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年间北宋积贫积弱，不仅对外战争连年失利，由于种种原因国库也是连年赤字。积年的经济疲敝让整个国家民间的风貌颓败不堪，百姓失去了对统治阶级的信任，又开始出现唐末和五代时期群盗满山的局面。
为了应对国内外不断出现的各种风波，宋神宗决定推行改革以扭转这种不稳定的局面。王安石被神宗召回都城，君臣二人从多种角度综合分析了国内的形式，几相权衡之下决定推行改革。熙宁二年至元丰八年，熙宁变法（又称王安石变法），为北宋统治的最后阶段带来了短暂的新鲜活力。
“保甲法”是熙宁变法中关于军事改革的举措之一，熙宁三年（1070年）司农寺制定《畿县保甲条例颁行》，规定乡村住户，每十家组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以住户中最富有者担任保长、大保长、都保长。用以防止农民的反抗，并节省军费。
关于北宋的灭亡，大量的史料都表明繁冗的部队编制导致的巨额军费是拖垮国家的直接原因。保甲法作为一种征兵制与募兵制相结合的军制，产生以及推行的出发点就是为了节省军费开支。如果在神宗年间，军费问题就已经被统治阶层发觉并列入待解决事项中的话，那么为什么这件事情到最后也未能被解决呢？
下文我们就从王安石奏给宋神宗的一封《上五事书》出发，结合北宋年间的时代背景，分析“保甲法”被王安石提上台面的目的。
一、意取法家，制仿三朝
中国封建史上的改革，由商鞅开始。法家思想作为先行者，在后世的各种“尊古改制”、“变法图强”的运动中都或多或少以“先师”的超然地位出现。王安石的改革，也不能免俗。尤其是面对北宋朝遮天蔽日的儒生，“尊古改制”这个响亮的标题也成为了开路先锋一般的存在。
1.指导思想
王安石说：“保甲之法，起于三代丘甲，管仲用之齐，子产用之郑，商君用之秦，仲长统言之汉，而非今日之立异也。”
保甲法在中原地区起源甚早，而王安石追古溯今将保甲法的应用回溯到春秋时期，其中除了要获取足够的证据支撑这种方法的可行性之外，也是要利用法家思想的内核来说动国内的保守派。王安石的保甲法不仅是效仿古意、取象法家的结果，也包含了他立足于时代的独立思考，是儒家学说与法家思想的结合，追求“什物相属”的表现。
2.具体措施
如前文叙述，保甲法下的北宋百姓将被编户入保，每十家组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这就是保甲法的基本框架，实施的过程中还要配合免役法、市易法进行。
在实际推行之后，也配合效果进行了一定的增补与修改。熙宁三年保甲法实际推行之后，执政层面主要采取“上番”和“教阅”两种措施。“上番”是一种全国性的强制性的制度，规定主户保丁轮流在各地巡检司上番，“十日一更，疾故者次番代之”，“每五十人轮大保长二，都、副保正一统领之”。保甲上番的任务，是在巡检管辖下，“教习武艺”，“出入巡警”。作为一种强制性措施，上番建立了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给了巡检上番惩罚保丁的权力：保丁“私逃亡，杖六十，计逃日补填。酉点不到，不赴教阅，许小杖科决，不得过七十”。
在实际实行上，由于各地上番时间上的一致性太差，而且在短暂的巡检时间内也并不能做出有较大成效的行动，所以实际上北宋朝廷在两种增补措施中更加重视对保甲“教阅”的成效。上番推行于全国，而教阅仅限于开封府界和北方的河北、河东和陕西，在这些禁兵的主要集结地推行保甲教阅，其用意当然是非常清楚的。
元丰年间，朝廷专设提举保甲司，负责保甲的教阅事宜。将陕西、河东和河北“五路义勇并排为保甲”，实施“团教”和“集教”。集教是将大保长集中教阅，开封府界设置教场十一所， 大保长学成武艺，转充教头，又对保丁实行团教，“凡一都保相近者分为五团，即本团都、副保正所居空地聚教之”。
元丰四年的统计显示，开封与五路参加教阅的保丁、大、小保长和都、副保正达六十九万多人。开封与陕西，河东、河北参加教阅的保甲数据，还分别记载了开封等地参与其中的保丁的详细数字。
书籍纸张保存不易，我们今天能获取的史实除了靠各地墓葬群出土的器物之外，就是要靠历朝历代传承下来的各种书面记录。北宋朝距今将近两千年，这种细到以户为单位的数据还能流传下来，就足以见得当时的北宋朝廷对保甲法赋予了何种程度的期待。
二、盗寇横行，起义频发
北宋初年太祖依据五代之乱提出了重文轻武的国策，第一代的北宋军队因为有着随太祖南征北战的经历，淘洗之下剩下的都是忠勇善战之辈，其中也不乏优秀的军事家、指挥家甚至阴谋家。太祖和太宗的年代强敌基本都已经被打退，西夏还未崛起，辽与北宋定下盟约之后双方也维持了相当一段时间的和平共处。当时间线由第一代北宋军队，推算到神宗年间“不限籍户，不问由来”的冗杂军队之时，这几十年的时间里事态就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1.无流可节的北宋财政
在财政管理这一方面北宋自开国起，表现就一直处在差强人意的水平。前文提过的军费开支是一方面，除此之外还有重文轻武国策之下“流官”的形式导致的决策机关颇为巨大，由此也造成了官僚阶级俸禄开支的问题。但是以上的原因与民间关联性都不大，最直接动摇统治基础的一个问题还要数“土地兼并”。
中国封建时期的土地兼并一直都是让统治阶级头痛的问题，在土地制度上唐宋两个朝代经历了均田制和井田制，在此依托之上军制也由府兵制变为了募兵制。但是这些变化都不足以打击兼并势力。五胡十六国时期崛起的北魏，拓跋鲜卑在一段时间内使用均田制、府兵制管理国家，那个时期关于“邬壁”、“隐户”的各种记载证明了土地兼并的势头在北宋灭亡之后还是昂首高歌，迈向了下一个纪年。
那么采取“不抑兼并”策略的北宋朝，百姓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也是可想而知。政治经济学的规律此时重新又被提上台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土地所有权为经济基础，农民是支撑北宋一切上层建筑的根本，农民与土地脱节，生产者不再生产，国家经济何去何从便成为了一个非常悲观的问题。
在上层建筑之下，失去了生产资料的农民生活现状更加黑暗。绝望之下良民也能变为贼寇，北宋“贼寇满山”的状况便是由此而起。
2.无人愿战的北宋军队
首先我们要明确分辨清楚“愿战”与“好战”的概念——愿战在本文中的语境等同于敢战，套用一句名言来形容就是“武将不畏死，文臣不贪生”，举个例子的话，这个词可以用来形容汉武帝初年那一段时间。好战，相较于愿战，就是个褒贬意味不太明确的词了，本文作为对照，所偶参考的时代例证为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病死征途的一代天骄，当然取义为贬。
套用于北宋朝，北宋初年，在太祖太宗两代天子的管理之下北宋的军队在百姓心中是一只正义之师仁义之师。所到之处不仅战无不克，还每每师出有名，几次出征前的政治性《告天下百姓书》都激得百姓热血沸腾，只恨不能亲身上阵杀敌报国。但是到了神宗的年代，功臣宿将都已经成为了“凌烟阁的画像”，边关战士几次险些全军覆没的战报也搞得国内人心惶惶。文人作为军队的实际掌权者，虽然不乏善战善谋之辈，但是强大的保守派联盟打压之下能够实际领兵权的，神宗年间目前只翻到了一位——王韶。但是王韶此人虽然一腔报国热血，却还是在有心人的打击报复之下连连折戟，传记中几次出现仕途堪忧、性命难保的状况，若不是神宗一力庇护，恐怕也是要成了一粒恒河金沙。
管理层的勾心斗角之下部队编制也是极为混乱，北宋朝禁止武将掌权，武将甚至不能在同一个军营太长时间，这种类似明清时代的“流官制度”甚至造成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现象。而募兵制加剧了军队管理的混乱现象——荒年大量征兵保卫边关，对兵源不问出身不追前罪，军士质量参差不齐，忠诚度堪忧。而且这种几乎百分百入选的兵制，也更加方便了敌国探子的蒙混过关。
在这种财政上无可支出，军队上战力不足十一的情况下，王安石的保甲法，试图以部分征兵制代替募兵制，从编制角度出发试图缩减军费。同时在强化各地百姓武力的基础上借由严格的保甲制度进行民众之间的监控，也是控制农民起义的有效手段。
三、阻力过大，起点太高
王安石在《上五事书》中对熙宁变法做出了这样的总结性发言：“其多而求其法最大、其效最晚、其议论最多者，五事也：一曰和戎，二曰青苗，三曰免役，四曰保甲，五曰市易。”宋神宗即位的第一年也就是熙宁元年，君臣二人就对变法之事进行过系统的讨论，到写作《上五事书》的时间为止，一共经过了五年，这五年间保甲法是涉及最多、法律最大、成效最晚、议论最多的变化之一。
参考中国史上几次大的改革我们会发现，凡是牵涉广的、取得了成功的改革，有两个必要前提，一是推行改革的统治者手腕强硬，比如北魏孝文帝推行的“汉化运动”。再有一个就是推行者在位时间足够长，详情可以参考康熙帝时期的“撤藩”和“反圈地”。但是很不幸，神宗皇帝既不是大权独揽的孝文帝，也不是天寿永固的康熙帝，所以这次动了北宋整个上层阶级利益的熙宁变法，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
1.保守派势力过强，君权旁落
君主专制中央集权这个趋势在北宋基本没有得到大的推行，虽然太祖太宗都进行了相权的削弱，但是却忘记了抑制新的文人势力圈子的崛起。神宗年间文臣的势力坐大，皇帝在进行大的动作之前还需要考虑大臣的看法，宋英宗甚至会忧虑自己一个不小心就会被废黜。
面对时代的巨轮，一位空有雄才大略却要时时忧心自身地位的帝王，在实际计划的推行上自然是会显得逊色。已经成为新的门阀的旧日寒门学子们，奉行的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态度罢了，甚至有些还会借由保甲法带来的“上番巡检”制度进行一番官场镀金，从而在仕途上先人一步。
2.扰民更多于利民，制度缺陷
北宋朝的官员是怎样“上行下效”的，我们在这一环节按下不表，单就保甲法和与之相配的保马法来谈一谈现实问题。
前文已经提过保甲法的“上番”惩罚问题，这里就着重讲一讲保马法对民力剩余价值的榨取：北宋年间军马数量严重不足，于是朝廷决定出资购买马匹，由保民进行管理养护。养护期间，马匹的耗费由民众自行承担，一旦马匹出现疫病或其它损伤、死亡现象的，负责养护的民众还要偿还国家购买马匹的费用。
我们都知道，马匹的养护可谓是一种精而又精的科学，一匹专业的现代赛马甚至还能拥有一位专业的营养师来负责日常饮食。那么请问：北宋的民众，每日躬耕畎亩之中，自己的饱足尚且不知何处找寻，哪里来的多余精力照顾一匹战马呢？
结尾：
关于北宋灭亡与熙宁变法的关系，各派系的学者们都有讨论。经过前文的分析，在保甲法的实行目的上我们可以确定：王安石确实是考虑了北宋的政治经济问题，多方权衡之下提出的各种措施。但是同时参考百姓生活实况，我们还是要批判王安石思考的起点——自身作为地主阶级，也是土地兼并的“受益者”之一，王安石的视野被局限于自身和更高的层次。并没有从现实角度认识到百姓生活的所需，这就是保甲法诸多疲敝民力的措施的成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