁贵等领兵镇压。铁勒派出数十名骑兵到阵前挑衅，薛仁贵连发三箭，射死三人，其余的敌人见状纷纷下马投降。薛仁贵怕留着这些人会有后患，把他们全部坑杀了。接着，薛仁贵到碛北安抚反唐的铁勒大军，将其三名首领擒获，军中由此盛传“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
有关薛仁贵，小说、评书内容大多是虚构，史书也一样不能全信。黄约瑟、西北民族史学者任宝磊整理史料发现，铁勒发动叛乱的原因，主要是不满唐廷屡屡征召，消耗各部人力。他们在“天山”即现在蒙古国境内的杭爱山一带结集的数万人（不是史书中说的十余万），可能确曾一度慑服于薛仁贵的神箭，表示归降。但郑仁泰、薛仁贵图谋铁勒人的财物，对他们已经投降的部众进行坑杀、劫掠和追击。结果途中乏粮，以致“人皆相食”，一支14000人的大军，仅回来约800人。
回师后，言官弹劾郑、薛二人，指控他们轻敌、贪财和滥杀。除此之外，薛仁贵还有一项特别的罪名——“娶所部为妾，并交财赂”。大概就是娶了铁勒某个部落的女子，还收了大笔贿赂，承诺优待该部落的投降者。“说唐”系列小说作者或许就是以此事为原型，虚构了罗通娶北番屠炉公主、薛丁山娶哈密国樊梨花等所谓“临阵收妻”的情节。
大约是顾念薛仁贵此前的功劳，唐高宗没有因弹劾而处罚他。只是薛仁贵不会知道，他来自北方的厄运并未就此结束。
670年，为遏制吐蕃在西域的扩张，薛仁贵被任命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统帅身份出征。其副将郭待封自恃资历，不肯服从薛仁贵指挥。加之吐蕃来势汹汹，薛仁贵处置不当，导致了唐军在大非川即今青海省共和县全军覆没，尽失对吐谷浑地区的控制。薛仁贵因“弃甲丧师”，再次受到严厉弹劾。唐高宗法外开恩，给予薛仁贵的处罚只是“除名”，即罢免一切官职。
到了人生最后几年，薛仁贵曾有两次复出的机会。第一次是唐高宗让他率领海军，协助出征新罗，可惜无功而返。此后，薛仁贵一度因贪污被流放象州即今广西桂林市。所幸唐高宗想起他万年宫救驾，及几次东征的功劳，于681年再次召见，抚慰说：“卿虽有过，岂可相忘？”皇上随即给了薛仁贵第二次复出机会，让他到西北防御突厥。
按照《新唐书》的说法，薛仁贵一到阵前，突厥人就问：“唐将为谁？”唐军这边回答：“薛仁贵。”突厥人大惊：“吾闻薛将军流象州死矣，安得复生？”薛仁贵于是摘下头盔，让突厥人看清面目，后者赶忙下马参拜，并悄悄撤军。薛仁贵率军追击，大获全胜，“斩首万级，获牲口三万”。
如果此役确曾发生，那无疑是薛仁贵戎马一生的绝佳收尾，然而薛仁贵此前从未有过大胜突厥的战绩，不可能让突厥人如此畏惧。因此，这段材料更可能是史官出于呼应前面所谓“三箭定天山”的需要，故意杜撰出来的。
晚年历经大起大落后，薛仁贵于683年去世，享年70岁。唐高宗既往不咎，追赠他为左骁卫大将军、幽州都督，但没恢复任何爵位。这说明，在真实历史中，薛仁贵仅仅是一位习惯冲锋陷阵的猛将，而非像小说中说的那样善于统帅大军。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薛家后人的情况。薛仁贵长子不叫薛丁山，而叫薛讷，曾在武后、玄宗时期为将，颇有战功，获封平阳郡公。薛家第三代中也没有人叫薛刚，最著名的薛嵩是薛讷的侄子，曾在唐传奇《红线女》中出场，官至昭义军节度使，封平阳郡王。薛嵩之子薛平治军有方，曾任节度使、检校司徒等。薛平之子薛从善于治理地方，死后被追赠为工部尚书。
此后，小说所谓“薛家将”的事迹就再未见于史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