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忘忧清乐集》与北宋东京的围棋记忆

《忘忧清乐集》与北宋东京的围棋记忆

北宋定都东京(开封),由此开封盛极一时。宋代实行重文政策,通过完善科举制度,使大批士人为朝廷所用,从而确立了一种文官政治。这使琴棋书画诗文之“艺”也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会。以棋而论,一方面,北宋延续了唐代的棋待诏制度,棋待诏作为国手,在皇宫里陪皇帝下棋,互相交流,切磋棋艺;另一方面,文人则在雅舍间定期聚会,“琴弈相寻诗间作,笑谈终日有余欢”,一般人则在棋摊、在茶楼酒肆中过棋瘾。棋,成了都市生活的一种时尚。在围棋理论方面,北宋出现了中国古代棋论中最有价值的一篇文献《棋经十三篇》,还有现存最早的棋谱《忘忧清乐集》。近些年来,开封的城市文化研究颇受关注,也出现不少很有价值的成果。而围棋作为北宋东京(开封)城市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则往往被人所忽视。本文借《忘忧清乐集》寻觅北宋东京(开封)的围棋记忆,试图为开封的城市文化研究,提供一些新的线索。

据《隋书·经籍志》载,中国最早的棋书,出现于南北朝时期(围棋及其他棋类书籍被列在子部“兵家”类),而据《宋史·艺文志》载,唐宋两代的围棋著作,共有15种。包括:《唐绩棋图》五卷、《金谷园九局谱》一卷、《王积薪等棋诀》三卷、《棋势论并图》一卷、《徐铉棋图义例》一卷、《棋势》三卷,《杨希璨四角声图》一卷、《双泉图》一卷,《玉溪图》一卷、《蒋元吉等棋势》三卷、《太宗棋图》一卷、《局谱》一卷、《韦珽棋图》一卷、《弈棋经》一卷、《棋经要略》一卷,可惜这些棋书均已亡佚。于是《忘忧清乐集》就成了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棋书。

《忘忧清乐集》成书于北宋末年,刊刻于南宋初期。成书不久即散佚,直到清初,钱遵王一度见其残本,他在《读书敏求记》中有一则《李逸民〈棋谱〉二卷》记其经过:“今年薄游武林,匏系湖上,有人持宋刻《棋谱》示余,题为‘前御书院棋待诏赐绯李逸民重编’。得之意蕊舒放,欣喜竟日。”但从“宋太宗作变棋三势……今棋图不知尚存人间否”的表述看,钱遵王所见仅为残本。此时为康熙二十九年(1690)。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宋本《忘忧清乐集》,在清嘉庆年间此书一度藏于顾珊“试饮堂”,嘉庆七年(1802),为黄丕烈所得。黄为之作跋,述发现经过及钱遵王题《李逸民〈棋谱〉二卷》之误。该版《忘忧清乐集》后归常熟瞿绍基铁琴铜剑楼收藏。民国五年(1916)徐乃昌据以影刻。抗战时期,瞿绍基的后人瞿良士携部分藏书避于上海,其中一些书被著名佛学家兼藏书家丁福保收购,包括《忘忧清乐集》。解放后丁福保将此书捐赠给国家。1982年,中华书局据丁福保捐赠之宋刻本,作为《古逸丛书》之一,影印出版。1987年,蜀蓉棋艺出版社出版孟秋校勘本。1988年,上海书店亦出版了《忘忧清乐集》(林益良、林勉校订)。上海文化出版社1996年亦将《忘忧清乐集》纳入围棋古谱系列之一出版,校勘者林益良。2004年甘肃文化出版社将《忘忧清乐集》收入《中国围棋古谱全集》,依据的乃上海文化出版社的版本。2010年,蜀蓉棋艺出版社又重新出版孟秋校勘本《忘忧清乐集》。

《忘忧清乐集》原题“前御书院棋待诏赐绯李逸民重编”。这意味着,李逸民是“重编”者,原作者已不详。而李逸民的生平亦不可详考(不少学者推断李逸民即为《忘忧清乐集》中棋谱传世的朱逸民之误)。至于“御书院棋待诏赐绯”,“御书院”隶属“翰林院”。《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十六之九五云:

翰林院在宣佑门内东廊,掌供奉图画、弈棋、琴院之事,常以翰林司兼领。待诏、艺学无专员,有书、画、琴阮、棋、合香、装画、捏塑等名。……《神宗正使职官志》:翰林院勾当官一名,以内省押班都知充,掌艺学供奉之事,总天文、书艺、图画、医官四局。……书艺局掌书诏命赐以及供奉书籍、笔墨、琴弈,有待诏、艺学、书学祗侯、学生。

棋待诏隶属书艺局(宋徽宗时,翰林院下辖各局改为院,书艺局遂称书院或御书院)。翰林院供奉有“服绯紫”的待遇(绯衣为四、五品官员穿的朝服),但棋待诏地位较低,并不授官,所以“赐绯”可看作一种特殊待遇。

《忘忧清乐集》的书名则来自“徽宗皇帝御制诗”:

忘忧清乐在枰棋,仙子精攻岁未笄。

窗下每将图局按,恐防宣诏较高低。

书名本身便昭示了围棋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北宋好弈的皇帝不少:太祖赵匡胤有与陈抟老祖“赌棋输华山”的传说。据叶梦得《石林燕语》记载太宗亦“琴棋皆极品”。太宗身边聚集了一批陪他下棋的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棋待诏贾玄。贾玄每陪皇帝下棋,为讨皇帝欢心,总要手下留情。朝中谏臣们攻击贾玄辈常进“新图妙势,悦惑明主”,劝太宗别沉迷于此,误了国家大事。太宗以“聊避六宫之惑耳”答之。常陪太宗下棋的还有儒道兼修的潘慎修(937-1005)。《宋史·潘慎修》称他“善弈棋,太宗屡招对弈。因作〈棋说〉以献。大抵谓:棋之道在于恬默,而取舍为急,仁则能全,义则能守,礼则能变,智则能胜,信则能克。君子知斯五者,庶几可以言棋矣。因举十要以明义,太宗览而称善”。潘慎修所举“十要”已不得而知,但将棋之“道”归结为“恬默”,以与“仁、义、礼、智、信”相合,儒道兼容,但颇能切合皇上既迷棋又可从棋中悟“道”的心理需求,太宗“览而称善”也就顺理成章了。宋太宗还写有一首围棋诗《缘识》:

凡棋妙手不可得,纵横自在能消息。

不贪小利远施张,举措安详求爱力。

曲须曲,直须直,打节斜飞防不测。

潜思静虑一时间,取舍临时方便逼。

牢己疆场煞三思,不骄不怯常翼翼。

势输他,勿动色,暗设机筹倍雅饰。

恒持自固最为强,尤宜闲暇心先抑。

宋太宗不仅下棋,还自制棋势,据说最著名的有三个:“对面千里”、“独飞天鹅”、“海底取明珠”。王禹偁《筵上狂歌送侍棋衣袄天使》诗云:

太宗多才复多艺,万机余暇翻棋势。

对面千里为第一,独飞天鹅为第二,

第三海底取明珠,三阵堂堂皆御制。

中使宣来示近臣,天机秘密通鬼神。

“海底取明珠”今已不传。“对面千里”和“独飞天鹅”,《忘忧清乐集》有载。从“形”上看,两个棋势的特点都是方正、对称。这令人联想起中国古代的皇家建筑、宫苑,如北京故宫,以中轴线为核心,两边展开,体现一种皇权中心意识。北宋开封的皇城,史上记载虽只有五里(一说七里),也是这样的格局。《石林燕语》曾载,宋太祖重建开封皇宫时,下令:“凡诸门与殿须相望,无得辄差,故垂拱、福宁、柔仪、清居四殿正重,而左右掖以升龙、银台等诸门皆然,惟大庆殿与端门少差尔。宫成,太祖坐福宁寝殿,令辟门前后,召近臣入观。论曰:‘我心端直如此,有少偏曲处,汝曹必见之矣。’”宫城的方正,还与心之“端直”,少“偏曲”联系在一起,除了皇家的威仪,更被赋予了一种心性、人格的意义。建筑如此,棋亦然。王禹偁说太宗所制棋势,“天机秘密通鬼神”,当有夸大之嫌,但其中确实充满“妙味”,这“妙味”既在棋之内(这两道死活题颇为精妙,颇具技术含量),又在棋之外,让人颇多回味。

宋太宗对围棋的提倡,客观上影响到社会的围棋风气。如果说唐代棋待诏制度的形成,标志了围棋的专业化、职业化,宋代在职业与业余围棋间则有了进一步的分野。不少棋手以棋谋生,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当棋待诏;一类当棋师、门客;一类则当棋工。

棋待诏是由皇室供养的国手。北宋从太宗,到仁宗、神宗、哲宗各朝,均设有翰林棋待诏。第一个国手就是太宗朝的棋待诏贾玄。太宗棋艺甚高,贾玄却可随心所欲地控制胜负,或输一子,或赢一路,可见其超人一等的棋艺。与此同时,还有国手杨希粲,但其棋艺则稍逊贾玄一筹。

宋哲宗时,职业围棋迎来一个高潮。《忘忧清乐集》李逸民跋:“我朝善弈显名天下者,昔年待诏老刘宗,今日刘仲甫、杨中隐、以至王琬、孙侁、郭范、李百祥辈。”这七人应该都做过棋待诏。而其中刘仲甫更是继盛唐王积薪之后围棋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棋手。《忘忧清乐集》中载有其一篇重要的棋论文章《棋诀》。

与此同时,宋代还设有书画院。这些琴、棋、书、画艺能之士,便成为宫廷所豢养的职业艺人。另一方面,社会上还出现了以棋谋生的棋师、门客、棋工。这些棋师、门客,是社会上真正的“游艺”之士,有的被邀到达官显贵府上,作棋艺表演,有的专门陪达官或教其家人下棋,成为“闲人”、“食客”一族。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九载:“闲人本食客,……有训导蒙童子弟者,谓之馆客。又有讲古说今,吟诗和曲,围棋抚琴,投壶打马,撇竹写兰,名曰食客。此之谓闲人也。”

还有一些棋手以棋谋生,又不愿作门客,则往往在市肆设局,靠陪人、指导人对弈乃至赌彩为生,这就是所谓的“棋工”。他们地位虽不高,生活也缺少安定感,但较为自由,茶馆常常是他们最基本的活动场所。也正是因为有这些“棋工”,围棋才得以在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城市中下阶层中普及开来。

两晋南北朝时,下围棋多集中在官宦及文人士子阶层,尚无职业棋手。各色人等,都可以登录于“棋品”中。唐宋棋待诏制度的出现,使围棋开始出现职业(或半职业)与业余之别,两者的水平差距也被拉大,同时也导致了围棋观念的差异。魏晋六朝既注重围棋的艺术性、趣味性,又重视其竞技性的一面。到唐宋时,则开始出现分化。对带有职业性质的棋手来说,下棋是谋生的手段,一局棋的胜负往往关系到一家人的生存和一己的前程,务必以争胜为本,使其围棋观亦带有较浓的功利性、竞技性色彩。对贵胄、文人士子来说,下棋主要是为娱乐和艺术性的追求,所谓陶情怡性、修身忘忧,风流雅事也,围棋更多地被当作了一种游戏、一门艺术,而不重其竞技性。从而导致了围棋作为竞技手段与作为艺术的分野。宋代,士大夫棋与职业棋在棋艺上已显出明显的差异。一些文人索性撇开围棋竞技的一面,把围棋只当作陶冶性情之物,风流儒雅之事,超脱胜负,也就有了一份“胜固欣然败亦喜”的潇洒。徐铉《棋赌赋诗输刘起居奂》强调“本图忘物我,何必计输赢”,苏轼从《观棋》中悟出“胜固欣然,败亦可喜”,将作为游戏、艺术的围棋与作为竞技的围棋区别开来,标志了文人士大夫围棋观念的确立,它也影响到了其后中国围棋特别是文人士大夫围棋的走向。

《忘忧清乐集》全书共三卷,它是棋艺理论著作和棋谱、棋势的汇集。

上卷收录棋艺理论文章和棋谱。棋文有《棋经十三篇》、刘仲甫的《棋诀》和张靖的《论棋诀要杂说》。棋谱既有宋以前的古谱,如三国时的《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晋代的《晋武帝诏王武子弈棋局》、传说王质观神仙弈棋谱《烂柯图》、唐代的《明皇诏郑观音弈棋局面》、《金花碗图》等。还有一部分就是宋代的对局谱,如兴国图、万寿图、长生图、上清图、最早的联棋记录《四仙子图》、贾玄图、李百祥饶三路局图等共19局棋谱,还有一谱《破单拆二局面》,为局部定式。这些古谱是了解我国早期棋艺情况的重要资料,弥足珍贵。

中卷为各种角图,相当于现在的角上定式。有“空花角图十二变”、“立仁角图十一变”、“背绰角图五变”、“莲花角图五变”、“倒垂莲角图二十八变”、“大角图二十变”、“小角图八变”、“穿心角图十一变”。

下卷为死活棋势,包括“高祖破荥阳势”、“三将破关势”、“幽玄势”、“三江势”等各类死活棋势共37个。不少死活图招法精彩,引人入胜,这其中就包括宋太宗的杰作“对面千里”势和“独飞天鹅”势。《忘忧清乐集》还有《棋盘图法》,将棋盘分成平、上、去、入四块,每块各90路,以数字标出棋子方位。

《忘忧清乐集》作为现存唯一的一部宋谱,理论文字、棋谱、局部棋势兼收并蓄,奠定了中国古代棋谱的基本范型,元明以后的棋谱基本上都是沿袭这一模式。

《忘忧清乐集》所刊载的19局棋谱,有10局棋谱除对弈者外,还标明了对弈的地点:

诸国手野战转换十格图(兴国图),东京梁门里兴国寺戒坛院 孙侁饶郭范黑先。

万寿图,东京于州北万寿观,郭范饶李百祥黑先。

长生图,东京于万胜门里长生宫,刘仲甫饶王珏黑先。

金明图,东京于新郑门外金明池五殿,晋士明饶郭范黑先。

佑神图,东京于州南五岳佑神观,郭范饶李百祥黑先。

上清图,东京于州东上清宫,晋士明饶朱逸民黑先。

天清图,东京州南婆台寺,王珏饶晋士明黑先。

琼林图,东京新郑门外琼林苑相公庞,李百祥饶晋士明黑先。

醴泉图,东京于州南醴泉观,王珏饶李百祥黑先。

保真图,东京于州南保真宫,孙侁饶朱逸民黑先。

对弈者基本上都是当时的“国手”、“棋待诏”,对弈之地则包括宫苑、寺院、道观,且棋局的命名均以“对弈之地”为名。弈地的选择,往往体现了弈者的身份和文化趣味,同时它也为我们了解北宋都城开封的城市文化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资料。

先说宫苑。金明图、琼林图对弈地点分别是金明池和琼林苑。北宋东京(开封)在外城四周,有四座御园,号称“四园苑”。叶梦得《石林燕语》称“四园”分别是琼林苑、金明池、宜春苑、玉津园。今人考证,这四座园苑应指琼林苑、宜春苑、玉津园、瑞圣园,金明池则属于琼林苑的一部分。“四园苑”可算得是皇家园林。琼林苑在城西。叶梦得《石林燕语》载:

琼林苑,乾德中置。太平兴国中,复凿金明池于苑北,导金水河水注之……今惟琼林、金明最盛。岁以二月开,命士庶纵观,谓之“开池”;至上巳,车驾临幸毕,即闭。岁赐二府从官燕及进士闻喜燕,皆在其间。

李濂《卞京遗迹志》称:

琼林苑。在城西郑门外,俗呼为西青城。宋时建苑为宴进士之所,与金明池南北相对,其中松柏森列,百花芬郁。苑东南隅,政和间创筑华觜冈,高数丈,上有横观层楼,金碧相射,下有锦食缠道,宝砌池塘,柳锁虹桥,花萦凤舸。又有明池、梅亭、牡丹诸亭,不可胜数。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对琼林苑的描述与《汴京遗迹志》相似。写到金明池,则颇为细致:

池在顺天门外街北,周围约九里三十步,池西直径七里许。入池门内南岸西去百余步,有面北临水殿,车驾临幸观争标,赐宴于此。往日旋以彩幄。政和间用土木工造成矣。又西去数百步乃仙桥,南北约数百步,桥面三虹,朱漆栏楯,下排雁柱,中央隆起,谓之骆驼虹,若飞虹之状。桥尽处,五殿正在池之中心,四岸石甃向背,大殿中坐,各设御幄。朱漆明金龙床,河间云水戏龙屏风,不禁游人。

这“五殿”,应就是“金明图”中晋士明与郭范下棋的地方了。殿外碧水荡漾,殿内御幄朱漆明金龙床,可谓华贵。在这种地方对弈一局,兼具山水之胜与富贵之尊,只不知是否是在御前对弈。金明池尽管华贵,关键是又“不禁游人”。孟元老如此描述金明池五殿外的人情风物:

殿上下回廊,皆关扑钱物、饮食、伎艺人作场勾肆,罗列左右。桥上两边,用瓦盆内掷头钱,关扑钱物、衣服,动使游人往还,荷盖相望。桥之南立櫺星门,门里对立彩楼,每争标作乐,列妓女于其上。门相对街有砖石甃砌高台,上有楼观,广百丈许,曰宝津楼。前至池门,阔百余丈。下阙仙桥水殿,车驾临幸观骑射百戏于此。池之东岸,临水近墙,皆垂杨。两边皆彩棚幕次,临水假赁,观看争标。街东皆酒食店舍,博易场户,艺人勾肆质库,不以几日解下,只至闭池,便典没出卖。北去直至池后门,乃汴河西水门也。其池之西岸,亦无屋宇。但垂杨蘸水,烟草铺堤,游人稀少,多垂钓之士。……池岸正北对五殿起大屋,盛大龙船,谓之奥屋。

孟元老称开金明池琼林苑,只不知何时闭园。一方面皇帝驾幸,另一方面亦不禁游人,可谓与民同乐。棋待诏们的对弈,大约可算是助兴节目之一吧!

对弈的地点,宫苑外尚有寺院道观。唐宋时,佛、道两教中好棋者众。长日清闲,何以消遣,唯有围棋。方外之人下棋自然也多在方外之地,“小槛明高雪,幽人斗智棋”。而文人士子也喜与好棋、好诗的僧、道中人来往,“落叶溅吟声,会棋云外人”,在方外之地“一局忘万事”。北宋诗人文同有《送棋僧惟照》,还有一首《白鹤寺北轩围棋》:

祗园隐城南,开轩极幽邃。

日影转不到,居常抱秋色。

余兹度炎燠,一局忘万事。

扰扰门外人,谁知此中意?

祗园全称“祗树给孤独园”或“祗园精舍”,佛祖传教之地,这里代指白鹤寺。入寺门,开棋局,度炎热 ,忘万事,令人神清气爽。此中无限意,俗人怎能知?所以文人士子留下不少与僧道中人交往的棋诗,宋代如王安石《对棋与道源至草堂寺》、郭印《明上人感棋不已作诗赠之》、王洋《元夕夜与戎琳殊三老僧对棋琳请作诗赋之》、王之道《和道可》、王谌《山庵即景》等等。另一方面,不少俗界中人的棋会,也多喜在寺院道观举行,《忘忧清乐集》中所载当时国手的对局谱,对弈地点多是寺院道观,也就不足为奇了。

《忘忧清乐集》有两局在佛寺中进行。兴国图为东京梁门里兴国寺戒坛院,孙侁饶郭范黑先。天清图在东京州南婆台寺,王珏饶晋士明黑先。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对十局棋中的九处地点皆有提及,独不见兴国寺的记载。据今人张驭寰先生考证,兴国寺(太平兴国寺)“建在东京内城州桥之东北”,是“东京城内的早期建筑,它与东京城内的城门是同一时期建造的。……山门内建有钟楼,但并未建鼓楼;在中心线上依次排列着天王殿、大雄宝殿、太平兴国寺大塔、观音殿,再后为藏经阁,最后是三、四个小型墓塔。在中轴线建筑两侧是东西厢房……在大雄宝殿之后,还有老树数株,十分古拙。”南婆台寺一名繁台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称“婆台寺在陈州门里”。周城《宋东京考》十四载:“婆台寺在陈州门里。始建未详,金季兵毁。按婆台应作繁台,读如婆。”李濂《汴京遗迹志》十载:“天清寺在陈州门里繁台上,周世宗显德中创建。世宗初度之日,曰天清节,故名其寺亦曰天清。寺之内砖塔曰兴慈塔,俗名繁塔。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重修。元末兵燹。寺塔俱废。国朝洪武十九年,僧胜安重修。永乐十三年,僧禧道等复建殿宇塑佛像。”文莹《湘山野录》下修正曰“案繁台本七层,今存三层。……李濂云寺塔俱毁,未尽其实。其寺本名天清,俗讹作婆台。周城谓不知其始,亦非。旧说繁台即古吹台,以繁姓居侧而名。《玉篇》泛姓也,《集韵》薄波切,音婆”。

《忘忧清乐集》有六局在道观中进行,计有万寿图、长生图、佑神图、上清图、醴泉图、保真图分别弈于万寿观、长生宫、佑神观、上清宫、醴泉观、保真宫。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上清宫在新宋门里街北。以西茆山下院。醴泉观在东水门里。观音院在旧宋门后太庙南门。……长生宫在鹿家巷。……万寿观在旧酸枣门外十王宫前。”醴泉观、佑神观、保真宫、南婆台寺皆在东京东南,且相距较近。《东京梦华录》提到出朱雀门(内城南门),过龙津桥,又东去横大街,又“东至贡院、什物库、礼部贡院、车营务、草场街、南葆真宫。直至蔡河云骑桥、御街至南薰门里。街西五岳观,最为雄壮。自西门东去观桥、宜泰桥、柳荫牙道。约五离许,内有中太一宫、佑神观(案:佑神俗称,本作佑圣。圣,天子也,若神,何须佑乎)”。李濂《汴京遗迹志》十曰:“佑神观有二。一在城内西南隅马军衙之西,观前有积水,夙著灵异,正德初改为大道宫。一在陈州门里普济水门西北,金季兵毁。” 《东京梦华录》提到的“佑神观”陈州门里这一处。张驭寰《北宋东京城建筑复原研究》也提到有两处“佑神观”,一处在水溃街东侧,一处在广利门内西侧。水溃街东侧之“佑神观”,也即陈州门里这一处。张驭寰先生描述:

城保康门外(南)水溃街东侧顶佑神观,作园林式,正房三间,为佑神观的主房, 厅式,供奉神像,屋前两廊,花树枝影,假山叠石,应有尽有。东跨院补建高墙,半壁廊坡顶,十数间,雨天可以从廊子通行。佑神观之旁有三棵大树,围墙陋窗十分美观,可以欣赏绿色天地。道士在这个环境里生活,身心快活,也没有闲人来骚扰,一心读经,一心修炼,过着神仙一般的生活,别有洞天之意。这样的境界,东京城里园林也不是太多。

广利门内西侧的佑神观则在东京城外城西南角,位于“湖之北岸,……地势略微高起,树木与园、楼台景点随着地势高低起伏,形成自然景观和建筑景观相结合的整体布局。这一点在东京城独一无二。”

至于醴泉观,《汴京遗迹志》称:“醴泉观在东水门里。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五月,泰山醴泉出,诏于其地建醴泉观。后复建于京城。金季兵毁。”

而上清宫,据蔡絛《铁围山丛谈》称:“上清储祥宫者,乃太宗出藩邸时艺祖所赐予而建也。”而万寿观,本为玉清昭应宫之一部分。程大昌《演繁露续集二》载:“端拱造上清宫,庆历三年火,止存寿星殿,因葺为观。大中祥符元年,造玉清昭应宫,至天圣七年灾。止存长生及章献本命殿,因葺以为万寿观。”李濂《卞京遗迹志》称:“万寿观在景龙门西北,本玉清昭应宫东偏北殿也。天圣七年夏六月,玉清昭应宫灾,燔爇殆尽。惟存长生崇寿二殿并章献太后本命殿。后稍修葺,改崇寿殿名太霄殿,徙奉玉皇铜像。增缮宝庆延圣二殿,及应福斋殿昆玉池亭。又葺章懿太后御容殿,改名万寿观。后皆毁于金兵。”

北宋东京的这些园林宫苑、寺院道观,今早已不存。但曾经在那里下棋的国手们的棋谱,一部分却有幸留了下来。使我们得以从棋中去想象当年“忘忧清乐”的情景。还有就是那些记录当年的繁华的文字与图像。北宋末年的李元叔曾在给进献宋徽宗的《广汴都赋》中曾这样描写当年琼林苑、金明池的胜景:

尔乃背宜秋,出城阿,神池灵诏,相直匪赊。伊苑囿之非一,聚众芳而骈罗。神木千岁而不凋,仙卉四时而常花。宗生族茂,厥类实多。当青鸟之司开,正条风之暄暖,命啬夫而启禁御,纵都人而游览。我皇践祚之五载,六飞始御于苑门,盖将顺民心之所乐,达余阳于暮春。指金明而驻跸,观曼衍之星陈。兰桡飞动,彩仗缤纷。帝曰:“斯乐,予何敢专。”遂践琼林,宴宝津,……修先朝之故事,张太侯以示民。于以戒不虞于平世,励武志而弥勤。

而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更为我们细致描绘了当年汴京的繁华。瓦舍勾栏、茶楼酒肆……娱乐,成了都市生活的一种时尚。而当年国手们在棋盘上的争战,同样为我们留下了关于开封的一份珍贵的历史记忆。(何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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