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0-09 16:58
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
——《顾亭林诗文集》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的杰出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
顾炎武（1613—1682），明朝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今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人，本名绛，字忠清、宁人，亦自署蒋山佣；南都败后，因为仰慕文天祥学生王炎午的为人，改名炎武。因故居旁有亭林湖，学者尊为亭林先生。著作有《日知录》等。
1639年，27岁的顾炎武参加科举考试再次落榜，从此他不再“从四方之士征逐为名”，而正式开始从事经世致用的学术研究和著书立说。他开始编撰《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被认为是一项“坐集千古之智”的工作。
在顾炎武看来，明朝灭亡的真正原因是由于其内部封建伦理道德的沦丧而造成的。在明清时期反理学的浪潮中，顾炎武以高扬经学的大旗为其重要特征。他对宋明理学的“性与天道”不以为然，认为不讲辞受、出处，而终日陷于论辩之中，绝非孔孟儒学正统。他说：“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也；出处、去就、取之、辩之，乃孔子、孟子之所恒言也。”因此，顾炎武一生为学，始终以国家治乱之源，生命根本之计为出发点，切实去探索“六经之旨”、当世之务。
顾炎武通过提倡经学来作为其倡导经世致用之实学的号召。他提出了“理学，经学也”的著名命题。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他详细论列了天文气象、农田水利、采矿、制盐、造船、航海、海战和内陆河流湖泊的水战等各方面的知识。特别令人惊异的是，他已经开始研究“船坚炮利”的问题。他致力于开辟中国哲学知识论的前进方向，认为圣人之学本质上是一种注重个人道德践履和社会政治实践的学说，虽然也讲“和顺积中，而英华外发”，有体用之分，但并没有用心于内之说。顾炎武反对理学家“专用心于内”，但主张发挥“心”的能动作用，去认识事物，去“裁物制事”。
“士无实学”，在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及工艺知识的基础上建立了“究天人之际”的哲学思想。他还探讨了如何解决士大夫之无耻这一国耻问题，探索道德文明的重建之路，提出了“明体适用”、“博学于文”及“行己有耻”的思想。他批评读书人脱离实际，将过去那些虚无缥缈的世界重新回归现实，认为《易》是一切学问的核心与灵魂，研究该学问不但要着眼于自然界及人类社会，而且还需要研究《春秋》，只有这样才能明白天下之道理。
顾炎武认为一切关于自然及社会的知识都是认知的对象。他批评宋明以来的理学、心学，说“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神州荡覆，宗社丘墟。”在其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他总结了历代治水的“善治水者，固以水为师耳”经验，揭示了先验之理与社会实践的矛盾，说明了只有生活及实践才是人类知识的真正来源。他认为历史的时势是由人造成的，人定能胜天。
正因为顾炎武把自然知识、工艺知识和社会知识作为认识的对象，而不是传统的“格”伦理之“物”、“致”道德之“知”，所以他才能意识到真理的追求乃是一个无限的过程，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伦理学意义上的“境界”论改造为知识论意义上的关于认识无穷发展的学说。
顾炎武一生将道德、学问、文章有机融为一体，终身孜孜追求，成为学者的楷模。其一生治学，都以务实致用为依归，以“文须有益于天下”为指导思想，认为大丈夫之所以学习的原因，是为了明白事理，济世救民。如果只是为了吟诗作赋，玩文字游戏，那就成了所谓的雕虫小技，又有什么用处呢？他与同时代的方以智、王夫之等不约而同地开启了以经学为求道工具、以匡时济世为立道目的的实学思潮。其品志之高洁，人格之伟岸，即使在今天依然具有经久不衰的精神震撼力量。
【参考文献】许苏民：《顾炎武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