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汤灭夏之前，商族屡次迁都，但商朝建立后，商朝还是屡次迁都，史书云“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即商朝建立之前迁都八次，建立之后迁都五次，其中最后一次迁都是盘庚迁殷，据说将都城从奄地（山东曲阜）迁到河南安阳。不过，《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史稿地图集》的考订，商王朝实际上共有过七个都城，即亳、嚣（隞都）、相、邢、庇、奄、殷（殷墟）。
然而问题在于，频繁迁都劳民伤财，那么商朝为何还频繁迁都，因为内部权争，还是游牧经济形态，或者为了逼近敌人，还是其他原因？其实，现代考古商朝“水井”发现，商朝频繁迁都的主要原因可能极为简单，古今学者将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在商朝中前期，考古发现诸多水井，深度超出想象：
洛阳偃师商城（距今3600年—3400年），至少发现五口深井，普遍深度为5-6米，最深的超过6米；郑州二里岗遗址，始于距今3620年时，其中发现众多水井，普遍超过6米，如今探索过的水井，最深的一个超过7.8米；郑州商城遗址，最新碳14测年数据为公元前1509—前1465年，水井更多，深度普遍超过6米。
在商朝前期的遗址中，为何出现众多深井？原因很简单，必然是天气炎热、干旱少雨，不得不掘井取水。根据史书记载，商汤时大旱七年，所以“伊尹教民兴凿井以灌田”，这些商朝早期遗址中的水井大规模出现，也可以进一步印证史书的可信度。（下图，山东济南裴家营西北遗址的商代水井）
更为重要的是，现代气候学家研究发现，夏商气温普遍偏高，即可能经常发生干旱。
1972年时，竺可桢研究指出：“在距今5000年—3000年时，大部分时期的年平均温度比如今高2°左右。”其实，代表河南的“豫”，反映出当时河南还有成群的大象，无疑说明温度偏高，可以佐证竺可桢的结论。
通过殷墟考古与甲骨文可知，商代主粮是五谷，典型的农业社会，不是游牧经济。因此，气温偏高导致的干旱，必然影响商人农业生产，由此也就会逼得商人不得不迁都。或许，这就是商人从亳迁到嚣（疑似郑州商城）的原因所在，但从郑州商城水井深度来看，商人可能是从旱情更重的“亳”迁到较轻的“嚣”。
商朝中期，商人迁都最为频繁，在郑州商城被废弃的公元前1465年到盘庚迁殷后，165年间商人一共迁都五次。至于迁都的原因，极有可能还是与气候有关，只是这一次逆变成了水灾。
郑州小双桥遗址，位于郑州商城西北40里，处于索须河南岸的台地上，面积高达144万平方米，时间上比郑州商城晚、比安阳殷墟早，因此是典型的商朝中期遗址。考古发现该地区出现亚热带常见的分子枫香，说明当时郑州一带具有亚热带气候性质。
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处于二里岗上层到殷墟二层之间，即前期晚段到后期前段。该遗址发现两口水井，商代中期的水井深度为3.7米，相当于殷墟二期时的水井深度为6.02米。除此之外，还发现了不少喜欢湿热环境的圣水牛、四不像鹿骨骼。
殷墟早期遗址中，1928年—1937年15次大规模挖掘时，出土了29种动物骨骼，其中最多的是肿面猪、圣水牛、四不像鹿三种动物骨骼，这三种动物都喜欢湿热环境，反映出当时多雨湿热的气候特征。武丁（盘庚之后的第三位商王）时，这种气候还在延续，甲骨文中多次记载武丁猎取了犀牛。
根据上述考古发现不难看到，商代中期气候逆变，从之前的干旱炎热变为多雨湿热，连豫北冀南都出现喜水喜欢湿热的肿面猪、圣水牛、四不像鹿等动物，无疑说明安阳南部的水患更为严重，逼得商人不得不频繁迁都。
由此来看，《尚书·盘庚》记载“先王适于山”，原因应该在于水患特别严重，不得不迁都到交通不便、生活生产不便，却地势较高的山上；盘庚迁殷时说“殷降大虐”，应该是降水过多，导致奄地遭遇水患，乃至安阳以南广大区域都遭遇水患，于是不得不长途跋涉，向雨水相对较少、地势较高的北方殷地安阳迁都。
因此，商人频繁迁都的主要原因，极有可能并不复杂，就是因为天气，夹杂一些其他因素。毕竟，商朝是农耕文明，随意迁都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武丁之后，商朝气候又发生了重大转变，由湿热多雨变成了冷干少雨的气候，所以甲骨文中出现几百条“求雨”的卜辞。上述河北藁城台西遗址中殷墟二期的水井深度，就比商代中期的深了2.3米左右，且殷墟大部分水井深度都在10米以上，部分达到16—17米，无疑说明商朝后期少雨，只是习惯稳定生活的商人此后再也没有迁都。
或许，这就是商朝逐渐衰落的关键原因，商人不再迁都寻找沃土之后，干旱导致殷地农业生产不畅，由此削弱了商王朝的国力，最后在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大邑商”被“小邦周”轻松灭掉。
通过商朝迁都与气候的分析可见，气候对历史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乃至可以决定一个王朝的兴亡，因此古人将王朝兴亡变化归于“天命”，有时候未尝没有道理。
参考资料：《史记》、《殷商时期中原地区气候变迁探索》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