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应鳌，字山甫，号淮海，谥文恭，贵州清平（今凯里市炉山镇）人，祖籍江苏如皋。进士出身，历任户、刑二科给事中，江西按察司佥事、参议，陕西提学副使，四川右参政，湖广布政使，郧阳巡抚，大理寺卿，国子监祭酒，南京工部尚书等职。
一生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历官北京、江西、陕西、四川和湖广等地，足迹遍布当时的近半个中国。
所到之处，内树风教，外振纪纲。任官之余，广交天下学者，大倡阳明心学，著书立说，奖掖后进，故江右王门学者胡直曾将其与耿定向、赵大洲、罗洪先等人并称为“理学名儒”。
一、孙应鳌的学术渊源
孙应鳌出身于三代儒学世家，为当地望族。在祖父孙重和父亲孙衣的精心培育下，从小极为聪慧，年仅九岁在入私塾前即能读书作文。
嘉靖十五年，十岁的应鳌入私塾读书，拜郡中名儒周慎轩为师。应鳌随周慎轩从学六年，为日后的学术生涯打下了扎实的儒学基础，师生二人也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嘉靖四十二年，应鳌就任四川右参政前，曾返乡祭拜师墓，并作《祭周慎轩先生文》。深情地回顾了与蒙师举烛夜读的场景，表达了对老师的感激之情。
嘉靖二十年，因周慎轩遘疾，应鳌无奈辍学归家。次年，应鳌随父亲来到云南保山县。其父孙衣人品高尚正直，淡泊名利，不为权贵所左右，名重乡里。
父亲的人品学问，在幼年的应鳌心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应鳌在随父学习的两年中，尽得其父易学真传，为隆庆二年《淮海易谭》四卷的撰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嘉靖二十三年，应鳌由云南返乡准备来年举行的乡试。此年，王阳明入门弟子徐樾以提学副使督学贵州。徐樾少时即从王阳明学习良知之学，与夏言才名相当。
继而三次受学于王艮门下，对王艮之学得之最深。王艮逝世前曾授徐樾以“大成之学”，故黄宗羲《明儒学案》将之列于泰州王门，与颜钧、罗汝芳、何心隐并称为泰州王门“四大金刚”。
徐樾在贵州任提学副使期间，率先垂范，以振兴地方文教为己任，摒弃传统夷夏之辨的世俗观念和循规蹈矩的教学方法，亲自登坛讲学，积极传播阳明心学。
嘉靖二十四年，应鳌在选拔考试中出类拔萃，其才情折服了徐樾，徐樾预测其必定会在来年的乡试大考中夺魁，遂将应鳌收入门下，把自己平日所得阳明、心斋之学传于应鳌，将其接引入阳明心学的殿堂，成为阳明再传弟子。次年，应鳌果然以《礼经》得中乡试第一名。
嘉靖二十九年，徐樾升为云南布政使，在平定云南元江府土著那鉴的叛乱中，受诈兵败被溺死元江中，应鳌闻此噩，心中极为悲痛，泣血作《公无渡河哭波石先生》诗以悼念其师。
事隔多年以后，应鳌仍对徐樾的知遇和提携之恩念念不忘，足见其深厚的师生情谊。
由此可见，深厚的家学渊源、少年时代的勤奋好学以及阳明心学的陶冶熏陶，对孙应鳌一生的学术经历和为政生涯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二、孙应鳌的交游经历
孙应鳌考中进士后，与同科二十八名进士被选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继续学习二年，备内阁选用。在此期间，主要结识了徐阶、陈梅山、蒋信、陈珊等人。
因出任嘉靖三十二年癸丑科会试的总裁官，为时任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的徐阶，按当时的传统，徐阶当为孙应鳌的馆师，二人为师生关系。徐阶非常欣赏应鳌的人品和才华，常以国士目之。
散馆之后，徐阶欲留之于史局，因奸相严嵩的阻挠而未果。
应鳌在翰林院学习期间，徐阶在京师举办了八次灵济宫会讲，请江右王门聂豹、欧阳德及浙中王门程文德等著名学者轮流主讲，一时轰动朝野，使全国“学徒云集，至千人……为自来未有之盛”。
面对如此宏大的学术盛宴，刚刚考中进士的孙应鳌自然不会错过这大好的学习机会，大师荟萃的讲会，使其眼界大开，受益匪浅，逐渐确立了终身的学术旨趣。
陈梅山在本科会试中，以工部郎中的身份担任主考官，故孙应鳌以座师事之。他对陈梅山的学问、品德和志向深表折服。
孙应鳌与楚中王门代表人物蒋信也有非常深厚的交谊，应鳌之学得力于蒋信者居多。蒋信曾于嘉靖十九年至二十二年冬任贵州提学副使，在此期间，孙应鳌尚在私塾从周慎轩学习，后又随父至云南保山县任，所以无缘与蒋信结识。
嘉靖二十二年，蒋信即辞官回乡，在桃花冈建精舍授徒讲学，声名大盛。
三十二年，孙应鳌在京读书中秘时，因仰慕蒋信的学问，曾专门赴桃冈拜蒋信为师，开始与其交往。
嘉靖三十五年，两人始交于北京，是年应鳌任刑科右给事中。次年出任江西，二人从此分别。三年后，应鳌任满回京述职，途经衡山，顺道看望时任衡山县令的叔父孙褒，孙褒与赋闲在家的游行野过从甚密。
孙应鳌到达衡山时，正值游行野寿辰，孙褒命应鳌作《贺衡州郡公游行野诞辰叙》，文中表达了对友人的相思之情，并对游行野的学问道德予以高度肯定。
嘉靖三十六年，孙应鳌因事忤逆权相严嵩，不为所用，出补江西按察佥事，次年迁江西参议。在江西任职的四年中，与浙中王门王宗沐，江右王门罗洪先、胡直以及明“后七子”之一的吴国伦等人交往甚密。
应鳌任江西按察佥事时，王宗沐任江西督学使，二人始交于九江。次年，应鳌迁江西参议，王宗沐改任江西布政使。二人过往甚密，政暇之余，经常在一起赏菊，交流种菊之法和学习心得，应鳌曾作《菊记》一文以记其事。
孙应鳌在江西任职期间，罗洪先或四处讲学，或以病谢客，屏居止止所中，故应鳌无缘而谒问学，二人的交往仅限于书信往来。
应鳌学有所疑就向罗洪先请教，罗洪先曾回复有《答孙淮海少参》一书。罗洪先时有新作即寄与应鳌，互相讨论。
受罗洪先主静思想的影响，应鳌曾两次辞官归里，授徒讲学，虽曾三次被授以国子监祭酒、刑部右侍郎和南京工部尚书等高官，均被应鳌婉言谢绝，以致给人落下“屡起不仕，无人臣礼”的口实。
孙应鳌与胡直为莫逆之交。嘉靖三十六年，应鳌出任江西，胡直任湖广佥事，二人相识于江西，五年后又一起任官于四川，经常在一起讨论心学，相知甚笃。
十年的相互交往，使二人志同道合，情同手足。此次重聚于四川，使得远在数千里之外的耿定向都感到羡慕和慰藉，分别致书表示祝贺。二人在心学的殿堂里尽情遨游，相得益彰。
自嘉靖三十六年初识，至万历十二年应鳌去世，二人交往时间长达二十八年之久。
应鳌与明“后七子”之一的吴国伦的结识应始于京城，嘉靖三十四年，吴国伦为兵科给事中，应鳌为户科给事中，二人为同僚。
同年，吴国伦因得罪严嵩而被贬为江西按察司知事，两年后，应鳌也因同样的原因被贬为江西按察佥事，相同的遭遇使二人再次相晤于江西九江，感慨之余，应鳌作《九江晤吴明卿》记其事。后应鳌调任陕西提学副使，吴国伦调任河南归德知县，二人从此分道扬镳。
隆庆六年，吴国伦任贵州提学副使，此时应鳌正辞官家居，吴国伦专门从贵阳前往清平会见老友，却无缘会面。不几日，再次前往又不得见，无奈之下，只得作《凤山之约》以表遗憾之情。
时过不久，吴国伦三顾茅庐，终于得以在山甫书院与好友相见。分别十年后得以重逢于贵州，二人异常兴奋，应鳌曾作《喜接明卿》诗记其事。
万历二年，吴国伦改任南京参政，二人从此别过，但彼此书信来往不断。二人一有新作，立即寄与对方共赏。
一年后，应鳌升任国子监祭酒，不久即以病引告卸任，后屡征不起。吴国伦作《怀孙祭酒山甫诗》，对好友在学术和政事方面取得的成绩引以为傲，同时也为其过早辞官而感到遗憾。
嘉靖四十年，孙应鳌迁任陕西提学副使，督学关中期间，主要与泰州王门耿定向、江右王门邹守益父子以及温纯、乔世宁等人交往。
应鳌曾与耿定向讨论为师之道，认为荀子的“四师”之学，虽为“大醇之音”，却“似矣而未尽者”。
孙应鳌却另辟蹊径，以所得阳明心学来理解孔子“温故知新”之义，并将孔子“温故知新”作为“万世师道之准，师道之极则”。
他在突破以往传统学者将所闻所得作为“温故知新”的解释范式后，从道德的维度，独创性地用阳明心学将其解释为人心中的生机生生不息，天地万物合为一体，认为教师教学的重心不仅仅是传输知识，更重要的应在于塑造学生的德行。
从学问和辈份上说，江右王门邹守益应是应鳌的前辈，故应鳌对其推崇备至。在其《四书近语》中曾多次引用东廓之说。
可见，邹守益对于曾点童冠咏归之乐和颜回箪瓢陋巷之乐的理解，应鳌是非常赞同和向往的。可惜邹守益在应鳌三十六岁时就去世了，故无缘向其当面请教。
但应鳌与邹守益之子颖泉交往颇深。二人虽未曾谋面，但相同的志趣使他们二人相知相重，互相勉励，经常保持着较为频繁的书信往来。
应鳌在任职陕西期间，实意作人，身先为范，为陕西的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尽心尽职。他在西安创建正学书院并亲任主讲，培养的著名弟子有温纯、李发等人。
嘉靖四十二年，孙应鳌晋升为四川右参政。次年，移镇剑南，访南充任瀚。
嘉靖十八年，年仅四十岁的任瀚因不满朝廷时弊，厌倦官场生涯而毅然辞官归家。应鳌久慕其才品，至是始得面谒问学，并出示其南游以后所作诸体诗五百余首，请任瀚为其作序，任瀚欣然应允。
在序中，任瀚将应鳌与南朝著名诗人鲍照、谢灵运，明朝诗人李梦阳、何仲默、张含、高子业、顾华玉等埒相观，评价甚高，足以体现出任瀚对应鳌才学的高度欣赏。
同时，任瀚以长老的姿态提醒应鳌切不可锋芒毕露，投机取巧，体现出了一个长者对后学者的极力提携和谆谆教诲之意。
三、孙应鳌对黔中王门学派的建构
孙应鳌自从被徐樾接引入阳明心学的殿堂以来，无论是为学，还是为政，无不严格遵循王阳明“良知”本旨，积极践履阳明心学。
在为学方面，除上述与耿定向论为师之道、与胡直论理一分殊以外，应鳌以心学为本的为学道路还体现在对《易经》的解释上。
其《淮海易谭》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独辟蹊径，用以心学释《易》和以《易》证心学的方法，形成了其独特的一以贯之的易学体系。
与别的易学派别不同，孙应鳌认为，易之理即天地万物之理，而天地万物之理即存在于人心之中，所以易理即人心，《周易》即存心明理之书。
孙应鳌一改前人研究《周易》的目的主要在于释经的传统，而是凭借《周易》来阐释阳明心学。他认为，即理即人心，八个经卦的卦鐩以及六十四卦的排列，都可以假借发挥以阐释心学。
以此为原则，他解释了六十四卦爻辞以及《象》《彖》《文言》《系辞》四传，为学路向已经由经学转向理学，建立起了贵州心学派的易学体系。应鳌还将平日所学自觉运用到为政实践当中。
嘉靖三十六年，年仅31岁的应鳌初任江西按察司佥事。因嘉靖帝迷恋长生不老之道，无暇顾及朝政，致使大权旁落，奸相严嵩结党营私，残害忠良，全国民众怨声载道，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江西民众也群起响应。
孙应鳌将所学运用于地方治理之中，以儒家仁义之道为治道之本，尽心抚治，使得所辖郡县安然无事，任事之初即表现出超群的治理能力。
后九江有三百人被误认为贼党而被捕，应鳌为之奔走呼号，设法为其开释，终于使得他们免于刑罚之苦。
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二年，应鳌在督学关中期间，实意作人，身先为范。曾创建正学书院并亲任主讲，教导士子为学由经义出发。
通过“慎独”“默识”功夫，以达于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最后落实于为官之用，教学内容有体有用，教学步骤循序渐进，在当地引起极大的轰动。
明代中叶，随着程朱理学的逐渐僵化，王阳明创立的良知学说异军突起，众多弟子为阐释和弘扬阳明心学，在各地兴建书院讲学，使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以阳明心学为中心的学术共同体。
王阳明去世后，整个心学体系逐渐分化，产生了不同的流派，黄宗羲《明儒学案》将其分为七个地域性学术共同体。
孙应鳌通过与这些不同流派的学者交游，吸收各派的学术精华，取长补短，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同时也扩大了自己在学术界的影响。
辞官归乡后，与黔中同道中人马廷锡、蒋见岳及李渭等人共同探讨王学，并在家乡兴建书院，授徒讲学，将阳明心学传播至贵州的穷乡僻壤，使得贵州历史上的第一个学术共同体———黔中王门最终形成。
马廷锡，字朝宠，号心庵，贵州宣慰司人。应鳌与马廷锡曾同在桃冈蒋信门下求学，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嘉靖三十八年蒋信去世时，二人同赴桃冈吊唁，此后马廷锡回贵阳继续讲学，应鳌则四处为官，中间有十年时间无缘相见，但两人的感情却仍然非常深挚。
隆庆三年，应鳌因座师徐阶罢职受到牵连，遭蜚语诬陷，首次以病辞官归里。当时马廷锡正应邀在贵阳主讲阳明书院，二人得以经常相互往来，深入切磋心学，并结为性命之交。
万历五年，应鳌再次辞官乡居，整日优游于林泉山寺之间，静坐其中，过着十分悠闲的隐居生活。
马廷锡得闻后，对应鳌表达了欲赴清平与其同隐的心愿，应鳌曾作《闻心庵欲来同隐》诗记其事。诗中表达了与马廷锡志同道合、安贫乐道的志趣。
蒋见岳与应鳌为同乡里人，名世魁，字道陵。自少即能吟诗作文，才华俊逸，以诗名享誉于当时。他坚信凭自己的才学定能在科举场上有所建树，不料却十举而不中。
除诗学外，见岳还潜心理学，最初与应鳌、蒋廷锡等人一道赴桃冈拜蒋信为师，知万物一体为圣门宗旨。后又拜谒湛若水，登峋嵝、罗浮诸山，俯睇六合，襟抱洞开。
嘉靖四十年，应鳌在赴任陕西提学副使前，曾归觐清平，在家乡有过短暂的停留，此年正值见岳最后一次参加乡试落榜。
二人见面后，见岳出示其诗集《下第稿》，应鳌见“其思结，其情苦，其格律壮而悲”，不禁发出“见岳子昔固有闻于道，岂应厄穷遂戚戚于此”的感慨，为好友的不幸遭遇而鸣不平。
二人相与谈论至夜半始别去。后应鳌将诗集带至任上，为加评语后付梓刊刻，并将诗集易名为《初志稿》。
后见岳应岁荐，授同州训导。几年后，辞官归乡玩《易》治书，借宅以居，冬夏一褐，绝无病容。
隆庆三年，应鳌归乡后，与见岳一起优游山水，吟诗论学，应鳌《学孔精舍诗钞》中有相当数量的诗文记二人交往盛况。
李渭，字湜之，号同野，思南府城内人，嘉靖十三年举人。历官四川华阳县知县、安徽和州知州、广州高州府同知，后升应天府南户部郎，出任广东韶州府知府，晋升为广东提学副使，官至云南左参政。
万历六年，李渭告老还乡，在家乡为仁堂、点易洞开坛讲学，使阳明心学得以传播至黔东北土家族地区。相同的学术追求，使得李渭、马廷锡、孙应鳌三人经常往来论学，相互品题，共同提高，最终成为黔中王门三大代表人物。
他们不仅传承了阳明心学思想，还不断地在理论上创新，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体系，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发展了阳明心学，并将自身的所学所得推向全国学术舞台，为黔中王门学派的最终定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学术共同体的构建中，应鳌除了潜心研究阳明心学的理论体系外，还通过授徒讲学的方式积极传播阳明心学，不断扩大学术共同体的范围。
孙应鳌一生中曾两度归乡讲学，第一次是隆庆三年，第二次是万历五年。隆庆三年，应鳌回乡后，在清平故居附近修建平旦草堂，一边勤奋读书，一边授徒讲学。后因从学者日众，非平旦草堂所能容纳，于是又在清平境内伟拔山麓修建学孔书院。
此次归乡时间只有短短四年时间，万历元年又起官佥都御史，再抚郧阳。万历五年，孙应鳌在国子监祭酒任上以病辞官，回乡创建学孔精舍讲学，一直延续至万历十二年去世止。
在此期间，其所授学生中有史可查的有邵元善、王炯、孙世祯、清平“三甫”等人。
四、总结
综观孙应鳌一生的交游经历和学思历程，大致可以看作明代学人交游的一个缩影，正是在与名儒硕学的广泛接触和交往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其思想精华并融会贯通，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理论体系，并促成了地域学术共同体———黔中王门学派的最终形成。
来源：堂吉诃德的骑士
