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临汉门
襄阳是个很特别的城市，以汉江为界，这个城市被分成了两部分。江北的樊城与南岸的襄阳。樊城和襄阳一样古老，在很长的历史时段内，它们唇齿相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1273年初春的一天，这两座城迎来了“俱损”的时刻。随着城门的缓缓开启，蒙古军队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了襄阳城。在此之前，他们刚刚屠灭了一江之隔的樊城。
那一天，吕文焕看着困守六年之久的襄阳，痛苦、无奈、凄凉，或许还有一丝轻松，同时涌上心头。那是一个命运转折的时刻，无论对于南宋王朝还是吕文焕本人来说都是如此：南宋最重要的北部屏障瓦解，元朝南下的步伐骤然提速，他自己也从此背上了判臣的骂名。
吕文焕的投降和襄阳的失守，可以视作南宋灭亡的前奏。这场旷日持久的会战，从某种程度上令人联想起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发起进攻的都是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被动应战的都是偏安南方的中原王朝。只不过，南宋没有东晋那么好的运气，它输掉了这场会战，基本上等于输掉了整个国家。又一个六年之后，南宋退出历史舞台，元朝统一了中国。
那么，南宋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是蒙古军队太强大、南宋太弱小？还是吕文焕能力不够？当我们还原那段历史的诸多细节，才发现这虽然是一个十分庞大的问题，但答案却简单得令人绝望。
汉江
贾似道：“民族英雄”的瞒与骗
蒙古军队是在1267年开始进逼襄阳的，当时坐在临安（今浙江杭州）皇帝宝座上的是南宋度宗赵孟启。他于1264年登上皇位，也就是那一年，蒙古皇帝忽必烈把都城迁到了燕京（今北京）。
和蒙古人打仗早已不新鲜了，但他们围了襄阳却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大事，因为襄阳是南宋北部最重要的屏障，绝不可丢。但赵孟启似乎不知道这件事，像许多皇帝一样，他在女人和美酒之间忙碌，把军国大事交给亲信的大臣去处理。一直到1270年的一天，他才若有所思地试探着问右丞相贾似道：“听说襄阳被围三年了，该怎么办呢？”
贾似道惊讶地说：“没有的事儿，蒙古军队早就退走了。陛下您是听谁说的？”
赵孟启回答：“一个宫女说的。”
过了不久，贾似道查出那个宫女的名字，然后告诉赵孟启，这个女人有罪，请赐死。赵孟启答应了。他或许不知道这是诬陷，但即便知道，也不敢不答应。在他登基之前，贾似道就已经权倾朝野，而赵孟启能够当上皇帝，也有贾似道的功劳——上一任皇帝宋理宗赵贵诚原本有两个儿子，但都夭折了，贾似道就上书举荐赵贵诚弟弟之子赵孟启为太子。所以赵孟启登基之后，知恩图报，立即加贾似道为太师，封魏国公，称之为“师臣”。
贾似道当然知道襄阳被围之事，但他不想让皇帝知道。
这件事表面看来十分蹊跷：既然贾似道在朝中只手遮天，连皇帝都怕自己，那么让皇帝知道北方战事又如何？莫非其中有什么阴谋？其实什么阴谋也没有，贾似道只是在遮掩自己的无能。从襄阳被围之日起，他就不断派军队前往救援，但那些军队几乎毫无例外地被围城的蒙古军队击败了。贾似道黔驴技穷，只好欺骗赵孟启说，北方很安定，国家没有什么大的危险，以此来维持自己在赵孟启心目中的威望。而他自己，则像受到惊吓的鸵鸟一样，把头埋到沙子里，继续苟安的生活。
1270年的时候，贾似道已经不怎么上朝了，皇帝给了他特权，可以十日一朝，而且入朝不拜。这种特权，是贾似道用一种最简单的办法争取来的，就是假意辞职。他一辞职，皇帝就六神无主，泪流满面，有时候甚至跪下来哀求他不要走。贾似道假装勉强地留了下来。
杭州西湖
在西湖的葛岭，皇帝给贾似道造了一座豪华的别墅，他就每天待在那里，饮酒狎妓，斗蟋蟀。贾似道斗蟋蟀的本领似乎很高，还写了一本书《促织经》。每到上朝的日子，他的大船就会威风八面地驶过西湖，引来无数艳羡的目光。退朝时，皇帝会站起来，看贾似道远远地走了，才敢坐下。
自从那个宫女被杀之后，朝中再也无人提及襄阳的战事了，而所有上呈给皇帝的奏章都要先送到葛岭，由贾似道审核。他严格地向皇帝封锁了一切与襄阳有关的消息，使得自己的地位稳固如山。但在内心深处，他或许已经预感到，事情正在变得越来越糟，忽必烈的蒙古军队已经铁心要拿下襄阳了。
事实上，忽必烈吞并襄阳并一举南下灭宋的想法由来已久，南宋命中注定要有此一劫，而贾似道恰好给他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借口。
那是在1259年初，蒙古大汗蒙哥兵分三路攻宋，他自己亲率一部在四川作战，而忽必烈被派往鄂州（今湖北武汉）。鄂州是南宋的重镇，但守将居然隐匿不报，一直到鄂州被围数月，朝中大臣纷纷议论出逃迁都之时，宋理宗赵贵诚才知道有这回事。由于文天祥等人的激烈反对，迁都被阻止，贾似道临危受命，以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身份前往鄂州解围。贾似道本来是一个市井无赖，无才无德，只是靠着同父异母的姐姐当上贵妃的机会才鸡犬升天登上了高位。
但贾似道根本没有任何领兵打仗的才能，他一到鄂州，就立即遣使向忽必烈求和。
彼时忽必烈攻城心切，无意和谈，一面继续攻打鄂州，一面加紧准备进攻扬州。贾似道一筹莫展之际，正在四川作战的蒙哥忽然因箭伤去世，蒙古后方顿起权力之争。忽必烈无心再战，准备撤兵北上争夺汗位。应该说，这是贾似道的一个机会，倘若此时他出兵邀战，并非没有打个小胜仗的可能。但是贾似道没有这么做，他继续穷追不舍地向忽必烈求和，并允诺了一大堆条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缴纳岁币。
这一次，忽必烈答应了他。
蒙古军队撤退时，贾似道派兵截杀了百余名殿后的蒙古散骑，然后向朝廷报捷，说宋军大胜，鄂州之围已解。皇帝大悦，举国欢腾，贾似道也由此一跃而入权力巅峰，并迅速排除掉了朝中的异己。在贾似道的授意下，他的门客廖莹中撰写《福华篇》煌煌美文，歌颂贾似道鄂州退敌的再造之功。贾似道成了民族英雄，但议和纳币之事却被隐瞒下来，皇帝赵贵诚对此也一无所知。
北京元大都遗址公园，忽必烈家族雕像
然而忽必烈没有忘记这件事。1260年，忽必烈称帝，10月，他派遣翰林侍读学士郝经为国信使前往临安。郝经此行有两个任务，一是向南宋通告忽必烈即位之事，二是索要和议书中的岁币。
这是一次完全正常的外交行为，但贾似道显然不这么认为，因为一旦蒙古使者见到了宋理宗赵贵诚，他此前所有的谎言都将被戳破。因此他先是将郝经入朝的申请隐匿不报，最后干脆把郝经一行拘囚在了真州（今江苏仪征）。
第二年，忽必烈屡次派遣使者询问郝经被囚之事，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于是有心大举伐宋。但当时忽必烈登基未久，忙于平定内乱，伐宋之事被拖了下来。一直到1267年，他才下定决心伐宋，而且目标直指襄阳。
先攻襄阳，这是一个南宋降将提出的策略。而此人之所以投降蒙古，其中又有贾似道的“功劳”。
北京元大都遗址公园
刘整：从名将到叛徒的身份转换
给忽必烈出主意的人，名叫刘整。他是邓州穰城人（今河南邓州），金末时投奔了南宋，在名将孟珙麾下做事。《元史﹒刘整传》称其“沉毅有智谋，善骑射”，这句话十分笼统俗套，不能展示刘整的才华，但有一件颇具传奇性的事可以弥补这个缺憾——某一年，孟珙引兵攻信阳，刘整为前锋，夜间他带着12个骁勇之士袭擒金军守将，拿下信阳。
这件事让刘整一夜成名，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大转折——从普通人到名将。
如此骁将，又生逢多事之秋，必然不会久居人下。至1260年，屡建战功的刘整已经升任泸州知府兼潼川路安抚副使。刘整没想到，正当自己为国效力之时，麻烦却已找上门来。
由于刘整是北方人，他遭到了一些南方将领的嫉妒和怨恨，他们处心积虑排挤刘整，这其中就有日后负责襄阳防务的吕文德。此时恰逢贾似道为掩饰“鄂州大捷”的真相而大肆排斥异己，在全国各路武将中推行“打算法”（即清查边费，实际上不过是个借口）。在贾似道的阴谋之下，南宋末季的一批良将几乎被清除干净，湖南制置副使向士璧和另一名将曹世雄更是被逼身死。吕文德抓住这个机会，联手四川制置使俞兴，企图用“打算法”谋害刘整。
刘整获知消息后，日夜不安，派人前往临安上诉。他天真地希望皇帝能够相信自己的申诉，从而幸免于难，却没料到皇帝根本没机会听到这些话，而即便听到了，也没有任何作用。在焦虑的等待中，刘整的心越来越凉，而远方又传来向士璧和曹世雄的死讯……绝望日深的刘整作出一个艰难的决定：投奔蒙古！
由于刘整身为南宋名将，而且所守泸州乃川蜀要冲，平白无故忽然要来归顺，这一度令忽必烈颇为不解。但刘整却是真心归顺蒙古，1261年，他以所辖15郡、30万户归附蒙古，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二次大转折——从南宋的名将变成了国家的叛徒。
刘整的叛变，对南宋和蒙古的影响都可谓剧烈，这一点，在此后的十余年间将显得越来越清晰。
忽必烈得到刘整，由此知道了南宋的虚实，南下伐宋之意已决。他厚遇刘整，授夔府行省兼安抚使，赐金虎符。刘整则趁势献上一个伐宋的长期规划，而突破口即是襄阳。
汉江
当时主管襄阳事务的正是逼走刘整的荆湖制置使吕文德，办公地点在鄂州。1261年，忽必烈采纳刘整的建议，派使者赴鄂州，以玉带等财物贿赂吕文德，请求在襄阳城外设置榷场（即市场）。吕文德在南宋末年不算笨蛋昏庸的官员，但在物质利诱面前，一样没有抵抗力，他一口应允了蒙古使者的请求，在襄阳对岸的樊城开设榷场。此后，蒙古又以保护财务、防范盗贼为由，请求在榷场附近筑造围墙，吕文德又答应了，他似乎根本没有看出其中玄机。但等到土墙内时有蒙古兵纵马而出，骚扰于襄樊城外，而且势头有增无减之时，他才明白自己上了蒙古人的当。
事实上，早在榷场设立之初，即有人看出其中暗藏杀机，并屡次提醒吕文德注意。此人就是吕文德的弟弟吕文焕。但吕文德不仅没有听信，反而大加责骂。
如此到了1267年，刘整再次向忽必烈进言，认为时机成熟，应该立即围攻襄阳，因为“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下”，“如得襄阳，浮汉入江，则宋可平也”。这两句话显示，刘整绝不仅仅是个勇猛的武将，在整体的战略规划上也十分了得，他对襄阳形势的分析恰好击中了南宋的要害。此前很长时间内，蒙古对南宋的进攻都是分三路进行：西路最为蒙古看重，主战场在今四川，东路主战场在今安徽，中路则在荆襄即今湖北北部一带。20多年来，南宋虽然一直被动防守，但蒙古也不能有大作为，双方基本处在僵持阶段。如果刘整的计谋得以完成，破了襄阳，东南的鄂州就危险了；若鄂州一丢，蒙古就撕裂了南宋横向达千里的防线——西边，掐断南宋与四川的联系；东边，可随时顺水浮江，直逼临安！
忽必烈再次采纳刘整的建议，以蒙将阿朮为主帅、刘整为都元帅，率军直逼襄阳。这一次，蒙古没有再向吕文德做任何申请，而是按照刘整的规划，直接在白河口和鹿门山建筑了两座城堡。白河口在襄阳城东，鹿门山在襄阳城东南，蒙古首先在这两个地点筑堡屯兵，意在阻断襄阳与汉水东部的联系。
雾锁汉江
1267年时，镇守襄阳的正是京西安抚副使兼襄阳知府吕文焕，镇守樊城的则是张汉英和牛富等人。吕文焕见蒙古大军逼近襄、樊，而且还筑了两座城堡，情知不妙，立即遣人以蜡书密告吕文德，将襄、樊之危急据实以报。吕文德闻报大怒，但怒的并非刘整，而是其弟吕文焕：“胡说八道！你不过是想借机邀功而已。即便蒙古人筑城，也不过是假城。襄、樊二城城池坚深，兵力和粮草储备足够支持十年，你放心坚守就是！若刘整果真要攻城，待明年春天汉江水涨之时，我就去灭了他。就怕他等不到我去，就已经逃之夭夭！”
走到人生暮年的吕文德听不进任何人的建议，他明知自己在襄樊的问题上已经犯了错，但却讳疾忌医，装作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在这一点上，他和贾似道是同路人。
蒙古军队没有闲着，他们不断发起一些小规模的侵袭，俘人掠财而去。但有一次，阿朮遭遇襄阳的水军，差点被活捉。这件事过去不久，刘整就提出一个建议：建设一支水军。刘整认为，蒙古军队擅长陆战，精兵突骑，无往不利，但一到水里就不行了，因此蒙古必须有自己的舰船和水兵，才能在水陆两方面全面压制襄阳。应该说，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但刘整很快就付诸实施，到1270年时，这支水军已经完全成形：船5000艘，水军七万。蒙古军队最大的一个弱项被刘整全面提升了。
这一年，前来增援的蒙相史天泽又在襄阳城南自西向东筑起长围，彻底断绝了襄、樊的粮道。至此，襄阳和樊城被孤立于南宋疆土的北端，有如困兽。这一切于南宋不利的局面，基本都出于被逼投敌的刘整之谋划。
襄阳古城墙上的塑像
范文虎：怎一个“拖”字了得
杀死宫女之后，皇帝和群臣都不敢再提襄阳二字，但贾似道的担忧却日甚一日。
在此之前，他至少已经派出六次援军赶赴襄、樊，但无一例外都失败了。实际上，这些援军大多未能接近襄、樊就被蒙古兵击破，粮草自然也成了蒙古军队的战利品。从1269年到1272年，蒙古斩获的这类战利品之丰富，估计足够支撑他们围城数年。而吕文焕的粮草储备却是越来越少。
屡次发兵又屡次失败的人中，就包括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关于此人，历史记载不详，有人说他是贾似道的女婿，也有人说他是吕文德的女婿，还有人说他跟贾、吕二人根本没关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得到了贾似道的重用，原因就是他听贾似道的话，凡是贾似道作出的决策，他都坚决拥护；凡是贾似道的指示，他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范文虎第一次赴援襄、樊是在1269年夏天。当时沿江制置使夏贵率领兵士四万人、舰船2800艘前往襄樊救援，结果在虎尾洲被阿朮重创，士卒战死或溺死与汉江者达三万人。按照贾似道的指示，范文虎率领船队前去增援夏贵，结果刚到灌子滩就被阿朮截住，宋军伤亡惨重，而范文虎稍战即退，乘轻舟逃生。
如此一位临阵脱逃的大将非但没有受到任何惩处，反而被继续重用，由此可知当时南宋形势之一斑。
1269年底，京湖制置使吕文德因病去世，临死前他数次哀叹：“误国家者我吕文德也。”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吕文德的叹息，是后悔允诺蒙古人开设榷场。但仅此一事，不足以“误国”。吕文德最大的失误，实际上是逼走刘整，他至死也没能反思到这一点。
接替吕文德职位的是李庭芝——这是南宋末年少见的品德、才能俱佳的将领之一。但很可惜，他生错了时代。
汉江轮渡
新任京湖制置使李庭芝在1270春天正式上任，他所要做的首要之事就是督师援襄。范文虎听说李庭芝来了，丝毫没想到这是襄阳之福，只是觉得对自己不利，于是修书一封，遣人送给贾似道：“襄阳之围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我将兵数万入襄阳，问题就全部解决了。但是，请不要让我受李庭芝的节制。等我解了襄阳之围，定将功劳归于恩相您的名下。”贾似道居然立即答应了范文虎的请求，仿佛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口气狂妄的家伙刚刚吃了败仗——事实上，我觉得贾似道可能的确不知道，他瞒骗皇帝，而范文虎则瞒骗了他，上行下效，有如瘟疫般流传。范文虎得了贾似道的授意，处处与李庭芝为难。李庭芝屡次准备发兵，都被范文虎阻止，说上面的命令没下来，怎可随意发兵？这其中不难看出派系之争的影子。
命令自然是等不来的，贾似道在临安花天酒地，范文虎则在军中如法炮制：他终日与妓女厮混在一起，踢踢球，喝喝酒，不知今夕何夕。
如此一拖，一年过去了。襄、樊城中，苦守的将士迟迟不见援军，常常南望恸哭。形势对南宋愈发不利——1271年初，蒙相史天泽在万山已经筑城完毕；5月份，蒙古的援兵又从各地源源不断涌来，“所至顺流纵筏，断浮桥，获将卒、船舰甚众”。至此，襄阳几乎已被围成一个铁桶。
也是在这一年，蒙古改国号为元。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忽必烈
转眼到了6月，几场大雨之后，汉水暴涨，正是向元军包围圈发起冲击、打开缺口的最好时机。在李庭芝的强烈要求下，范文虎已经没有推脱的理由，他率领卫卒及两淮水军共计10万人、战舰1000余艘，沿汉水而下。这是十余次援襄行动中人数最多的一次。但是范文虎再次上演临阵脱逃的把戏——大军行至鹿门山附近，阿朮夹江东西为阵，摆好了与范文虎大战的架势；但双方刚一交手，范文虎就乘着夜色逃跑，留下大量战船、兵器和士兵，统统成了元军的战利品。
范文虎一贪生怕死的无能之辈，居然把援襄的最好时机拖延消耗过去，将苦守的吕文焕和张汉英等人推入越来越深的绝境，李庭芝心头的愤怒可想而知。 但他除了叹息别无他法。
无名氏：他夺走了最后一根稻草
1272年春天，元将张弘范向阿朮贡献了一条建议：“襄阳在江南，樊城在江北，我们从陆上进攻樊城，襄阳就派出水军来救援，二城互为呼应。我们应该斩断两城的联系，先攻下樊城，然后一鼓作气取襄阳。”阿朮采纳建议，毁掉吕文焕苦心经营的浮桥，完成了对襄阳和樊城的分割包围。
这是襄阳被围的第五个年头，尽管吕文焕事先有所储备，但五年的消耗之后，粮食、衣服等物资已经严重匮乏。樊城的情况大致也是如此。到了这个地步，襄阳的战事在临安朝中已是公开的秘密，贾似道依然骄横专权，但已经无法再封锁消息。
6月，樊城守将张汉英想出了一个计策：他招募了一个水性好的人，将一封求援的蜡书藏在其发髻中，然后令其头顶杂草，浮水而出。蜡书上说：“元军的鹿门堡早已筑好，请从荆、郢方向救援。”荆即今荆州，郢即今钟祥，都在襄阳正南方向，而且都不远——乘汽车的话，到荆州不过两个多小时，到钟祥仅需一个小时。
夏天时水面有浮草十分正常，所以张汉英“派出”的这团草起初并没有引起注意。但行至一个隘口时，守卫的元兵看见这么多草漂来，打算钩上岸来做燃料用，结果发现草下有人。泅者被抓获，元军得知蜡书内容后，立即增派重兵，重重封锁了自荆、郢至襄、樊的通道。
襄阳古城
这一次南宋的反应比较迅速，荆、郢通道一断，朝廷立即下诏令李庭芝移屯郢州。这一安排还算比较合理：一来郢州距襄樊较近，可随机应变，筹划援襄事宜；二来也可防范元军乘乱从郢州南下。
李庭芝到了郢州，即刻着手准备援襄之事。他深知襄阳已到最为危急之关头，倘若再无援兵到达，就将沦入元军之手。经过仔细研究，李庭芝发现襄阳西北有一条清泥河，为汉江支流，由于河水较小，所以并未被元军占据，于是就下令在清泥河造轻舟百艘，准备先给吕文焕运送些补给过去。船造好之后，以三舟联为一舫，中间一舟装载粮草物资，左右两舟虚为掩护。李庭芝又赏重金，在郢、襄民众中招募了一支3000人的“民兵敢死队”，以张贵、张顺为都统。这支部队虽是临时组建，但李庭芝对他们寄予了厚望。出发之前，李庭芝将3000人集合起来，告诉他们：此行凶多吉少，各位需怀必死之心；谁若没有决心，就请速速离去，不要坏了大事。
他很欣慰，3000人众志成城，没有一人退却。
那一夜，汉江水涨，上百艘轻舟出清泥河，在深沉夜色掩护之下，顺水疾驰。船上预备的火鎗、劲弩、炽炭、巨斧统统派上了用场。在布满元军船只的江面上，他们乘风破浪，直入重围，元军皆披靡以避其锋。如此恶战120余里，终于在黎明时分抵达襄阳城下。张贵清点军士，发现张顺已然战死。
二张援襄的行动堪称奇迹，他们给吕文焕带来的不仅有粮食和食盐，还有希望和继续坚守的信心。但这显然远远不够，吕文焕需要的是更大规模的援军，是一场胜利，是襄阳的转危为安。
几个月之后，吕文焕接受张贵的请求，准许其还郢，另做打算。但张贵自恃骁勇，想在回郢途中与元军大战一场。吕文焕于是派遣密使携蜡书赴郢，请求出兵，与张贵里外夹击。这两名使者水性极好，而且“能伏水中数日不食”，他们成功穿越元军密不透风的水中屏障，将蜡书送达郢州，并带回了范文虎的许诺：发兵5000，驻龙尾洲以助夹击。
约定的日子到来，张贵辞别吕文焕，顺汉水东下龙尾洲。此时一个意外出现了：张贵检点军士，发现了少了一名亲兵，而这名亲兵因犯军令刚被施以鞭刑。他在部队出发前忽然消失，只有一种可能性：投靠了元军。一种不祥之感涌上心头，但张贵还是决定赌一把，他觉得元军也许还没有得到消息，若加快行动速度，也许事情还有希望。
雾锁汉江
虽是漆黑的夜晚，但张贵似乎觉得悄悄行军已经没有意义，他下令船队鼓噪而行。
还是那支“敢死队”，还是顺水疾行，还是如来时一般横冲直撞。元军纷纷躲避。
夜半至小新河，他们被阿朮与刘整拦住，一番厮杀，损失惨重，所幸还是冲了出来。
两岸火光冲天，亮若白昼。
至勾林滩，龙尾洲已遥遥在望。一眼看去，有军船旗帜纷披。张贵以为，接应的船只来了，于是急忙命人举火示意，并加速向前靠近。
张贵赌输了，等在龙尾洲的不是自己人。两天前，范文虎“以风水惊疑”，退兵30里。而元军得到情报，抢先占领龙尾洲，以逸待劳。
给元军送情报的，正是那名消失的亲兵。他在史书上没有留下任何其他信息，甚至连名字也没有，却毁掉了一个原本很有希望的计划，和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部队——这是吕文焕眼中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从此以后，南宋再也没能组织起有效的救援。
张贵被俘后拒不投降，被杀。阿朮命人把张贵的尸体运至襄阳城下，城中气丧。
襄阳市景
吕文焕：降还是不降？这是一个问题
在浓重的绝望之中，襄阳和樊城迎来了1273年。虽然春天正在来临，死亡的气息却笼罩在每个人心头。
城里的积储越来越少了，他们把房子拆了当柴烧，把纸币串在身上做衣服。是的，襄阳城里不缺钱。根据《宋史》等书的记载，自1269年8月至1272年6月，朝廷先后给襄阳和樊城送过10次钱，总数高达2800万钱，他们多少收到了一些。但围城之中，要钱有什么用呢？他们需要的是盐米柴薪和布帛，但前后七次补给，他们只收到了三次。
襄阳的告急文书此前到达过临安，但没有什么用。贾似道一边屡次向皇帝申请北上襄阳，一边指使他人上表劝阻。他依然热衷于演戏。
李庭芝在做最后的努力。他获得朝廷的许可，打算用重金和高位诱惑刘整重新为南宋效力。这个天真的计划刚开始实施就被元人识破而夭折了，而事实也证明，刘整是不可能回心转意的。
到了故事的尾声，吕文焕成了唯一的主角。而在整个襄阳之战的过程中，他又是最为复杂的一个人。
他有忧患意识。阻止兄长吕文德开设榷场就是证明。
他作战勇猛。坚守孤城，让不可一世的元军在襄阳停滞六年之久，有几人能做到？
他有谋略。元军围城之初，他设浮桥于汉江之上，使襄阳和樊城互为呼应，避免了两城被迅速攻破的命运。此外，他至少六次率兵出城，主动邀战，虽然作用并不大，但对元军毕竟是一种干扰，对城中百姓也是一种鼓舞。
他有气节。吕文德死后，元朝不断劝其投降，他不为所动；刘整亲自到城下游说，被他一箭射中，差点丢了性命。
但他又颇有私心。樊城陷落之后，朝中群臣曾一致举荐高达去救援襄阳，因为高达曾任襄阳知府八年，十分熟悉襄阳防务。但吕文焕不愿意，因为高达一向与吕氏有隙。为了阻止高达到来，他不惜向贾似道学习：抓了几个元军哨兵，谎称大捷，以此表明自己有能力守住襄阳。讽刺的是，他这是多此一举，因为贾似道早已阻止了高达的襄阳之行。
最后，吕文焕投降了。
1273年1月，元军使用新式武器 “回回炮”（一种巨型投石机）轻松攻破樊城，然后疯狂屠城。守将张汉英、范天顺、牛富等人全部战死或自杀。
屠城，是对此前五年樊城顽强抵抗的报复，也是对吕文焕的警告：若不投降，襄阳将遭遇同样的命运。事实上，刘整已经打算这么做了，吕文焕射出的那一箭让他怀恨在心。但另一位元帅阿里海牙阻止了刘整，因为元朝皇帝忽必烈是主张招降吕文焕的。
襄阳古城上的雕塑
可是“回回炮”还是击中了襄阳谯楼。这是最后的警告。声如雷震，城中汹汹，一些将领翻墙出城投降了。
2月的一天，阿里海牙来到襄阳城下，带来了忽必烈的招降文书：“你据守孤城，于今已经五年。为国效力，理所应当。然而如今襄阳势穷援绝，数万生灵该何去何从？如果归顺我大元朝，可保这些人生命无虞，而你吕文焕也将得到重用。”
摆在面前的路只剩两条：降还是不降？其实它可以直接换算成那个哈姆雷特式的疑问：生还是死？这是个问题，但不应该是吕文焕一个人的问题。襄阳之战前前后后牵涉了南宋的无数高官和将领，这个原本该由国家来回答的问题，最终却要由吕文焕一人来作出抉择。这是一个两难的抉择，选任何一个都代价高昂——誓死抵抗，那么结局就只有死，而且还要搭上全城数万条生命；投降，他就要背上判臣的骂名，万劫不复。
吕文焕犹豫不决，阿里海牙则折箭盟誓：元朝皇帝承诺的一切，必不食言。
吕文焕选择了降。他献出襄阳城的钥匙，任元朝的铁骑蜂拥入城。
我相信吕文焕的投降是被逼无奈，也愿意相信他是为襄阳的几万生灵作出了自我牺牲。然而事情又绝非如此简单——吕文焕投降之后，瞬间完成了角色的转换，不仅献上了攻郢州的计策，还毛遂自荐愿作先锋。
那一刻，他在想什么？无人知道。
明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提及，1275年的时候，南宋谢太皇太后下诏（宋度宗赵孟启于1274年卒，其子孝恭帝赵显嗣位，年仅四岁，谢太皇太后临朝执政），祈望吕文焕等降将能够念及旧情，为宋元两方协调，息战通好。在给谢太皇太后的回书中，吕文焕详细描述了自己投降元朝的心路历程：“报国尽忠，自揣初心之无愧，居危守难，岂知末路之多艰？……至若襄城之计，最为淮甸之危，……迅烈如水火之冲激，飘扬若风雨之去来，坐一日以尤难，居九年而可奈。南向高筑，盖已扼吾咽喉；樊城剪屠，又已去吾羽翼。……凶焰如斯，先声荐至，仰天而哭，伏地而哀，……因念张巡之死，无救于前；尚效李陵之生，冀图于后。……是使忠良误陷于夷狄，乌能绝意不念于乡闾？……”
降元两年之后，已经身居高位的吕文焕依然在为自己的投降辩护，声泪俱下，痛彻肺腑。这段记载虽不见于正史，但我觉得它却是吕文焕内心的真实写照。当然，他多少美化了自己，将自己比作西汉投降匈奴的李陵。
与此同时，他又在为元朝的伐宋大业不遗余力地做着贡献。
文天祥作品
又过了一年，1276年，谢太皇太后奉传国玉玺，上表乞降，并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前往元军营中与元左丞相伯颜谈判。在那里，文天祥见到了吕文焕，并怒斥其为乱臣贼子：“父子兄弟，受国厚恩，不能以死报国，乃合族为逆，尚何言！”吕文焕面有愧色。
文天祥是南宋末期最著名的爱国将领，一曲《过零丁洋》，气节贯云天。他的确有资格痛骂吕文焕。可是，若时光可倒流，一切重新来过，让他处在1273年春天吕文焕的位置，他又该如何抉择？
襄阳之战结束后六年，1279年，宋亡，立国320年。
在这六年间，元军攻势如摧枯拉朽，而大批南宋将士则纷纷投降，其中就包括范文虎、夏贵、高达等人。元帝忽必烈曾把这些降将召集在一起，问他们为什么要归顺元朝。这些人回答说：“贾似道专权，优待文臣，轻慢武将。臣等胸中积怨已久，所以望风归顺。”忽必烈说：“贾似道轻慢你们，是贾似道一人之过，可你们的皇帝有什么亏待你们呢？若事情真如你们所说，那贾似道轻视你们也是应该的。”
忽必烈认为这些降将自身都有问题，他们对于南宋的灭亡都负有责任。此言可谓犀利，但他只说对了一部分。
很多人讨论南宋灭亡的原因，都归之于蒙古军队的强大和权臣贾似道的误国。这当然是其中的原因，但并非全部。南宋在襄阳的失败和它六年后的灭亡一样，都不是某几个人或某几件事导致的结果，而是由于南宋这个大系统本身的“病变”。在年深日久的累积中，“病毒”已经侵蚀这个国家肌体的每个部分，并使它最终崩塌，而蒙古军队不过是加速了这个崩塌的过程。
杭州西湖
北京元大都遗址公园
襄阳汉江
这种病无药可医。
严格世袭的皇权体系，意味着必定有许多庸才坐到皇帝的宝座上，比如赵孟启；庸才缺乏辨别贤愚的眼光，更无治理国家的能力，当然要依赖亲信之臣，贾似道之类依靠裙带关系攀上高位之权臣的出现，实属必然；权臣又要维持自己的权势，而且处心积虑阻碍有才华的人上位，于是派系之争出现，阿谀奉承的小人被提拔，心有不满者遭排挤，范文虎是前者，刘整是后者；及至强敌来犯，当为国效力之时，各方利益的纠葛也趋于高潮，于是名将李庭芝遭遇掣肘，与贾似道素来不和的高达被摁在了后方；至于那位给元军报信的无名小卒，也是这“九连环”中的一份子，大环境在逼迫所有人；最终，吕文焕被逼上了绝路。
襄阳之战是解读南宋灭亡的一个典型事件，两座城和几个人的命运变迁，折射出一个没落王朝的深重矛盾和无数个体的复杂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