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在晋阳叛变自立，建晋国，史称后晋，他以幽、蓟十六州和称“儿皇帝”的条件乞求契丹出兵助他灭后唐。938年，石敬瑭将幽、蓟十六州献给契丹，从此此十六州一直为外族所踞，中国黄河以北除山西雁门关以外的辽东一带天然国防线全部失却，中国不得不陷于天然的压逼形势之下挣扎，致使宋朝不得不屈辱乞和而艰难度日。
石敬瑭因向契丹求援和割让幽、蓟十六州的行为成了北宋灭亡的千古罪人，后世称之为罪最大恶已极的可耻人物”。然而，有历史学者却对此不以为然，对石敬瑭“千古罪人”的定位显然是从当时宋朝汉人政权的角度出发，并视石敬瑭为汉人。可事实是石敬瑭并非汉人，而是被称为胡人的沙陀人，即使他不割让幽、蓟十六州，后晋强大后也会对宋朝构成威胁。
那么幽、蓟十六州是否真的那么重要呢？石敬瑭割地确实使中原失去了天然屏障，使得契丹以至后来的女真在军事上处于有利地位，给中原抵御其入侵增添了困难，但将它看作是北宋灭亡的主要或决定因素未免夸大了它的作用。以失去幽、蓟十六州的后晋举例：947年，后晋为契丹所灭，但它灭亡的原因并非是失去了十六州的屏障，而是其统治集团内部的腐败、瓦解，主暗臣庸、将帅离心所致。
以后晋的军事实力来看，它完全可以抵御住契丹的进攻。945年，契丹主耶律德光亲举倾国之兵入侵后晋，围晋军于阳城，主帅杜重威既无良谋解围又不准将士出战。晋军将士不肯坐以待毙，奋起出击，“契丹大败，德光丧车，骑一百藁驼而走。”后晋皇帝石重贵闻知阳城得胜后以为“天下无虞，骄侈益甚”，致使将帅离心、不为尽力，这才让契丹有可乘之机。
946年，契丹再次大举入侵，杜重威率晋军主力屯驻在不宜于屯大军的中度，奉国都指挥使王清主动请战。初时晋军小胜，诸将请大军继进，杜重威却不许，暗地里竟遣心腹向耶律德光祈降求赏，当得到“降则以汝帝中国”的承诺后率军投降。当杜重威命将士整军集结时，军士踊跃以为要战，当得知是投降契丹时，军士皆恸哭、声震原野。可见晋军将士并非不能战、不想战，而是被杜重威胁迫出卖了。
后晋如此，宋朝更是如此。1126年，即靖康元年，金军从黄河北岸渡河攻宋，骑兵用了5天时间才渡完黄河，侦察兵在周边探了一圈竟未发现宋军的一兵一卒，以至金人大笑：“南朝可谓无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岂得渡？”然后金军步兵从容渡河，围开封灭北宋。由此可见，如此腐败堕落的宋朝，就算它拥有幽、蓟十六州的天然屏障也同样是灭亡的命运。
显然，石敬瑭割幽、蓟十六州致使宋灭的黑锅是宋朝统治者扣给他的，而对于他治下的百姓来说，这位皇帝虽不是圣君，但也称的上贤君。石敬瑭继承了后唐明宗李嗣源“息兵革、登年谷”的治国理念，又接受辅臣桑维翰“推诚弃怨以抚藩镇，卑辞厚礼以奉契丹，训卒缮兵以修武备，务农桑以实仓廪，通商贾以丰财货”，为后晋百姓创造了一个赖以休息的环境。
至于石敬瑭当契丹的“儿皇帝”，确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当时他被困晋阳城中，势同累卵之下，向契丹求援是唯一的生路。早在300多年前的隋末唐初，唐连续向突厥的始毕、出罗、颉利3名可汗称臣纳贡，唐太宗说：“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这或许也是石敬瑭的苦衷和志向。630年，唐灭东突厥；657年唐灭西突厥，完成了唐高祖“志灭匈奴”的遗愿。如果石敬瑭活得久一些历史又会怎样呢？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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