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典名著《警世通言》中，讲了一则关于苏轼与王安石的故事，名叫《王安石三难苏学士》。在这则故事的开头部分，作者提到苏轼曾经和王安石打了一场嘴仗。
王安石写了一本书叫《字说》，在这本书中，他通过牵强附会的方式，把《说文解字》的内容几乎全盘推倒。对汉字的来源和释义，作出了符合自己政治思想的解释。
而且在宋神宗时期，通过官方的强行推广，要求全国的读书人都必须学习这部著作，科考也会考到当中的内容，因此激起了儒林的公愤。
后来，宋哲宗亲政，司马光上位后就把这条废除了。作为儒家学者的苏轼，当然旗帜鲜明地反对《字说》。但是苏、王二人为此事“正面交锋”的故事，显然是小说家言。
一、王安石的苏轼的“拆字”游戏
苏轼在我国民间故事里面一直很受欢迎，他总是出现在宋明以后的幽默段子里面。关于他和王安石“拆字”的这个故事，就是其中一个典型。
在民间文人的笔下，故事里的王安石，明显是充当了“愚人”的角色，而苏轼就成了专门负责取笑“愚人”的那个“聪明人”。这个故事的大意是这样的：
有一次王安石写《字说》，解释苏东坡的“坡”字：“坡，从土，从皮，谓坡乃土之皮也”。苏轼听到以后，感觉这像是在骂自己。于是反驳说，照你的意思，“滑”就是水的骨头了？
于是苏轼说，“鸠”字也有典故，你知道是什么吗？王安石不知道，很认真地请教。结果苏轼说，《毛诗》这本书里面讲了：“鸣鸠在桑，其子七兮。”
也就是说啊，鸠在桑树上鸣叫，它有七个儿子。另外，它还有父亲和母亲，那么这一家就有九口了。于是“，鸠”字就应该写成“九”再加上一个“鸟”。
王安石知道苏轼是在嘲讽自己，一气之下就把他贬到湖州去了。不过，这一则故事很大概率就是作者自己编造出来的。
因为苏轼自从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上书议论新法，得罪了王安石之后，中间一直在地方上任职。宋朝的官员任职，三年为期，到任就必须调走。
苏轼是出京到了杭州三年，然后去了密州三年，再到了徐州。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接到朝廷的调令，直接从徐州去了湖州，中途并没有回过京城，自然与王安石并无交集。
而且，挑头出来攻击王安石的人，也并不是苏轼，而是当时理学大家程颢、程颐的得意门生杨时。所以，苏轼虽然不喜欢王安石，但是这个事情却与他是无关的。
二、《字说》引发的大辩论
前面我们曾经说到，王安石写《字说》这本书，主要是为了宣扬个人的政治主张，为法家的学说张目。所以他在研究汉字字意的时候，的确存在很多随意拆分和主观的臆说。
其中大部分的解说，严重动摇了儒家学说的根基，导致当时的儒生愤怒。王安石当了宰相以后，马上就开始推行新法了。但是他的新法，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想出来的。
事实上，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法，早已提前准备了十几年。所以，在宋神宗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左右，他就把《诗》、《书》、《礼》三经的修订本交给了皇帝，并向全国推广。
在重修三经的同时，王安石拿出了他的心血之著《字说》。这部书是模仿《说文解字》写的，但是书中对汉字的解释的方式，是故意针对儒家思想的。
那么，为什么这本书这么厉害呢？因为王安石通过《字说》来重释汉字的含义，打算用一种釜底抽薪的方式，彻底动摇儒家思想的根基。
举个例子说，王安石在《字说》里面解释“笼”字的含义时说：“所以笼物也，虽若龙者，亦可焉。”
龙是古代皇帝的象征，同时也是古代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王安石居然说龙可以被关进笼子里。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他认为法律高于一切，就算是皇帝也必须受其制约。
然后，他在解释“同”字的时候又说：“彼亦一事非也，此亦一是非也。物之所以不同，冂一口则是非同也。”
意思就是说，你有你的观点，我有我的观点，大家众说纷纭，不能达成一致；所以就要用一个“ 冂”，把那个嘴巴给框起来，统一舆论，强迫顽固分子接受革新。
所以维护封建阶级的等级制度，就必须序长幼，分尊卑，否则社会很难达到稳定的状态。动不动就把皇帝关到笼子里面，成何体统？
再者，王安石的这种观念，也明显违背了儒家“刑不上大夫”的思想。另外，王安石在解释“同”字的时候还说，要大家统一口径，这等于叫大家都闭嘴，让当官的搞“一言堂”。
于是，杨时就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去反驳他。王安石的《字说》在宋神宗时期通过官方强行推广，但是儒生们都不喜欢，写了很多文章嘲讽。
后来，司马光一上台，立马就把这本书给禁了。现在我们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面，还能看到对《字说》个别条目的引用，但是原书已经失传了。
结语
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的时候，王安石其实还替他说过情。这件事情过去以后，苏轼还主动到金陵去拜访过王安石，二人相逢一笑泯恩仇。
这极有可能就是因为，苏轼和王安石二人只是表面上达成了和解，但是儒、法殊途，他们在深层的哲学思想方面，还是存在着一定的隔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