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贺岁电影《满江红》走红,激起网络上对南宋初年历史的热议。岳飞在大破金兀术、河北义军群起响应的大好局面下,被宋高宗强迫班师,收复中原的壮志付之流水,在绍兴和议之后更是被诬以大罪,冤死于诏狱之中,千载之下,令仁人志士无不扼腕。
关于杀岳飞的主谋到底是宋高宗赵构还是秦桧,以及岳飞被杀的原因,网络争论十分热烈。总得来看,关于岳飞的死因,影响比较大的有“岳飞是军阀”“岳飞想迎回宋钦宗让赵构退位”“岳飞身为武将干预立储”这三种说法。其实,放到宋朝制度的大背景下去看,这三个说法都不能成立。
先来谈一谈军阀说。且不论岳飞是不是军阀,其军队确实拥有较大的自主权,但这种自主权是赵构鼓励的。
东京城破,徽钦二帝及赵宋宗室被金军掳走后,唯一漏网的赵构很快即位,其实当时形势还不算太糟。战略地位重要的关陇还掌握在宋军手里,精锐的陕西军虽然在救援东京、太原的战争中损失惨重,但实力尚存,并且日后仍然充当了南宋对金战争的主力,宗泽也在金军退走后重新占领东京,并且整合大量溃兵与民间义军,多次击退金军的骚扰,在军政两方面都把东京城经营得很好。
而金国内部在对宋策略上,则有完颜斡离不与完颜粘罕的和战之争,金国也没打算占领中原,而只是想换掉屡次失信的宋朝皇室,改用傀儡统治中原,向金国输送钱物,给金国贵族享受。
但赵构将宗泽和河北义军视为异己,不打算还都东京、恢复失地,在宗泽失望而死之后,更是任用庸才杜充为东京留守,拆解宗泽整合的军队,使其重新沦为盗匪,对河北义军也不闻不问,坐视其被金军歼灭,自己则在扬州天天醉生梦死,尽显少年纨绔气质。
结果金军再次南下,杜充不战而放弃东京,导致中原彻底沦陷,赵构更是被金军赶到海上,还被吓成了阳痿。
赵构自己把好局败坏干净之后,社会秩序崩溃,军队都沦为盗贼,自己手上无拳无勇,为了保命,不得不采纳范宗尹的建议,对朝廷无法掌控的军头给予地方财权和政权,让他们放手去镇压和收编乱军乱民,只要忠于自己就行。
后来为了更有效地对抗金国及其傀儡伪齐刘豫,赵构更是鼓励自己信任的将领张俊、韩世忠、岳飞等扩大辖区,自主作战,形成诸大将统兵的局面。可以说,是赵构自己推动了岳飞等大将的“藩镇化”或所谓“军阀化”,而日后赵构收诸将兵权时,包括岳飞在内的诸将都非常配合地交权,对皇权并不构成威胁,因为“岳飞是军阀”所以被杀,是不能成立的。
再来说“迎回二圣”。
从赵构即位开始,“迎回二圣”就是他自己的政治口号,此时性理之学在民间已非常盛行,全社会对伦理很注重,向社会显示自己的孝有助于增强统治的合法性,所以“迎回二圣”不但赵构自己说,诸多文臣武将也说,岳飞喊赵构喊的口号,又怎么会成为致死的原因?
何况,迎回二圣并不等于赵构就要让位给宋徽宗或者宋钦宗,这在南宋已经是共识了,即使真迎回来,也就是给个王公待遇而已。当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金人试图立宋钦宗的儿子为帝统治华北时,岳飞直接将宋钦宗呼为“天眷”,且此后不再称呼宋钦宗为“渊圣”,政治敏感度是有的,也不会在这件事上得罪赵构。
最后说说“干预立储”。这方面的误会实在太多,应该详细申说。
岳飞建议立储有两次,一次是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一次是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岳飞被宋高宗训斥是绍兴七年那一次,因为部分重要文献没有记载此事,有没有发生尚有争议,但即使发生了,也不能说明宋高宗因此就要杀岳飞。
宋朝不是明清时代,在宋高宗彻底掌控南宋并予以劣化之前,皇帝的疑忌还没那么多,很多在明清看起来大逆不道的话,都可以拿到台上来说。赵构在扬州被金人吓到阳痿,没有了生育能力,而此前生的儿子则在苗刘兵变中受惊吓而死,于是就成了无后之人,随即有诸多大小臣僚劝他抱养宋太祖后裔为皇子,如果将来还是生不出孩子,就以养子为太子,对此赵构一概接受,并且对这些臣僚进行嘉奖和鼓励。
具体到岳飞,绍兴七年劝赵构立太子,是因为当时金人有意立宋钦宗之子赵谌为帝统治华北,这样一来华北军政格局将会大变,为了对冲此事,作为一方统帅的岳飞不得不向赵构进言。赵构虽然对他身为武将建议立储有所不满,但随即让薛弼安抚岳飞,次年还专门让岳飞进宫见自己抱养的皇子(即后来的宋孝宗),并没有因此就要杀岳飞的意思。到了绍兴十年,岳飞北伐之前再次上疏劝立太子,《鄂国金佗稡编》记载赵构“叹其忠”,夸奖岳飞“非忱诚忠谠,则言不及此”,更可见劝立太子一事并非赵构杀岳飞的原因。
何况自北宋以来,就有燕达等武将参与立储之事,但并未受到皇帝猜忌,反而安然善终,有人认为岳飞“以武将身份干预立储是找死”,是对宋朝“猜忌武将”的特点想象过度了。
宋高宗真正杀岳飞的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主要是岳飞太有个性,在一些事情上得罪了赵构个人。
岳飞虽是武将,但努力上进,折节读书,向士大夫靠拢,所以具有士大夫“从道不从君”的品质,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岳飞母亲姚氏病逝,事母至孝的岳飞决意遵守儒家礼法,为母亲守三年之丧,但当时赵构需要岳飞统军应付局势,因此催岳飞“夺情起复”,回去主持军政。岳飞秉承先秦儒者“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的精神,坚决要求为母守丧,赵构连催三次,第三次的诏书就是2007年杭州西泠秋拍会上拍出天价的《起复诏》。
对比赵构传世的书法作品,绍兴四年的《付岳飞》帖和绍兴六年的《起复诏》,意味已经有所不同。前者是赵构与岳飞处于蜜月期时的作品,特别体谅岳飞“风霜已寒,征驭良苦”,关照之情连我等千年之后的现代人也能感受到;后者则虽然仍有客套话,但“反经行权,以墨绖视事,古人亦常行之,不独卿始,何必过奏之耶”一句,已经显示出不耐烦的意思。
因为这时赵构发现岳飞并不是完全依附于自己,对一些原则的坚守还在对自己的服从之上,不是那么听话,这对赵构来说是不能忍的,他还在藩邸当王爷时,脾气就是出了名的凶暴,当了皇帝之后更加希望所有人都俯伏在地,有个性的人他是不喜欢的。
到了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另一件事令赵构对岳飞真正动了杀心。
当时,宰相张浚与赵构合谋用文官节制诸将军队,首先拿战绩奇差的刘光世开刀,为了获得其他军头的支持,声称要把淮西军交给岳飞。岳飞虽然已经是一方统帅,但兵力在诸大将中是最少的,因此每次与伪齐作战虽然取胜,但难以扩大战果,若能得到数万淮西军,不但消灭伪齐不是问题,就是击败金军、收复故土也有望了,岳飞因此兴高采烈,充满了期待。
但赵构、张浚君臣不愿意放过从武将手中收回兵权的机会,最终决定派文官吕祉接管淮西军,结果刘光世部下郦琼不服吕祉,发动兵变,投降伪齐,南宋损失数万生力军。
岳飞空欢喜一场,不但没能接管淮西军,还眼看着数万淮西军叛逃伪齐,给将来北伐平添变数,盛怒之下请求辞职,没等赵构批准就避居庐山,为母亲守孝,赵构派岳飞的幕僚、部将前往苦劝,岳飞才回军视事。
赵构将岳飞此举视为“要君”,虽然为了对敌金人,对岳飞仍用好话抚慰,但同时也以宋太祖“犯吾法者,唯有剑耳”的话来加以警告。可以说,岳飞如此有个性的行为大大地得罪了赵构,令其对岳飞萌生了杀心。日后秦桧给岳飞罗织的罪名,第一条就是“日谋引去,以就安闲”,指的就是这件事,可见赵构对此何等地耿耿于怀。
到了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岳飞在北伐中连战连捷,试图联结河朔义军,收复两河,但赵构急于与金谈和,以便在安全的环境下收诸将兵权,连发十二道诏书催岳飞班师,岳飞十分勉强地接受了命令,此后继续明确地反对和议。
北伐胜利后,岳飞与张俊、韩世忠一起,很快被赵构解除了兵权,到中央当了枢密副使,随即又被秦桧党羽弹劾罢职,只领宫观闲职,回庐山赋闲。此时岳飞无拳无勇,反对和议只是表明态度,其实并没有反对的资本,赵构也没有必要因为他态度上反对和议就杀他。但赵构不喜欢跟自己唱反调的人,岳飞坚持抗战,在态度上跟自己针锋相对,令赵构极为不满,正好金人在议和条件中要求杀岳飞,赵构与主持和议的秦桧遂各取所需,杀害了岳飞。
赵构因为岳飞态度上不服从,即使没有实力威胁自己,也要杀掉岳飞,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论断很无厘头。其实,赵构对不服从的武将固然要杀,对不服从的文臣也要杀,令他们匍匐在皇权脚下,是赵构的爷爷宋神宗赵顼以来的皇帝们的理想,宋神宗和两个儿子宋哲宗、宋徽宗都在推进此事,宋高宗则更上更一层楼,强爷胜祖。
我们可以稍微回溯一下北宋的政治史。北宋建立以来,惩于晚唐五代藩镇跋扈,宋太祖在中央分散宰相的权力,在地方分散藩镇的权力,到宋太宗晚年,宋朝境内已经没有人可以拥有改朝换代的实力,且将来也不会再有。虽然没人能威胁皇帝,但难能可贵的是宋太宗并没有因此就肆无忌惮地乱来,他担心子孙们昏庸失国,因此命令子孙尊重文臣,给文臣以很高的礼仪规格,且儒臣对子孙从小就进行严格的教育。所以北宋前期,虽然制度无法再制衡君权,但短期内,因为宋太宗的清醒和他奠定的家风,让皇权不至于恶性专制。
但是宋仁宗无子,宋英宗以旁支入继大统后,情况就改变了。宋英宗这一支宗室旁支受宋太宗门风的熏陶不够,同时赵氏江山稳固已久,皇帝也不需要再像北宋前期那样小心翼翼,再加上大量的投机者试图通过依附稳如泰山的皇帝来获取功名利禄,于是宋神宗与王安石一拍即合,以“富国强兵”为名,一面掠夺民间财富,一面推动皇权肆无忌惮地凌虐朝堂、支配社会,激起北宋名臣的群体反对。
北宋后期,依附皇帝的新党与反对皇权肆虐的旧党展开了多番争斗,结果自然是有皇权加持的新党毫无悬念地胜利,宋徽宗和蔡京竟然将司马光、苏轼、苏辙、范祖禹、秦观、黄庭坚、程颐等中华民族历史上震烁古今的精英人物诬为奸党,刊入元佑党籍碑,宣称对这些人永不录用,不许其子孙居住京师、参加科举,并且试图销毁其著作。
宋高宗也不甘落后,即位之初即违背宋太祖“不得杀士大夫”的祖训,杀害进谏的太学生陈东、布衣名士欧阳澈,后来因为伪齐拿这两人做文章,供奉两人牌位,打击赵构的声誉,赵构不得不为二人恢复名誉。等到赵构、秦桧与金谈和成功,外部压力减轻之后,随即对文臣武将开始整肃,与赵构、秦桧有过龃龉的知名文臣张浚、赵鼎、胡铨、李光等虽然囿于祖训没有杀戮,但都被贬往偏僻险恶之地,遭到严重迫害,一代名相赵鼎更是最终被秦桧逼迫自杀。岳飞的被杀,与这些文臣被迫害是同一个道理,只是他身为武将,没有宋太祖祖训做护身符,所以就真的被杀了。
宋高宗对文臣武将的迫害和杀戮,不过是在宋徽宗加强皇权的延长线上,而且,这个趋势继续向下传递。到了宋宁宗时代,外戚韩侂胄借助皇权,打压反对自己的正直士大夫,制造“庆元党禁”,仿照元佑奸党碑,出台《伪学逆党籍》,将当世的知识精英朱熹、叶适、陈傅良、杨简、袁燮(二人为心学宗师陆九渊及门高弟)、吕祖俭、吕祖泰(二人为婺学宗师吕祖谦之弟)等一网打尽,贬官迫害。宋朝就这样在皇权制造的党争中不断沉沦。
而宋高宗收诸将兵权、肢解诸家军之后,虽然沾沾自喜于“今兵权归朝廷,朕要易将帅,承命奉行,与差文臣无异也”,但南宋军队的战斗力也因此直线下降。到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昔日在抗金战争中战绩卓越的宋朝名将刘锜、王权(出自岳家军)等,面对极其低效的军制和将士们被摧残到所剩无几的战意,束手无策,若非完颜亮根基不稳,后方叛乱,自己也被刺杀,宋朝很可能被完颜亮一举消灭。
日后,随着蒙古入侵的压力增大,南宋加强地方军事长官制置使的权力,以便更有效地抵抗强敌。虽然这些制置使多是文官而非武将,但这种措施与南宋初年“诸大将统兵”的格局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赵构谋求加强皇权而自败好局,但南宋最后还得部分恢复到岳飞生前的军事机制,以求生存,只是此时的南宋军事形势已经远不如岳飞北伐的时代,最终走向灭亡。这真可谓“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