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朝图》明朝紫禁城
明朝一建立，便沿袭元朝的“宗王出镇”制度，在各地分封诸王以起到守卫的作用。
而随着全国的稳定与皇权的巩固，削除藩王们手中的权柄成为了当务之急。
因此从建文帝开始，明朝皇帝们相继建立了一整套防范宗室的条例，包括“二王不得相见”、“禁止宗室参加科举与从事工商业”、“未经朝廷允许不得离开封地”等等。
在如此严密的控制下，分封各地的明朝皇室后裔无论是人身、情感还是经济都不可能得到自由。
他们无疑是这个强盛帝国之中，最高贵的“囚徒”。
明朝沐国公府宝石冠
01
绿衣监使守宫门：皇族女子的“宅院人生”
1469年，明孝宗弘治九年，秦王府的会宁县君（郡王曾孙女封县君）突然失踪了。
皇族女子不见踪影，这可不是小事。
然而调查之下，会宁县君并非遭歹人劫持，而是与情人私奔了：
“秦府会宁县君自仪宾胥钦死后，为奸民杨鼎诱之出府，往来凤翔等地居住。”——《礼部志稿》
原来会宁县君早年丧夫，可宋明时期礼教严格，皇族女子再嫁是不被认同的。
不甘刹那红颜老的会宁县君，与一个叫杨鼎的平民产生了感情。
为了和爱人在一起，会宁县君不惜违反明朝宗室的规定，离开了西安，私奔去了凤翔。
不过，朝廷不会放任祖制被轻易破坏。
很快，会宁县君就被捉回。
为了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镇守陕西太监刘琅干脆直接向北京上奏，建议各王府将寡居无子的郡主、县君之类全部集中到一间宅子里，每人分个房间，由年老的宫女、太监们看守着度过下半生。
礼部和孝宗皇帝商议之后，批准了这个方案。
白居易笔下“上阳白发人”的姊妹篇故事，就这样在明朝重演了：
“乞赐各王府凡郡主县君有孀居者，除年老有子外，但系年幼无出者，宜令聚处一府，拨老成内使并年长宫人守视，不许擅自出入，致有他虞。礼部覆奏宜如所请，若有他虞，罪坐守视之人，仍行彼处军卫有司一体防范，从之。”——《礼部志稿》
只是，人性的需求，并不会因为约束而消退。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山西的隰州王府也上演了类似的一幕。
广望县君因为丈夫沉迷赌博与娼妓而夫妻情变，之后她爱上了“游唱子弟”王进贤。
于是广望县君同样将朝廷的政令与礼教的枷锁抛诸脑后，深夜私奔。
同样，朝廷也没有放过这对“鸳鸯”。
在山西各地的紧急查访之下，广望县君不久便被找到并被革去封号、追夺冠服。
可想而知，她最后也只能对着高墙，过着“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的寂寞日子。
其实最无奈的是，对皇族女性来说，即便你战战兢兢数十年如一日的安分守己，却也未必能够平安度日。
按照明朝律法，凡是娶了宗室女的男子，除了享有一个“仪宾”的名衔之外，不得入仕从政。
因此凡是心有抱负的伟丈夫，对皇族女子全都避之不及。
如此一来，选出的伴侣自然多是游手好闲、胸无大志，只想白吃朝廷那份俸禄的无耻之人，婚后的生活更不必说什么幸福了。
上文提到的广望县君，之所以会有那样一个沉迷赌博和妓女的丈夫，也是当时制度下的必然。
更有甚者，王孙贵女们连自己的住宅都无法传给子女，因为那是朝廷出资为你修建的。
一旦哪天你去世，为了节省开支，住所就会被收回分配给其他新长成的郡主之类当做新房，你自己的儿女反而要被扫地出门：
“郡、县、乡主君并仪宾终后，子女不许僭居。待有该府郡、县、乡主君成婚者与之。”——《王国典礼》
当然了，如果你不幸碰到蛮不讲理的亲戚，可能活着的时候就被扫地出门。
伊哀王朱典楧扩建王府时，便将桐城郡主的府邸以及洛阳县狱、文昌祠及法藏寺佛殿等尽行逼夺。
明鲁荒王皮弁，现藏山东省博物馆
02
举头空羡榜中名：皇室才子“壮志难酬”的命运
如今提起边塞诗，唐朝岑参、高适、王昌龄的大作往往在我们脑海中首先浮现出来。
而说起明代的诗文，能有印象的人却并不多。
可充满戏剧性的就是，明朝的一位藩王，肃靖王朱真淤的边塞诗，在当时人看来，“有盛唐诸名人风”，乃至达到了“王龙标不能过”的水平：
远出渔阳北击胡，将军谈笑挽雕弧。千金底购单于首，赎得沙场战骨无。——《塞上绝句》
可见，明朝宗室中不乏超世之才，但为何今人似乎毫无印象呢？
实际上，这也是明朝的制度所决定的，禁止宗亲入仕。
如此一来即便你才华横溢、学富五车，至多也不过做个骚人墨客，又何谈建功立业、万古流芳呢？
别的儒生穷尽数十年之力参加科举，最后名落孙山，固然可悲。
明朝的宗室才子则连科举的机会都可望不可求，不免更令许多人暗自嗟叹。
鲁王府的镇国将军朱冕甫（郡王除继承人之外诸子封“镇国将军”），年轻时候“以任侠自名”，走马、蹴鞠、歌舞无所不为。后来他发愤图强，攻读诗书“日诵数千言”，最终才名满天下。
但到这时候他才发现，原来无论自己多么努力，朝廷的祖制已经使得他这一辈子都无法取得一个功名，经世致用。
伤感之下，他将""博士家言""放在桌子上，感慨说：
“只要让我俯首苦读两三年，取个功名有什么难的呢？可惜碍于祖制，只能老死牖下，碌碌无为的度过一辈子，真是命啊！是命啊！""
“使我俯首治此三两年，其拾一第岂足难哉！顾令人老死牖下，不获尺寸表见，命矣！命矣！”辄泣数行下。——《藩献记》
玉叶金枝（江西明代藩王墓出土文物 南京市博物馆）
皇族文人中当然也有许多对仕途无感，唯愿畅游山水、广结良朋的逍遥君子。
不过这依旧是不可能达到的人生理想。
为了防止藩王作乱，明朝对宗室成员的人身自由约束十分重视，除了扫墓与迎驾之外，几乎不可能离开封城，不然便是要上达天听的大罪。
明英宗时，因为皇叔襄宪王资历深厚又忠义有加，英宗皇帝特别破例，允许他每年秋冬之际可以带着子孙出城游猎三五次以作慰劳。
对庶民来说不过寻常的活动，在皇室里竟然属于君主格外恩遇才能享有的特权。
正是因此，生于边境的安塞王朱秩炅“恨居塞上，不获与齐鲁吴楚士游。”
他还另外写了一篇《倦游对》，抱怨在明朝规章之下，自己想仿照“王公大人之游”，大摆阵仗，则会涉嫌大不敬。
而若模仿“逸人畸士”之游，放浪形骸，却又得受王室礼教的限制，真可谓两难。
只好足不出户，对着一屋子图书过完一生了：
“盖游有二者，有王公大人之游，有逸人畸士之游。吾欲为王公大人游乎，则必使虎贲健儿十百为率，骑乘如云，充塞道路。陆取熊罴，水捕鲸鲵，几百所需，指麾如意，然后快耳！而藩国用人，咸遵定制，一逾则涉不敬、启嫌疑。不敬，法之所不宥也；嫌疑，时之所不容也......余欲为逸人畸士之游乎，则必跨谪仙之驴，泛子猷之舟，幅巾野服，从一二童子、三五同志，载瓢瓠酒，豫炙一鸡，果蔬脯醢，惟事真率。随所至山旁水涘，芘长松，藉茂草，脱巾露顶，出食寘前，杯行无筭，剧谈长啸，然后快耳！而身隷国姓，名号王爵，岂可舍衮衣绣斧之称，为放浪不羁之适？”
欲冲破教条而不得的心情，古今中外都是相仿的。
或许正是为了满足自身对红尘世界的好奇心，明朝宗王都非常喜欢招揽各地宾客。
益宣王结交名士，一掷千金，甚至到了把王府九库金钱尽数用完的地步。
不得自由的藩王们，内心对高墙外世界的渴望可见一斑。
大同九龙壁，明朝代王府照壁
03
琼林库中无一物：拖垮明朝的“宗藩经济”
嘉靖四十年二月，山西代王府镇国将军朱聪浸上疏哭诉，说自己几天都吃不上一顿饭，宗室中甚至有人死了十年都没钱安葬:
”臣等身系封城，动作有禁，无产可鬻，无人可依。数日之中，不曾一食，老幼嗷嗷，艰难万状。有年逾三十而不能婚配，有暴露十年而不得埋葬，有行乞市井，有行乞民间，有流徙他乡，有饿死于道路。名虽宗室，苦甚穷民，俯地仰天，无门控诉。”——《明世宗实录》
身为天潢贵胄的宗亲，为何会沦落成为乞丐？
原来随着宗室人口的膨胀，地方已经难以承担巨额的宗室俸禄。
尤其是以山西和河南二地，这种情况最为严重。
早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欧阳铎就上书，说山西存留米麦152万石，要支付宗禄却需要312万石。河南留存米麦84.3万石，而宗禄则需要192万石，“是二省之粮，犹不足以供禄米之半”。——《皇明经世文编 卷22》
更要命的是，明朝禁止宗室从事工商行业。
换言之，在俸禄日复一日的拖欠下，贫困的中低等级宗室，连自谋生计的权利也没有！
所谓“穷则思变”，许多皇室成员自发上书皇帝要求改革，比如允许宗室参加科举，也允许皇族辞爵自谋生计等等。
嘉靖皇帝也的确被迫制定了新的《宗藩条例》以适应时局。
然而此时明朝党争激烈，朝局混乱，因而改革并未触及旧宗藩制度的核心，且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
如此一来，经济形势不断恶化。
学者张德信按照宗室人口增长速度推算，到天启四年（1625）, 宗室禄米总数在全国田赋总收入中的逆差会超出143.338 %。
就这样，日渐庞大的宗室团体，与捆绑着他们的大明王朝，相互制肘着共同滑向了最后的深渊。
当明末北方各地起义的消息传到湖广，长沙的佃户纷纷聚集，揭露藩府罪恶，哭声振野。
在场众人火烧王府，控诉道“吾民之苦藩，自祖而父而身而子孙，四五世矣！”
其实，无论深受剥削的百姓，还是遭到软禁的穷困宗亲，都不过是旧皇权制度下的牺牲品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