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进式延迟退休方案”的传闻近日在内地网络上流传，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和人均寿命的延长，延迟退休可以说是大势所趋。在全球范围内看，美国、日本、德国等不少国家均采取了延迟退休政策。中国政府早在2012年就将延迟退休纳入了社保改革的议程。尽管官方尚未明确公布延迟退休的具体时间和方案，但社会大众已意识到形势使然，延迟退休不久将会来临。
当前延迟退休的迫切形势，主要来自财政压力。财政部发布的2022年财政收支情况显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3703万亿元（人民币，下同），比上年增长0.6%；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6.060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6.1%；支出增速高于收入增速，全年收支缺口5.6906万亿元。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7.7879万亿元，比上年下降20.6%；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1.0583万亿元，比上年下降2.5%；收入降幅远大于支出降幅，全年收支缺口3.2704万亿元。“两本账”全年形成的财政收支缺口达到8.961万亿元。
而全国社会保险基金账户无法自给、差额缺口不断扩大，又需要公共财政持续输血维系。全国社保基金账户从2012年开始出现差额缺口（当年社保支出─当年保费收入），到2020年差额缺口扩大到2.9147万亿元。同期，公共财政对社保账户的补贴从5518亿元扩大到2.1014万亿元；社保财政补贴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从2.31%快速上升到11.49%。
数据显示，2022年全年社保基金收入7.1万亿元，支出6.6万亿元，年底累计结余7.4万亿元。表面上看，社保收入大于支出，但其实靠政府财政补贴才保持盈余。在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项目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660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1%；支出规模仅次于教育项目位列第二，增速在所有项目中排第三。
老龄化加剧社保压力
社保放到地方，形势更严峻。社保负担大省，财政自给率偏低，高度依赖于转移支付。2020年全国只有7个省份养老金为淨贡献，3个省份持平，剩余21个省份需要“救济”。其中，广东上缴养老金达到1085亿元，淨贡献645亿元；辽宁淨贡献为-555亿元，获中央政府745亿元调剂。
近年来，政府通过大幅举债来填补收支缺口和社保亏空。2022年，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合计7.3676万亿元，其中一般债券2.236万亿元、专项债券5.1316万亿元。其中，全国发行再融资债券2.611万亿元，占全年债券融资总额的35%。须注意的是，再融资债券融资大量用于偿债。全年地方政府债券到期偿还本金2.7758万亿元，其中发行再融资债券偿还本金2.391万亿元、安排财政资金等偿还本金3848亿元。这说明“以债养债”的问题比较突出。同时，付息成本持续增加。2022年债务付息支出1.1358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7%，增速仅次于卫生健康项目位列第二。
随着老龄化加速，退休人口快速增加，劳动人口减少，现行的“现收现付制”将不断扩大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压力。在90年代之前，中国没有社会保险和养老金。社保基金在成立之后便存在一大笔“历史欠账”，今天年轻人缴纳的社会保险，很大一部分用于供养退休老人。在老龄化加速时期，持续减少的劳动人口难以供养不断增加的老年人口。
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67亿，占总人口的18.9%；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亿以上，占总人口14.2%。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老龄化的速度更快。从深度老龄化到超老龄化，德国持续了36年，日本用了12年，中国预计只需9年。预计到2050年中国的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占总人口30%。
2022年中国人口规模达到峰值，同时劳动人口加速下降。中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7556亿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62.0%，同比减少666万人。预计未来十年，中国劳动人口平均每年减少1000万左右。
以当前的形势来看，这种“寅吃卯粮”的操作很快难以为继。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预测，2027年养老金结存达到峰值6.99万亿元；到2028年，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当期结余可能首次出现负数，养老金结存开始下降，到2035年有耗尽结余的可能性。
在此背景下，延迟退休成为了缓解财政支出和社会基金支付压力的必选项。从国际上来看，延迟退休是缓解养老金危机的通行做法，符合人口老龄化、人均寿命延长的趋势。就中国而言，延迟退休一方面让年轻劳动者增加缴费，另一方面将兑付押后数年，缓解“寅吃卯粮”的收支危机。
当前，中国法定退休年龄，男性60周岁，女干部55周岁，女工人50周岁。发达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法国60岁，实际退休年龄59.4岁；德国65岁，实际退休年龄62岁；英国男性65周岁，女性60岁，实际退休年龄62.6岁。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法定退休年龄偏低。
不过，延迟法定退休年龄需要考虑很多因素，包括人均寿命、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社保水平、老年人的就业状况等。按照当前德国人均寿命预期81岁推算，德国老年人在62岁退休后人均可以领取19年的社会保险基金。当前中国男性人均寿命为75.8，60岁退休的男性老年人平均领取15.8年的社会保险基金。如果退休延迟，那么领取社会保险基金的时间还将压缩。在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60多岁的老人仍保持较好健康状况和就业条件，但是中国不少老年人进入55岁缺乏竞争力，便处于隐性失业状态。
深层次改革应对危机
延迟退休在任何国家都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所谓渐进式延迟退休，就是小步慢走策略，每年将退休时间推迟几个月，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最终达到新制定的法定退休年龄。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好处是降低对不同年龄段劳动者的冲击。
在中国，延迟法定退休年龄需要考虑更多结构性的问题，平衡城乡之间、体制内外之间、年轻劳动者与退休老年人之间的利益。实际上，中国社保基金的矛盾错综复杂、兑付危机持续增加，仅仅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牺牲”年轻人的利益去填补历史性窟窿和承担老龄化的代价，既无法真正解决问题，也不利于社会公平。
解决社保基金危机，中国需要一次系统性深层次的改革：
一是政府需调动大规模国有资产充实社保基金账户。社会保险基金的“历史欠账”主要来自国有企业和行政机构，如今收益丰厚的国有企业拿出利润或资产来充实社会保险基金属于应尽之责。2017年国务院出台《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要求部分国有企业划拨国有股权的10%充实社保基金。截至2021年1月，共划转93家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国有资本总额1.68万亿元。
二是加大行政机构和社会保险基金制度改革。精简行政机构规模和财政供养人数，打击吃空饷、领取高额福利现象；降低体制内社会保险基金水平和公积金水平，大幅提高体制外人口尤其是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险基金的统筹部分金额；社会保险基金市场化改革，提高投资收益率。
三是改革财政系统和金融系统。财政支出从大规模基建投资全面转向生育、教育、住房、医疗、就业等社会福利建设，财政收入从间接税的增值税、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逐步转向直接税的企业所得税、房地产税，推动银行市场化和利率市场化，降低房贷利率和企业贷款利率，通过降低家庭负担、削减家庭债务、增加家庭收入，从而根本上解决养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